1782年，《强盗》在曼海姆首演，随后出版的修订过的第二版被加上一句题词：“打倒暴君”。这是席勒的主意吗？现已无从考证。但从剧本本身表达的情绪中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这时，启蒙哲学已在德国大行其道，对启蒙哲学的批评也预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到来。但是，启蒙哲学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就要显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问：思想革命终于引发社会革命，德国文化界极受震撼吧？

答：毫无疑问。在当时，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与之相比。它引发全欧洲的震荡，作为法国的近邻，德国思想界首当其冲。当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到德国时，大多数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欢欣鼓舞，甚至在精神上参与这一事件。据康德的朋友马尔特说：“当康德听见共和国缔造成功时，激动的呼喊：主啊，让您的子民安宁吧，因为我看到了世界的荣光。”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种下一颗自由树来表达对大革命的支持。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甚至讴歌：“高卢那大胆的国民议会业以破晓\晨间阵雨浇向等待者\透入骨髓\来吧，你这新鲜的清凉剂\纵然不是梦想的太阳。”席勒在大革命爆发时也是满心支持，只是表现的不那么狂热。虽然他为此和对大革命抱反感的歌德有过一些争执，但歌德的冷静无疑影响了他。萨弗兰斯基指出了歌德对大革命的睿见：“让歌德害怕的不仅是革命之强力，让他恐惧的是这样的想象，即大众易受误导，因为他们会被革命的男人，歌德喜欢这样称呼那些空谈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拖进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政治牵涉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事物，这要求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为前提，他不仅追寻自身利益而是要能够承担起对整体的责任。”

问：歌德看得透彻。

答：这是一个永恒的教训。终于，在1792年巴黎发生9月大屠杀事件后，席勒开始深入反思。他思考的主题是，革命是为了让人获得自由，但它的后果却是不受约束的暴力得以释放。获得自由的是兽性的本能而不是人性的尊严。萨弗兰斯基指出：“席勒以为革命的肆无忌惮已足以证明粗野和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被解除后得到释放，以无法控制的狂热急于获得兽性的满足。受国家压迫的人并非自由人，他们只是国家拴在铁链上的野兽。”这种革命及其后果离席勒的追求南辕北辙。于是，席勒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任务，要探求在人的诸种精神活动中，哪一种活动会使人的本能获得自由的升华。这种自由不是动物性的任意宣泄，而是使人成为文明优雅，道德高尚又具创造力的自由人。这样的革命是精神革命，它会超越法国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动力和目的。如果人不首先创造出革命的精神基础，一切斗争的结果就是给自私自利的暴力打开大门。1789年11月，正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席勒为自己主编的《历史回忆录总汇》写了一篇导言，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即在历史中，人的激情，牺牲精神和自由意志与理性和启蒙力量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他所举出的例证是，欧洲的活力与自由的冒险精神曾在十字军东征中获得展现，但这种活力不受启蒙精神和理性的引导，所以它并没有获得革命的精神基础。席勒问：“对后世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能否成功的长久保持这种自由的活力，直到启蒙那比较缓慢的发展能够顾及到它。”席勒坚信，一切取决于以后的理性是否还找得到以前的自由。

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趣。

答：是的。这个古时的自由精神其实就是当时人的冒险精神，它是一种感性生命力的外溢，要征服，要夺取，这里有群体的坚强意志，尽管他们和迷信狂热纠缠在一起，但群体的性格是坚定的。席勒从比较历史上人的行为模式来观察大革命，所以他始终有一种怀疑态度。他说：“中世纪的英雄们执着于一种他们误看作是智慧的妄想，正因为这对他们是智慧，鲜血，生命和财产，他们的理性越是受到糟糕的教导，他们就越是英勇的服从其最高律令。而我们，他们的有教养的子孙，难道可自我炫耀，较之他们的愚蠢，敢于使用我们一半的智慧。”有趣的是，1792年法国国民议会推举席勒为荣誉公民。同时上榜的还有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但法国革命给他的荣誉并未影响席勒的观察与思考，他的结论是：“人类尚未成长到无需监护控制，那个缺少这么多人类自由的人尚未成熟，不具备拥有公民自由的条件。”席勒是从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中发现自由尚未获得。甚至人们对什么是自由也未彻底明了。席勒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寻找自由的根据，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因为他的艺术创造活动给了那些舞台角色以自由的生命，让他们依照自己的自由选择参与到个人命运和历史活动中。例如《强盗》中的卡尔，《菲耶斯科》中的谋反者菲耶斯科，《阴谋与爱情》中的费迪南。

问：难道他相信艺术和审美的自由创造会产生真正的现实中的自由？

答：是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但却是席勒对人类精神发展所作最卓越的贡献。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是自由的，他几乎具有上帝的全能，依照自己的愿望，判断，规则，方法去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一个艺术的，美的世界。在人类的所有精神活动中，只有在审美的领域，他有可能抛弃一切功利的考虑，自由的感受和创造。甚至欣赏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过程。以撒亚·伯林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这种论调第一次引发了我所认为的人类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音符，即理想、目的、目标并非通过直觉，科学的手段，通过对神圣文本的阅读，通过听取专家或权威人士的意见而被发现，理想根本不是被发现的，理想是被发明的，犹如艺术。”1791年席勒答应丹麦的奥古斯坦堡公爵，把自己对艺术，对美学研究的心得用书信形式告知他。这个承诺的结果是27封美学书简。从1795年，以《审美教育书简》为名陆续发表。在这27封信中，席勒勾勒出他对人类社会走出野蛮，走向文明，走出愚昧，走向智慧，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愿景和方法。凭借《审美教育书简》席勒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人本主义美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是单纯为艺术而造，它包含了席勒的历史观，政治观，社会观，艺术观。它诞生于18世纪末，却为剖析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方法。正如萨弗兰斯基所总结的：“席勒感受到革命的挑战，要发展一种新的审美理论，由此，他成为此后不久所进行的浪漫主义之尝试的发起人。把革命不仅作为题目，而且作为建设性的原则引入文学和哲学世界。席勒1794年提出的游戏理论是1800年前后浪漫主义文学革命的前奏.”我们将仔细的解读席勒的这部著作，它会为我们提供批判当下社会的武器和憧憬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