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曼极力反对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痛恨笛卡尔基于怀疑论的推理得出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因为依据笛卡尔的理论，主体的“我思”才是认知的起点。可是在哈曼看来，只有排除了理性框架的信仰才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价值的源泉。

 

问：浪漫主义的认识方法显然排斥基于理性原则的对必然性的追求。

答：是的，这是浪漫主义认识方法的一个特征。因为必然性和人的自主的想象，和跳出当下的束缚，进入无远弗届的思维相冲突。所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更倾向于神秘，偶发，灵感突降。他们不会诉诸理性建构的体系或先验原理来寻求可靠性，除了信仰之外，他们确实也很难寻找到其他的可靠性根基。但是哈曼的认识论却有一个怪异之处，他论证信仰为一切知识的来源，依据的却是休谟的彻底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坚定的基督教信徒，他不从启示中寻找价值，知识的可靠性，而是以感觉经验判定知识基础的可靠性依赖信仰。所以当他发现了休谟的认识论时欣喜地称“休谟是我们自己的人。”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区别，当我们用“信仰”这个词时，总会不自觉地同某种宗教情感相联系。其实，在休谟的认识论中，信仰（bilief)这个词就是信念，它是因信这个行为而产生的观念。因为休谟不是宗教信徒，所以在他那里只有信念而没有信仰。可哈曼却恰恰相反，信这个行为带来的就是宗教性的信仰。哈曼认定休谟是自己人，可我相信休谟断不会认哈曼是自己人。 不过哈曼却全盘接受休谟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即对知识的认定只能通过经验感知。例如，当我们观察到橙色明亮的火苗时，总伴随灼热感，我们就可以下“火是灼热的”这个定义，而不可能通过逻辑的推论得出这个结论。

问：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对哈曼的理论探索有什么帮助呢？

答：他借助休谟的认识论原则攻击启蒙思想所推崇的理性科学和普遍性原理。伯林指出：“凡是不基于经验的存在命题，或者通过纯粹思想的方法推出其他存在命题的学说的鼓吹者，要么是自欺，要么是欺人，要么既自欺又欺人。哈曼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他对科学启蒙的方法和价值的全部批评的基础。”因为哈曼坚信，信仰不是理性，也不依靠理性，信仰得到知识，这是上帝和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但这个交流要诉诸直接经验而发生作用。这套论述背后隐藏着一个存在论的命题。伯林揭示出这个命题，他说：“存在在逻辑上先于理性，就是说，存在着的东西不能被理性证明，而必须首先被体验，然后人们才可以在其上建立理性结构，但其可靠性不会高于此原始基础。”这个存在论命题是后来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让海德格尔、萨特这些存在主义大师深思的命题。伯林总结说：“这在本质上是现代存在主义的胚胎，它的发展轨迹从休谟和德国神秘主义延续到哈曼，从哈曼延续到雅各比、克尔凯郭尔、尼采和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所走的道路也源于这里，在这段链条上，哈曼的观点是一个不可取代的环节。” 哈曼作为先行者的地位是我们在认识哈曼的思想贡献时不可忽略的。

问：看来哈曼对一切体系化的哲学都抱排斥态度。

答：是的。体系化给哈曼一种压迫感，他甚至认为构建一套哲学体系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对建立体系的康德大加攻击。他给康德写信，声称自己“要像一个神怪一样”对康德讲话，因为他完全不相信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可以解决问题。他嘲笑康德，声称他是“用叙事诗的方式”给康德写信，“因为您还不能够阅读抒情诗的语言。”在哈曼心目中，叙事诗只记载事实，“而抒情诗的作者却是人类心灵的历史作家。”他给康德写信的原因是因为康德劝他把法国启蒙学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的一些章节翻译成德文，可康德不知道哈曼对启蒙哲学的基本信条已产生怀疑。哈曼认为《百科全书》中关于美的条目浅薄虚伪，而他却是把美放在理性之上。他对康德说：“请您的朋友嘲笑我的审美想象力的眼镜，我就是用它来武装我视力极差的理性的眼睛”正是在这封给康德的信中，他表示信仰是知识和价值的根据。他援引休谟的信念观：“那位阿提卡的哲学家休谟，如果想吃一个鸡蛋，喝一杯水的话都非常需要信仰。”在这里哈曼使用了德文的claube一词,这个词和英文的bilief一样,既可以指一种信念也可指宗教的信仰 。

问：从哈曼一贯的思路来看，他用这个词大半是指信仰。

答：是的，哈曼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确实讲过，驱动你喝一杯水，吃一个鸡蛋这种日常行为都包含有信念在内。你相信喝水可以解渴，吃鸡蛋可以解饿。但休谟的话和宗教信仰并无关系。哈曼却辩解说，休谟连喝水吃鸡蛋这种感性行为都要诉诸信念，那么在思考评价比感性更高的事物时，信仰这条原则怎么会改变呢？哈曼要告诉康德，休谟哲学的怀疑论倾向必然导致信仰。而康德所关注和喜爱的理性却不能使人更聪明，它只是让人知道自己是多么愚蠢无知。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哈曼对休谟哲学的沉迷。他之所以拿休谟当武器来批评康德，是因为康德本人也受休谟影响，他曾经说，是休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思。但是康德和哈曼从休谟这里走向了两个方向。康德是通过对理性限度的考察，把理性与信仰分隔开来，指出信仰是超验的。而哈曼却干脆排斥理性在理解存在之奥秘上的作用，宣称信仰是知识与价值的根据。在给康德的信中，哈曼引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中的一段话来支持他对信仰的无比坚信。休谟说：“基督教始终讲神迹，直到今天，如果不以神迹来解释，则任何理性的人都无法相信其教义，我们无法仅凭理性去说服自己接纳其真理，任何基于信仰而承认基督教的人都会清楚意识到在自己身上不断发生的神迹。”哈曼特意把这段话摘引给康德，似乎是想得到康德的认同。因为他随后就写到：“如果我能够像一只夜莺那样歌唱，夜莺至少必须在鸟类当中拥有艺术鉴赏者。”可惜康德并未闻声回应。但哈曼乐此不疲，1771年《哥尼斯堡学术政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怀疑者的夜思》的文章，它其实是哈曼翻译的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的结语。哈曼发表它的目的仍然是批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文中说：“我对我在哲学中所处的孤苦寂寞的境地感到惊恐和迷惑，设想自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妖物，不能融合于社会中间。断绝了一切人间的往来，成为一个彻底被遗弃的、衷心忧郁的人。我很想混入群众之中，取得掩护和温暖，我招呼他人来与我为伍，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哈曼借这段话表达自己不被人理解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