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知道，在短短一个世纪前，中华民族的瑰宝——汉字，曾面临灭顶之灾，几乎被人遗忘？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语言和文字革命，在1916年至1958年间翻天覆地，深刻塑造了我们今日的语文面貌。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在这场“汉字革命”中，“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所扮演的复杂而双重的角色，以及它对中国语文现代性的深远影响。

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 它是指系统性地将语言凌驾于文字之上的意识形态，认为书写是语言的附庸和补充。在汉字革命中，语音中心主义展现出“二律背反”的特性，即其内部包含着相互缠绕的正反两面力量：它既具有破坏性，将汉字简化为不合格的表音系统，甚至忽视了汉字承载的文明价值，对中国文化和知识论造成了伤害；又具有解放性，被解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牺牲，承诺让所有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被听见”，象征着民主、自由与革命的实践，并具有现代性导向。

我们的故事从1916年讲起。那一年，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首次明确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拉丁罗马字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语音中心主义转向。这不仅是对西方“字母普遍主义”的服膺，更暗含着将其“国有化”的雄心。然而，赵元任对“可视语言”和精确记音的追求，甚至超越了对拉丁字母本身的执念，暗示了更先进的声音复制技术可能否定字母普遍主义的终极地位。

随后，汉字革命经历了多次“变异”：

• 拉丁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作为异见运动兴起于苏联，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瞿秋白等领导者强调方言的字母化拼写和语言平等，推动了“第三次文学革命”和“文艺大众化”，旨在赋予底层人民自我表达和创造自己文化的机会。
• 五四白话话语在追求“言文一致”的同时，实际形成了一种“语体文”（口语化的书面语），而非纯粹的口语。晏阳初在法国对一战华工的扫盲实践证明了语体文的有效性。然而，这种“赋权”有时也伴随着对底层声音的“剥夺和规范”，如许地山小说《玉官》中对主人公声音的限制，揭示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 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亡时刻，新大众教育运动将拉丁化与民族救亡、大众教育紧密结合。陶行知、陈鹤琴、叶圣陶等教育家推动中国文学向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明确左转，塑造了“小工人”的时代形象，通过语体文普及知识、动员大众。

到了1958年，周恩来总理宣布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出人意料地中止了彻底废除汉字的进程。这并非革命的失败，而是语音中心主义自身内部的辩证发展和理论内爆。古文字学家唐兰提出了“汉字书写学”，从汉字内部发展“新形声字”的拼音功能，挑战了拉丁字母对拼音的垄断，将文字置于语言之前，甚至早于西方解构主义，提出了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

最终，语音中心主义的这种内在妥协与修正，使得汉字得以保留并继续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对书写本质的深入思考——汉字书写学。这场革命，不仅塑造了中国语文的现代面貌，更留下了宝贵的启蒙、平等与自我解放的遗产。

收听本期播客，一同探索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语言文字实验！

来源：《汉字革命：中国语文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

笔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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