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汉城之后，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的志愿军部队终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被提到首要地位，那就是把前三次战役的伤员尽快护送到祖国后方的医院。

然而由于美国飞机的严密封锁，志愿军的运输能力遭到严重限制，大量伤员被滞留在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为了照料暂时无法后送的伤员，志愿军从部队机关里抽调了许多人充当临时的照顾员。中南军政大学的毕业生——于开志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于开志回忆道，“我们被抽出来护理彩号，一共十二个伤员。有一个是班长，他的大腿被打断了，躺在担架上，安排我护理他。我护理他有五天五夜，头两天，班长在那里痛苦的很，只要动一动担架他就喊疼的要命。结果，第三天开始要解手，他说：照顾员我想解大手，我说：你是老兵，班长，我是新兵，你给我说方法，我来配合你。他说：你上外面找几块石头，把我的担架给抬高，把帆布给我挖开，把屁股露出来。我说好。我到外边找了几块石头，掀起担架的一个角给他垫一个；掀起一个就垫一个。抬高担架以后，我身上正好带着这么长的削苹果刀，我拿刀帮他弄帆布，在屁股那里往下挖个洞，在他的裤头那里挖个洞，把敌人吃饭用的鸭蛋形的饭盒（带着把手），我拾过来一二十个，往门后一搁，我说：这里有十来个，谁解大手小手都可以在屋里解，不用出去，不会暴露目标。结果解决了‘解大手的困难’。我又弄了个棉袄袖，截掉以后在他屁股位置给他垫起来——解完以后给他垫起来。那个班长叫王家福，东北黑龙江人，结果好感谢我，我说:你别感谢我，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能完成任务，让你满意、让你少受点痛苦。”

除了志愿军的伤员，很多受了伤的“联合国军”俘虏，也被分散的安排在伤员队伍里。

于开志回忆道，“咱们那里有志愿军伤员十四个人，联军俘虏四个人（两个黑人、两个土耳其人），安排在对门住着，结果，一吃饭我就发愁，伤员吃完后剩下的饭，他说：护理员，这个饭你要吃你就吃，你要不吃送给伙房或者扔了都行，不能叫敌人吃，叫敌人吃了我们不愿意。我说：好了同志们，饿死他们，我不叫他们吃。吃罢饭了，安排他们解手，我把门从外边插上门闩，再叫俘虏吃饭。”

在质朴的志愿军士兵眼里，美国战俘内部的关系也十分耐人寻味。

于开志回忆道，“在离我们有二里地的地方，关着有三十七个完整无缺、没有受伤的俘虏，结果，政工科长——郭威过来说：小于，我听说这里有几十个没有受伤的俘虏。我说：离那里有两里路，那是个独房子，在那里关着。他说：走，你跟我去。我说：我咋跟你去，这里还有任务呢！他说：不要紧不要紧，警卫人员还在这里住着，没事，走吧，跟我去。到了那里，一个副连长带一个班在那里看押那37个俘虏。我说：李连长咋弄，政工科长想看看俘虏。他说：那不行，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没吃饭了，要是暴动了咋弄。科长说：你把机枪端好对准。然后开了门。呼一下，几十个人都趴在门口挤着，他们看见我的脊梁后背着干粮袋，手乱指。科长说：倒给他们叫他们吃。我说：就剩这些了，不知道啥时候再发呢！科长说：我想法给你弄。我还怪为难的。门口有个破钢盔，我捏住一小半多，把一多半倒到钢盔里面。我这里还没倒进来，那边一堆俘虏一下扎进去抢光了。在门口里边蹲着一个黑人，动都不敢动。科长又发现问题了。他说：小于，你把你手里剩的这点给那个黑人吃，把黑人叫到门外叫黑人吃。我说：科长你这不是找难题么，他敢吃不敢吃呀？科长说：咋不敢吃，他不饿呀！白人饿他不饿呀！结果，警卫员拉着他叫他过来，把钢盔拿过来，我呼啦一下倒给他吃。他看那些白人，看一遍看一遍，就是不敢吃。科长说：这是给你吃的。倒给他吃。那货吃了两把，钢盔就挪到里面去，叫白人吃去了。我说：科长你找事呀，到夜里这些白人不把他掐死才怪。科长说：那咋弄呢？我说：咋弄啊，带走吧，和我的两个彩号搁一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