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娟

中国共产党现代革命话语经历了“出场—初步自主探索—内涵拓展—跃升”四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历程。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体现在诸多理论著述、历史文献中，其中历届党代会系列报告是革命话语的直接载体，具有相对规范性和延续性、广泛传播力和影响力，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最权威最集中的呈现载体，是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及其内涵进行纵向爬梳、话语体认和文本比鉴的关键文本。

从一大到五大：“革命”话语的正式出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外源性现代化的多重合力下，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大规模进入社会话语权力系统，从不同面向展开了“革命”话语表达，试图变革政治制度的“百日维新”“预备立宪”，试图变革社会制度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是党关于革命话语的第一次正式表达，昭示着党的革命话语正式出场。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交叠形成的历史背景，使得革命话语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建党早期的历届党代会文件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认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阶级争斗”“格外紧迫”；《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明确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党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出号召，“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

这一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体现了党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和中国革命性质清晰的洞察力，革命话语的内涵直接指向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道路选择，即依靠工农群众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暴动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从而变革政治上层建筑。依据这种革命话语，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等社会进步力量，获得了清晰的历史定位和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但此时的革命话语主要是对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第三国的“城市中心”革命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借鉴与吸收。然而，这种外来的革命话语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水土不服。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借鉴俄国革命理论成果，并积极引介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但是，共产党人此时的革命话语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最终导致了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道路的曲折。

从六大到八大：“革命”话语的初步自主探索

1927—1928年间，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自主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六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做了系统的陈述，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澈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分，强调要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开展“土地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话语为“土地革命”所取代。党的六大肯定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开启了党的革命话语中国化历程。

由于受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和党自身条件的双重制约，党的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之久，在历次党代会中相隔时间最长。延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提出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减租减息”“工农武装割据”等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革命话语。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历史经验，党内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统一的认识，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党的七大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七大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的革命话语迈向了自主自觉的新阶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细化了七大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目标，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确立了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系列路线方针。

党的八大是党从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全面执政的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确把握了国内主要矛盾转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明确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八大提出了包括“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在内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经济管理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关系原则等。这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是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尝试，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内涵的革命话语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

非常遗憾的是，“建国初期，新生政权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的严峻现实威胁，因此，以‘敌-我’区隔为特征的革命话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影响”，党的八大提出的新的革命话语并没有得到坚持。八届二中全会重新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革命”话语内涵的转义

在和平与发展业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宏阔背景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四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革命话语的重构和拓展。

随着实践的深化,党对改革话语的表达与阐述更加全面、清晰。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锚定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十三大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将改革的场域进一步向政治体制延伸。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改革话语在历届党代会中的具化表达，改革的本质和目标，也被逐渐清晰立体地阐释，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而动转变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渐次发展到多方面体制机制的多维互动等内容的具象目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通过廓清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的性质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愈益深入，改革话语作为转义的革命话语，逐步获得了清晰的表述。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过去的革命话语不一样，这里的革命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革命”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克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有体制的难度，因而改革将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克服自己存在的问题，永葆先进性的革命性本色。正是这一转变，我们党先后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矩阵。

十八大以来：党的革命话语的拓展与跃升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更是表现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主动、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以适应时代需要。

习近平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具有内向建构的作用力，社会革命是具有外在建构的推动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实践逻辑中同构共生,指向社会革命主体与社会革命对象之间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性影响，“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伟大的革命精神，高扬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新的使命定义为一场由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的社会革命，更强调执政党自身对百年来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能丧失了革命精神，要求全党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这体现出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再次高扬革命精神，将其作为党的传家之宝、攻坚克难的力量之源和走向胜利的政治优势，把革命作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新时代的革命话语实现了执政党内在品格和外在使命的有机统一，使革命话语实现了全新的跃升。

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从转述外在性革命话语到初步自主探索中国化的革命话语，再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拓展革命话语的内涵，最终走向自主、自觉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革命的“中国话”，形成内容与形式兼具中华文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过程。党的革命话语从“中国化”向“中国话”的跃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原创性的“中国话”理论形态，用“中国话”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