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叙利亚难民潮愈演愈烈，欧洲成了一个聚光灯下，各个国家展示形象政策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瑞典以良心国家的造型出场，博得一片喝彩。不少难民跨过地中海，就瞄上了波罗的海边上这个北欧国家。看一下瑞典开出的条件，就不难理解难民们翘首北望的心情：入境即刻获得永久居留权，社区提供保障住房，福利等同瑞典公民，外加每月几千人民币的零花钱。可以想象，一对疲惫的叙利亚夫妇，怀抱幼子，逃离战火纷飞的中东荒原，跋山涉水，踏上斯德哥尔摩安宁富足土地的那一刻，应该是如何的如释重负，甚至喜极而泣。如果以上场景作为一个电影的开场，故事将会如何进行呢？幼子成长为瑞典首相的励志片？移民爱上瑞典姑娘的爱情片？还是幼子长大后变成恐怖分子的动作片？生活不是戏剧，但从不缺乏悖论和未知。瑞典人付出了良心和真金白银，换回的故事是一段白鹤报恩还是农夫与蛇，他们自己也难以预测。两年前的夏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一个移民聚集区爆发了一场骚乱。事件由警察射杀一名持刀移民引起，持续了一周时间，超过一百辆汽车被烧毁，多家商铺被洗劫，至少十名警察受伤。参加骚乱的主要是青年移民，包括十三四岁的少年。警方逮捕了十六名年青人，其中十三个人是有案底的。习惯了宁静生活的瑞典人被骚乱震惊了，为什么已经安定下来的难民会反戈一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作为单一民族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国家，瑞典历史上的第一股移民潮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并非其他民族迁入，而是大量瑞典人因为贫穷或宗教原因离开北欧，漂往美洲或者澳洲去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一波移民带走了瑞典超过一百万的人口，到一战为止，每五个瑞典人，就有一个远走他乡，定居在明尼苏达，悉尼或是新大陆的其他角落。穷乡僻壤的瑞典在二战之后时来运转，作为中立国，她的工业体系在战争中幸免于难，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欧洲，瑞典的经济开始起飞，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劳工短缺，让瑞典迎来了第一拨移民。从二战结束到七十年代初的二十几年间，来自芬兰以及前南斯拉夫，意大利，土耳其等南欧国家的工作移民纷纷涌向瑞典。对劳动力的渴求让移民控制显得多余，一个贝尔格莱德工人星期天下船，星期一早晨就可以进工厂开始干活。七十年代初，经济发展放缓，在工会要求下，政府停止接收新的自由工作移民。同时，发生在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让瑞典人意识到少数族裔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无论入籍与否，给予所有移民等同于瑞典公民的社会权利。这种政策的选择固然是当时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源动力则是流淌在瑞典人血液中的平等观念。几百年前，当欧洲大部分土地由贵族把持的时候，瑞典众多的自耕农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收获，纳税。他们对自己负责，而不是效忠或受雇于某个大封建主。工业革命之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控制政坛数十年，使社会主义成为瑞典一个标签。前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nsson）1928年的一段话为“瑞典模式”的社会模型做了注脚：“良好的家园基于国民之间的平等，关爱，合作和互助。这意味着要打破那些横贯在特权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统治者和依附者之间，贫富之间以及强弱之间的社会壁垒和经济屏障”。由这种"人人平等"的理念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观，反映到强调平权的移民政策上，最终落实在所有来瑞典寻求庇护的受难者身上。在自由工作移民被叫停之后，难民及其家庭成员就成为瑞典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前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瑞典接受了世界各地因为战争，饥荒和迫害而离乡的人们，他们来自1968年遭到前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七十年代政局震荡的南美，八十年代战火纷飞的中东，九十年代分崩离析种族混战的前南斯拉夫，以及最近十年内战浩劫的索马里，伊斯兰国军队压境的叙利亚。今天，瑞典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口有难民背景。2014年，瑞典向三万六千名难民发放了居住许可，而同年的工作移民只有一万五千人，其中留学生毕业后就业的仅有区区五百余人。当美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在极力招揽全世界贤才的时候，瑞典几十年如一日地付出大量社会资源收集难民，这种移民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一朵奇葩。在今天的瑞典，很多保洁员，公交和出租车司机是深色皮肤的“外地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是难民身份，经过语言和职业培训，他们开始从事一些就业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自食其力。在工程，金融，政府部门等各个领域，第二代移民的身影处处可见。移民艺术家的作品融合了当地和故土的文化，瑞典时尚品牌H&M的最新平面广告主打的是中东模特。体育界同样受惠于移民，足球明星伊布拉辛诺维奇的父母分别来自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乐于见到的积极效应。劳动力的充实，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而难民的后代，通过良好的教育，融入社会之后，可以为瑞典注入多元文化的活力。然而，与这些积极效应并存的是移民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在瑞典经济整体良好的情况下，第一代难民的失业率高达50％。主要原因是在相对发达的社会里，大部分职位都需要相当程度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难民难以胜任。而第二代移民，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一部分奋发图强，勇当学霸；另一部分学业惨淡，毕业堪忧。整体上，第二代移民的失业率依然显著高于平均值。同时，移民黑帮组织已经形成，帮派仇杀的新闻不时出现，移民群体的犯罪率明显偏高。由于文化和经济的原因，汉森在近一百年前立志要打破的壁垒和屏障，正在族群之间建立起来。这种趋势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市中间的"移民岛"。从斯德哥尔摩皇宫坐上地铁，18分钟后就可以到达城北近郊的胡斯比。走出地铁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穿越虫洞，到达了另一时空。穿行其间，站在小广场上聊天的是蒙着黑纱只漏两只眼睛的伊斯兰妇女，空气中弥漫的是中东和非洲的菜香，窗口里传出阿拉伯语的流行歌曲，路边球场上一伙黑人孩子在欢快地踢着足球。同其他大城市的所谓贫民区不同，这里看上去街道整洁，居民友善，只是难以联想到和瑞典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上文提到的2013年骚乱，正是开始于这里。移民岛的形成是时间累积的结果，经年的迁出迁入，造成移民的聚集和房地产的相对贬值。移民岛一旦形成，很难逆转，移民及其后代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相对隔离的空间，对族群融合无疑会产生严重阻碍。但是，族群真的需要融合吗？在美国，中国城和拉丁语区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瑞典人在平等理念之外，对本民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强烈感情。当瑞典人说"融合"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同化"。在移民进入之前，除去少数边境区域之外，瑞典长时间是单一种族，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在最近的一次政党电视辩论中，一个右翼政客扬言，不能唱着瑞典民歌庆祝仲夏节的都不能叫瑞典人。这种言论自然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但在某种意义上，为移民们提供的免费语言课程，平等的福利和受教育权利，都是为了创造最好的机会让移民成为"瑞典人"。面对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社会和媒体上批评难民，以及移民政策的言论一般并不尖刻，这和弥漫在社会上的"政治正确"风气有关，任何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都可能被上纲上线到纳粹主义。取决于视角不同，这种"政治正确"可以被理解成虚伪，进步，甚至是有点可爱。在一些移民看来，隐形的歧视是一定存在的，于是有人在简历上修改姓名，用安德森代替穆罕默德，据说可以增加面试机会。最新的选举过后，极右翼党派获得了令人吃惊的25％席位，很多人把这归因于右翼党的移民紧缩的政策，反映了广泛民意。而与此同时，还有左翼人士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不够开放。在2013年的斯德哥尔摩移民区骚乱后不久，瑞典宣布为所有来自叙利亚的战争难民即刻发放长期居留许可。这个国家在经历了各种问题之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一些信念。几十年来，瑞典不断地平衡着普世价值和民族主义之间，济世良心和保卫个人幸福之间的矛盾。他们敞开国门接收叙利亚难民，也认为欧盟内的国家应该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无论如何，一个只有九百万人口的国家，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难民潮唤起了全世界人的同情心，这当然是好的。一个事实是，呼唤良心是廉价的，而最终总有人要有人做事。所谓道德的体现，不在于谁喊的响，而是谁愿意掏腰包为良心买单。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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