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说这本书诞生于他阅读博尔赫斯某段文本时产生的难以抑制的“大笑”。在他看来，这段据传来自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揭示了某种“共同场所”（lieu commun）的存在，事物之所以能够被归纳和并置，是因为其处于一个“共在”的空间。我们能够共同思考、理解事物，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共同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状况之中。“共同场所”是具有历史性的东西，从我们当下看来，博尔赫斯引用的动物分类是看似荒诞不经的无序并置，这是因为其背后的“共同场所”已经被抽空了，我们面对这样的动物分类时会“发笑”，是因为我们无法那样去思考。不可能的思考进而将人引向了对自身思想界限的沉思：为何“我”不可能那样去思考？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被思考的？思想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是如何被描述的？

    福柯从“共同场所”引出了语言与乌托邦的问题。事实上，在共同场所被抽空的情况下，像博尔赫斯所提出的动物分类法只能存在于语言的非场所（non-lieu du langage）之中。福柯提出两种“tableau”，一种是各种不同事物在其上相遇的手术台，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是“图表”，在这张图表中，思想作用于存在物，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组合，使其秩序井然。在这张图表中，“语言从时间的深处与空间交织在一起”。“共同场所”或许可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因为它建立在语言的经纬度之上，它使词与物相对应，构建起语法，用寓言和话语安慰人。异托邦（les hétérotopies）却打破了虚幻、平静的乌托邦。乌托邦呈现给我们一个平滑稳定的表象，尽管在这样一个单一连续的空间中我们可以定位并言说自身，却仍然常常会感到“失语”，“失语症患者”是共同场所中的异质性存在，“失语”是因为共同场所（语言）被摧毁了。

    我们到底是凭借什么来建立事物的秩序的呢？这是福柯在《词与物》中想要探讨的问题。福柯用他的考古学来反对传统的历史学，因为他的目光穿过了历史留下来的结果，他想探究的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可能性条件和状况，也就是“知识型”（l’épistémè）。他讨论疯狂史、临床医学、生物学、语文学和经济学，并非讨论这些学科的内容，而是想探究我们无法触及的那个“沉默的秩序”，想探究是怎样的可能性条件使这样的知识和学科得以产生。他不讨论一个学科在何时出现，而是讨论这个学科、这种知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他不讨论知识的具体内容，而是试图去描述知识以怎样的语法被组织起来。例如，在《疯狂史》中，他的重点不在于描述文艺复兴以来每个时代疯人的特征变化如何，而是思考是什么把这些人界定为疯子，是什么东西做出了理性/非理性的区分。

    福柯对“知识型”的探索，也展现出他面对经验论和观念论两种传统哲学路径所试图做出的创新，他提出了“先天历史性”（historique a priori）这一概念，想要把经验论和先验论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考虑。知识型是“先天的”，它是具体历史时刻中知识得以产生的条件，但同时它也是“历史的”，因为知识型的先天性仅限于它所存在的那个历史时刻，这种先天性不同于康德的形式上的先天性，它是历史的先天性。福柯试图探讨的，是“在何种历史先天性的基础上，在何种实证性的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