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瘟疫的城市

    书中P219提到这种规训机制应用于17世纪末，对应于福柯所谓的“古典时期”。检查者只关心居民的生死并及时登记，规训机制得以运行主要依赖于人们对于肉体死亡的恐惧。

    那么，个别人是否可以为了另一件他更害怕失去的事物（比如尊严、自由、平等）而主动选择死亡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只是个别人。在福柯对古典时期的“人”的认识中，绝大多数人最恐惧的便是肉体死亡，福柯意义上的“人”在19世纪才出现，所以通过集体主动死亡瓦解规训机制是不可能的。

    更进一步来说，规训机制的内容是流动的，“尊严”“自由”可能成为新一轮规训机制要挟人的工具，而这些工具、话语似乎更诱人，也更具内在威胁的潜力。《规训与惩罚》P32：“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2. 关于全景敞视

    这种更为普遍的规训机制中，受权力支配者不能观看和交流，但有随时被观看的可能。这样的设定体现权力的不对称性。“不能观看，交流”即是维持以往监狱“封闭”的特性，不仅防止犯人集体反抗，更重要的是剥夺犯人的愉悦、安全感，制造孤独（P225-226）和精神虚无。

    “被观看”是去除以往监狱“没光线”“隐藏”的特性的后果。以往起监视作用是物体，是围墙或铁门，现在起监视作用的是人的目光。需要强调的是目光只是有存在的可能性，并非必定实际存在。但由于权力不对等，使得监视的作用时刻存在。

    全景敞视的规训机制对应于福柯对历史分期的第三阶段，即19世纪开始的历史阶段。这时福柯意义上的人出现，且似乎更强调其精神层面。惩罚对象的改变导致惩罚方式的改变。此时的惩罚不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精神的折磨。但具体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折磨，福柯对“人”的理解究竟为何尚有待研究。

3. 系谱学的方法在《规训与惩罚》中有何体现？

    尚有待研究，首先要明确考古学的方法和系谱学方法之异同。

    而考古学方法与因果论的差别何在？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