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中期以后，集权体制的负效应日益突显，中央政府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而新的观念和体制却无从形成，这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在中西交锋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内外交互作用下，奏销制、酌拨制、京饷协饷等旧制度被彻底打破。为了避免就地垮台，朝廷只好接受地方自行组建军队和地方自行征收赋税的做法，财政上不再坚持“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开始动用各种办法、手段来获取财源、拼凑军费，于是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财政体制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地方督抚为运筹战争经费自行征收赋税并获得事实上的支配权，户部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地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数据，而出现了省级地方财政。这是真正的财政分权，以前从来没有过；不再一味坚持原额主义，财政收入的获得更多地根据现实需要，由传统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这一转变是被迫的，却与 17—19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进程相类似；为增强朝廷财政需求与地方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协调性提供了某种可能，而传统体制下地方公共事业通常是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