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為成長和志業開展期是在殖民地的香港，而且處於海峽兩岸和香港經歷大轉折的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劇變刺激寫作者的思緒，而港英時代的法治及在97後一段時期的延伸，為自由的編輯和寫作生涯提供了保護傘，這是我人生之所以稍有成績的幸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