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集节选：走进新时代

2017年10月18日，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村民们感觉句句都说到了心坎上。

“咱不能忘了过去的苦，不能忘了今天的好光景是咋来的！”

“用总书记的话说，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进入新时代，把咱的旅游办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村子建设好！”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曾经是筑梦的地方，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大家做规划，搞建设，聚人心，兴产业，变化一天一个样，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

梁家河变了，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穿过村子，一直修到了木军塬上。小河流水潺潺，仿佛欢快的歌声。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

梁家河人变了，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怕有人问路听不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面貌。

村党支部书记巩保雄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成为每个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更是无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梦想。

如今的梁家河，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在新征程中破浪启航，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

第十一集节选：家家户户过上了好光景

改革开放让梁家河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刘瑞莲小名“争气儿”，曾是一个苦孩子。在她的儿时记忆里，她和弟弟妹妹夏天几乎没有穿过鞋，晚上四个娃娃合盖一床被子，就连吃顿白馍馍都是奢望。

17岁那年，刘瑞莲嫁给了梁家河村民巩政福。婚后的生活依旧艰难，一家人的饭桌上仍是少不了野菜。刘瑞莲说，在能吃的野菜中，一种叫“洋脑梢”的植物叶子最难吃，嚼在口中扎乎乎的，吃在胃里消化不了。她一吃就胀肚子，连着吃上几天手和脸就肿了。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先后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缝纫社要选三名妇女当社员，刘瑞莲没想到自己也被选上了，欣喜得一晚上没睡好觉。

缝纫社实行计件挣工分，做一件衣服记两分。为了多挣工分，刘瑞莲跟丈夫巩政福商量，借钱买了台“标准”牌缝纫机。她常常是匆匆吃口饭就干活，把需要手工做的活儿拿回家里晚上继续做……

打坝造地，多种经营。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梁家河1974年粮食总产量由1971年的109465斤提高到179946斤，人均生产粮食689斤，一个工日分红七毛二。

1984年春天，刘瑞莲第一次听说“包产到户”，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四个字在她生活中的分量，她不知道，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农村的变革已经开始了。

如同许多陕北农民一样，刘瑞莲一家用勤劳换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一两年下来，粮囤满了，装不下了，刘瑞莲就把粮食装进化肥袋子垒在空窑里。望着用汗水换来的收成，刘瑞莲心里乐滋滋的。

有粮食吃了但缺钱花。看到有人外出打工，刘瑞莲心里也盘算着到城里找事干。农闲的时候，她和丈夫来到延川县城，给人包冰棍，再打点零工，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们被称为梁家河“第一代农民工”。1990年后．刘瑞莲再也没有为家里的吃喝用度犯过愁，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满足感。

刘瑞莲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两个儿子从事建筑及装潢工作，女儿办公司。逢年过节，儿女们回家团聚，高兴之余，她担心孩子们忘了节俭，常常忍不住教育他们：“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这是大家拿苦水换来的，我就怕你们忘了本……”

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开放，为这个变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山还是那座山，沟还是那条沟，梁家河农民却再也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到乡亲们不再为吃穿发愁，他和乡亲们一样高兴。吃饱饭曾经是他和乡亲们的—个梦想，看到家家户户有余粮，他怎能不高兴呢！

第十集节选：要做行动上的巨人

“铁锁”是武晖的小名。

“来，小朋友，进来进来！”窑洞内，知青对着窑洞门外的武晖轻声叫着。

武晖没有动，衣衫破烂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其实也不是小朋友，只不过身材瘦小，显得小罢了。

那年，武晖14岁，比习近平仅仅小一岁，在知青到来之前，他刚从学校回到梁家河。他是一名初中生。

武晖没有进去，站在门口听他们说话。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个新世界。

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但知青们不会烧炕，窑洞内冷得如同冰窖，知青们就问门外的武晖会不会烧炕，武晖说：“当然会了。”在农村，哪个娃娃不会烧炕？武晖这才怯生生地走进了窑洞。

就这样，武晖成了知青窑洞里的常客。知青们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铁锁”，他也记住了六名知青的名字。

武晖兄弟姊妹七个，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当时在农村这样的家庭是最穷困的。

武晖的小名“铁锁”隐藏着一个辛酸的故事。武晖曾有一个哥哥，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武晖出生后也体弱多病，父母就请算命先生为他“保锁”，所以为他取了小名“铁锁”。

“保锁”是陕北的一种习俗。小孩子出生后体弱多病，就要“保锁”以消灾避难。被“保锁”的孩子，家境好的，通常佩戴一把银锁；寻常人家的，一般用12个顶针串起来当锁。这个锁一直要戴到12岁生日时，再举行一个“解锁”仪式。

“解锁”后的武晖仍很瘦小，虽然生在农村，瘦弱的他却很难适应农村繁重的劳动。即使锄地这样别人看来最轻的活儿，武晖也受不了。他经常借口解手，跑到沟里坐着，直到队长叫他，才回去劳动。一开始，他跟知青一样挣6分，后来有所提高，但从来没有达到过10分。

武晖个子小，但人很聪明。他很乐意帮助知青与村民消除语言障碍。武晖在学校里学过普通话，知青听不懂延川方言就问他，于是他成了知青们的“翻译官”。

“翻译官”的角色让武晖增添了不少自信。因为彼此住得不远，武晖一有机会就来找知青。除了喜欢听知青们聊天，更吸引他的还是那些摆在炕台、窗台和枕边的书。

上学这几年，他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更没见过这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起初，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书，一页一页翻看。知青们见他喜欢读书，就对他说：“喜欢就拿去看。”

他借的第一本书是习近平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知道了十万个为什么该多了不起啊！”武晖心里甜丝丝的，走路也神气起来了。

这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认识广阔世界的窗口。他如饥似渴，兴奋不已，再也舍不得放下。饿的时候，他啃着糠团子，捧着书，觉得平时难以下咽的糠团子也好吃了许多。

看完《十万个为什么》，他又从习近平那里借来了《三国演义》《母亲》《静静的顿河》等。他跟知青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

他从王燕生、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诚，从习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调和务实。武晖说：“我欣赏他们，他们事实上是我的人生坐标。”

武晖觉得，正是读书带给习近平他们无限的力量。习近平说：“书里有更广阔的世界，有更丰富的知识，通过学习，人增长了见识，汲取了知识，就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大。”

在习近平的影响下，武晖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渐渐坚定了上大学的决心。

1973年，他和习近平一同报考大学。成绩出来了，他被延安师范学校录取了。

武晖上学走的时候，习近平送给他30斤粮票，又拿出一件王燕生离开梁家河时留下来的蓝色毛领大衣，对他说：“你把这件大衣拿上，到了学校又能穿，又能当被子盖。”

武晖毕业的时候，习近平已经离开了梁家河。武晖先是被分配到文安驿公社五七中学任教导主任，后调至延川县教研室工作，其后又下基层，先后担任城关镇、文安驿镇、禹居乡的教育专干。但无论到哪里，他都要求自己少说多做，做行动上的巨人。

1987年，武晖调任禹居中学校长。他没想到禹居中学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两样：教室的门窗破破烂烂，在风中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校园里堆着垃圾，长着荒草，砖头碎石散落一地……

武晖明白了，这是老师人心散了，信心没了！这是家长对学校失望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武晖第一把火烧在整顿学校秩序上。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自己带头执行。学校门口、操场、课堂都是他的监督岗。

他站在校门口，看哪个老师迟到，哪个学生早退！

他站在操场上，看哪个班级喊声洪亮，哪个队列步伐整齐！

他站在教室里，看哪个老师讲课精彩，哪个学生举手积极！

他站在全校师生大会的主席台上，表彰先进，奖励优秀，批评落后，惩罚违纪。

不到一个月，师生能按时出早操了，早读有琅琅读书声了，课堂活跃起来了，自习安静下来了，学生放学有队形了，教师上课有精神了……禹居中学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

武晖清楚，衡量一个学校好坏的关键在于教学质量。他树榜样、立标杆，组织教学观摩，奖勤罚懒，老师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禹居中学的教学工作迅速步人正轨。

第二年，武晖带着一名老师到延安市教育局申请到一个教学楼建设项目，并很快实施。不久，一座崭新的教学楼矗立在禹居中学的校园里。他又跑到乡上、县上争取支持，配齐了教学设备，师生们欢天喜地搬进了新教学楼。

禹居中学变了，里里外外都变了。人们说：“禹居中学能走在全县乡镇中学前列，武晖不容易。”

不容易的事还有很多。1993年，武晖调任永坪镇教委主任，正遇上全县狠抓“普六”，要求乡镇农村学校“班班都要有教室，人人都有课桌凳”，入学率必须达到99%。

武晖对永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说：“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一听，武晖说得对，就与延长石油公司结成共建单位，很快建起一座五层教学楼，永坪村一步迈过了“普六”关。

按照同样的思路，永坪镇多方筹资，所有学校都实现了“普六”达标。

2000年，武晖调到永坪中学任总务主任。四年里，他与校领导一起，搞规划、跑项目、找资金，又当协调，又当监工，人不歇脚，脚不停步。一座公寓楼、一座教学楼、一座餐饮楼相继拔地而起……终于让永坪中学彻底变了模样。

2014年，武晖退休了。临走之前，他独自来到校园里，东走走，西望望，舍不得离去。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武晖想，他没有辜负生命的意义！

第九集节选：泪别梁家河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

返城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城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

这年，习近平和武晖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

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

“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

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

“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这个事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你可以当。”

“我不行，当不了。”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怕我当不好。”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

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

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

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庞、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

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

10月8日，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

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多年以后，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

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他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第八集节选：要为人民做实事

从梁家河到文安驿，一个来回30多里，社员买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时间。这个事一直让习近平惦记着。梁家河普及沼气后，他就谋划着给村里人办更多的事。

村子里有人会铁匠手艺，习近平想：“何不让他发挥特长，服务村民，为村民打农具、修农具？”于是，梁家河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成立了铁业社。

按习近平的谋划，铁业社实行定额管理，完成定额任务后还可获得提成。铁匠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免费给社员修理农具，额外制造的农具可以卖给县里的农副产品公司，增加集体收入。

这样做的好处也看得见，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文安驿，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方便了群众，降低了成本，节约了时间，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文安驿公社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1974年这个铁业社共打制农具1500件。

按照这个路子，习近平想出了许多发展的点子。

他召集村里人开会，说：像煤油这种生活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代销，然后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算。

大家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一两个人用毛驴车去文安驿拉回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近平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都盼着尽快办成。

于是，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销店。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按当时的管理体制，铁业社归县农副产品公司管，代销店则归县供销社管。“跟这些国营单位打交道，建立业务上的联系，我们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石春阳说，“都是近平去联系的。别看近平当时只有21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对政策的把握，习近平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完全免费。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的，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赚，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也不抵触。

“近平让铁匠打理铁业社，让有文化、会算账的石风兰管代销店，两人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石春阳说。这是一个明白账，表面看干农活的少了两个劳力，实质上是用两个一般劳力，换取了更多的劳动力。这一减一加，既促进了生产，又给社员办了实事。

接着，习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后办起了缝纫社、磨房、菜园。

磨房的钢磨是习近平用三轮摩托车换来的。这辆摩托车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延安把它分配给延川，延川县又作为奖品奖给了习近平，还有一辆吉普130工程车奖给了孙立哲。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觉得三轮摩托车不实用，就设法换成了钢磨、手扶拖拉机。

让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磨房建成后带来的好处。

以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磨磨面。毛驴拉磨，一个人又得用笤帚往磨眼儿里面扫，又得忙着罗面，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东西厉害，一百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又快又好。“这样，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石春阳说。

那个年代，农民靠工分养活自己。工分就是钱和粮。梁家河办起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后，工分就变成“虚拟货币”，社员可以用工分换衣服、农具、日用品，甚至可以对冲抵账。这种内部搞活，对缺钱的群众来说，无疑是十分便利的。

还有一件事让乡亲们念念不忘——习近平带领社员打了一口甜水井。

在陕北农村，人们通常在河边挖个渗水坑作为饮用水源。这样的渗水坑当地老百姓叫“泛水井”，人畜共用，很不卫生。要命的是一旦山洪暴发，泛水井就会淤满污泥，村民无水可吃。习近平跟村民商议，在村子中央一块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梁家河人回忆说，井挖到一米深的时候，需要人下去，习近平每次都抢着干，井挖好之前他就没穿过干净衣服。

现在梁家河家家户户使用的自来水，就来源于这口井。

梁家河很多人不识字，只知道受苦。习近平引导大家从武晖身上看知识对于一个人产生的影响。

在支部开会的时候，习近平说：“咱们大队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社员们都积极参与。扫盲班很快就办起来了。习近平跟大家约定，晚饭后和下雨不出工的时候，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

习近平做了一些卡片，在上面写上简单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从认识这些数字开始，逐渐教一些常用汉字，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等村民把这些字学扎实了，再教更多的字。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梁家河人都认识最常用的汉字，越多越好。

“拉话”也成了课堂。说到中外历史、人文地理，习近平是主讲；拉起趣闻逸事、民间传说，社员当主讲。

“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习近平说，“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在梁家河，许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

第七集节选：沼气专业户

1974年1月，黄土高原已进入隆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梁家河的乡亲们开始忙着准备年货。

习近平刚刚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一直琢磨着能为改变梁家河的面貌做些什么，琢磨着推动梁家河发展的切入点。

灵感在苦苦思索中不期而至。一天，习近平正在翻看着报纸，当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办沼气的两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他——如果我们这儿也能用沼气煮饭、照明该多好啊！

梁家河地处偏远，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一直以来，群众为了烧火做饭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农业发展。如果办沼气，不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解放生产力，还能对厕所粪便进行处理，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更能解决农业肥料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沼气，就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把钥匙！

沼气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对沼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习近平，可他还是非常冷静：四川与陕北气候差异很大，这把源自四川的钥匙能打开陕北的“锁”吗？

习近平一直是一个行动派！此前，在赵家河进行社教时，看到一座厕所年久失修，他便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赵家河第一座男女分开的厕所，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厕所革命”。这次能否在梁家河办沼气，他决心亲自去四川寻找答案。

他步行40多里路赶到了县城，把发展沼气的建议以及自己去四川学习的想法向县委做了汇报，获得了批准。春节过后，习近平便借了路费，拉着北京支延干部柏根柱等三人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取经”行程。

时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超，是位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工作过八年。怀着特殊的革命情谊，他对习近平一行给予了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了四川办沼气的情况，并安排他们到成都郊县等地和沼气科研单位考察学习。沼气的便利和清洁、当地同志们的热情和办沼气的干劲，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的过程变成了坚定信心的过程。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决定在梁家河办沼气。他自编了一些小节目，利用大队的三用唱机，向群众宣传沼气好处，并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着手试验。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远比想象的多。

首要的问题是试验池在哪里建。村民的院落都是打窑洞时用土填起来的，土壤松软，不适宜挖沼气池。村里村外的路是人行走踩出来的，蜿蜒狭窄，运送水泥砂石的架子车没法走，材料怎么运？村民们居住分散，沼气池建好后，沼气怎么输送？最棘手的是，沼气池的池盖对石板的厚度和整体性要求很高，这种石材梁家河没有……

难题一个一个解决，实干就是解决办法。

经过反复测量，习近平最后把试验池选在了知青居住点旁边，这里的土壤密度相对要大一些。没有石头，习近平带人在烂泥滩里铲去一米多厚的土层，挖出了石头；没有沙子，习近平带着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一袋一袋往回背，每天两趟，背上磨破了皮，没人喊一声累；没有石灰，他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四处寻找石灰石，办起了一个小石灰场自己烧制……

揣着一定要把沼气办成的信念，习近平忙碌着，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不同的声音还是出来了——

有的意见显得很专业。在梁家河，有人当着正在忙碌挖池的习近平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沼气过不了秦岭。”

有的表示怀疑：“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有的人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

习近平的倔劲上来了，他只想着快一点儿把沼气池建成。他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辩手，建好的池子“会说话”。

在习近平的信念坚守和艰苦努力下，1974年7月中旬，一个容量约8立方米的沼气池建成了。可习近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输气管接好后，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出气。

瞧瞧沼气池里，水位在上涨，不断有水泡往上冒，下面一定有气呀！看看池壁，没有发现漏水漏气；拆开输气管，管子也没问题……习近平满头大汗，反复检查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导气管堵了？问题最终锁定在了导气管上。习近平找来一根铁扦子捅了捅，没反应，又用力捅了下，一股粪水立即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哧哧的出气声紧接着响了起来。

习近平用手抹了一把脸，顾不上洗，重新接好管子，打开沼气灶，轻轻擦燃火柴，“呼”的一声，期待的一幕出现了：灶台上蹿起约一尺高的火焰，轻盈地舞动着。

成功了！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传到了公社，传到了县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争睹这神奇之火、洁净之火……

这是延川县第一口试验成功的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不攻自破了。

群众亲眼看到用沼气点灯、做饭的效果好得很，建沼气的热情一下上来了，纷纷说：“今后再也不用熬煎烧的了！”（“熬煎”：陕北方言，意为发愁。）

第六集节选：我就是一个农民

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酶酶”。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架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户人家。2015年2月13日他回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他熟悉梁家河的饭菜。那天中午吃饭，他和彭丽媛与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王宪平等几人坐一桌，吃的都是当地的“土菜”。他给彭丽媛介绍桌上每道菜叫什么，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特色。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地所有农活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七八十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两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

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六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洋”学问。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使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

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还是北京娃娃行！”果然，这名大家眼里的“二流子”开始转变，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成了一名好社员。事后，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习近平说：“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

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梁玉明说。

渐渐地，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

第五集节选：修身

习近平一面进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中汲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习近平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手中还不忘拿书阅读。

那时因为不通电，天黑后不久，整个梁家河就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只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一丝光亮。没有人知道，这微弱的灯光给习近平带来了怎样的光明。

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来自北京十多所学校，其中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学生多有家学渊源，他们都是背着书来到延川的。大家交换着看书，竟形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

在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戴明说：“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

习近平是个书痴。一位来自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说他有本《浮士德》，习近平跑了30里路去找他借，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

“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习近平讲述了他对《浮士德》的痴迷。

习近平还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品。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

2013年3月，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我爱好很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习近平说：“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4年2月，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主持人间他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他列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众多作家的名字和作品。看到习近平对俄罗斯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主持人十分惊讶：“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事实上，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小人书是他的启蒙读物。习近平五六岁时，母亲齐心带他去买了一套《岳飞传》和一本《岳母刺字》。母亲拿着小人书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习近平至今还记得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

“把字刺上去，多疼啊！”

“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

习近平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并将其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时，习近平随母亲搬到了中央党校。在那儿他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读书机会。按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他，便请他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他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了他喜欢的读物，以至于其中很多警句至今都能背下来。

插队时，他到处找书，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有惊喜的发现，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薛玉斌退伍返乡时带回来很多书，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他一本不落地借了去。延川当地创办的一份文学报《山花》，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通过《山花》，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两人曾彻夜长谈。路遥后来惊叹说，习近平比他小4岁，知识面比他要广得多，志气高得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习近平说。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做了演讲，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演讲中，习近平用《浮士德》中的人物“墨菲斯托”，回击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一种“脱口而出”。

习近平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

后来，习近平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德国汉学家都说起过读《浮士德》的感受，他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听到了几乎同样的回答：“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习近平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那个时代，习近平还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他。

在习近平看来，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启迪，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方式。对习近平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

第四集节选：北京娃 村里娃

像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忍、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它“虼蚤”。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腿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

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对付跳蚤的各种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一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

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沟子”（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刷牙也差点儿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五十七中，在文安驿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

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灵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衬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灵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灵娃妈心疼孩子，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嘴官司”。

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灵娃。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灵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晖转交给灵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晖、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

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

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第三集节选：“逃离”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

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

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

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

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

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原来这就是延安！”

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

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5日，他们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

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

16日，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

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约2.8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

白净，瘦高个儿，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