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余卓尔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受访者提供

1977年，中断十年的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70万名怀揣梦想的考生端坐考场，奋笔疾书。

2022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1193万名考生刚刚结束这场人生大考，踏出考场，热血未凉。

45年来，考生队伍逐渐壮大，一代一代学子走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回望来路，记者采访了三位不同年代参加过高考并取得过优异成绩的天之骄子，看看他们如何评判高考带给自己的改变。

“高考让我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

1977年12月，在高考恢复第一年的语文考试上，刘学红稍作腹稿，一气呵成，落笔写出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记叙她在林业队插队落户一年的经历。走出考场，刘学红自觉考得不错，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却收到另一份惊喜：她的高考作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参与阅卷的老师透露，这篇作文得到99分的高分，仅扣一分。

一时之间，刘学红声名鹊起，顺利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在往后人们的不断考证中，她因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捧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女状元”。但刘学红并不认同这个名号，“我们那时各省各自命题，分数有差异，我这哪算得上是状元呢？”刘学红说。

“除了一开始作文被刊登，周围人还会说道几句外，没有多大水花。”刘学红回忆道，“参加高考的人不多，考上的人更少，到大学一看，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

其实，与当年的高考成绩相比，刘学红更愿意感谢国家恢复高考这项举措。

1976年，作为知青初到林业队时，刘学红满腔热情投入劳动，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感到迷茫：成绩优异在这里并不顶用，文化知识被忽视，一个人的价值仿佛只能体现在“干活的力气”上，长此以往，出路何方？

“也不是没有过继续读书的念头，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刘学红回忆道，“要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能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按照这个标准，刘学红至少还要熬三年，才有可能获得初步资格。

1977年10月21日，当广播中传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刘学红毫不犹豫报了名：“这相当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上大学。”所有人都特别兴奋，“我在的知青点，大家都报了名，只要你想去，没有人拦着你。”

1978年3月，刘学红踏入梦想中的北大校园，正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扫当初迷茫，度过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涯。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扎根新闻业三十余年，直至退休。

“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一点也不为过，在高考之前，我的天地就那么四方一片，当时最好的打算，也就是下乡插队两年后，争取招工回城，找个工作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刘学红说，“但高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不用什么推荐，凭借自己上了大学，我的眼界由此开阔，由衷感谢1977年的那场高考！”

20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了刘学红当年的高考准考证、北京大学毕业证、学位证等物品，它们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常设展览中，成为当代中国和中国教育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实物见证。

“高考留下的东西让我一生受用”

偶尔，余斌霞翻开自己的高中学生手册，仍然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的成绩并非从一开始就十分优异，成绩单上，甚至有几门科目刚过及格线，但在1987年的高考中，她以湖南平江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录取。

依照当时的制度，正式高考前，余斌霞需通过淘汰率过半的预选考试，才有资格坐在高考考场上，预选考试结束后，她心里忐忑，甚至没有勇气自己去看分数，担心自己不够格。父亲替她看完分数后调侃：“你都考了全县第一，还在担心自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高考时间正在炎炎夏日，彼时余斌霞却因读书过于投入，而不知外界冷热，这份淡定一直延续到放榜时候。听闻她一举夺得当年全县的文科第一，余斌霞家一下子热闹起来，门前放起鞭炮，父亲单位的领导送来贺喜的表彰镜框，家人都很高兴，但余斌霞内心却没有太大的波动，“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备考，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知道自己的水准在哪。”上了大学，她也很少提及这件事。

相比起一个分数，高考于她而言，更多意义在于培养了她的逻辑思维和自律习惯。

按照余斌霞的说法，中学时，她的成绩起伏不定，最终高二再发力，实现成绩飞跃。“如果把我当时低谷期的成绩放到现在，估计是很难翻身的，一步没走好，基本就没戏了。”余斌霞说，“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孩子读书竞争激烈，一家人围着孩子读书，不像我们那时，放假回家还要做家务，帮家里做事赚取一些生活费，读书大多都靠自己。”

如今看来，当年余斌霞自己摸索的学习方法，与现在许多盛行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比如她会将错题收集起来，制定纠错本，提高复习效率。预选考试之前，余斌霞更多在第二三名徘徊，之所以最终能夺得第一，她认为与自己强烈的目标感有关：“我会给每一步定下目标，学校当时是晚上十点熄灯，我就是点蜡烛或者在被子里打手电筒，都要把当天该看的书看完，哪天必须做到哪一步，我都必须完成。”

这些习惯一直保留下来，影响至今，“高考这段时间学到的知识，在漫长的人生中可能用不上，但思维模式和学习习惯被培养和锻炼出来了，这是更重要的东西。”余斌霞坦言，“肯定会辛苦，但不要怕坐冷板凳。”

一定程度上，高考的经历塑造了如今的余斌霞，毕业后，她就职于湖南省博物馆。起初，她被分配到大多数人不愿意去的保管部，天天在库房里与文物作伴，难免枯燥，但她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沉淀，直到成为博物馆的一名策展人，用自己的专业为民族民俗及非遗文化的推广作出贡献。

余斌霞感慨道，“高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高考前，我从没踏出过县城，不上大学可能就在小城里做一份不大不小的工作，是因为高考给了我一块敲门砖，让我有了去看世界的可能。”

“高考给了我选择的空间”

“高考像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突然有很多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有更多选择的空间，会觉得读书真的有用，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感觉。”汪嘉倩说，2014年，她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目前正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与今年的考生一样，汪嘉倩遇上了“史上最难数学考题”，大题基本难得无从下手，出了考场，她就没对成绩抱太高期望，直到结果出来，她还觉得不可思议。

“你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那些书上或者电视节目上的学者，感觉像打通了次元壁，会有一种不踏实感。”汪嘉倩这样描述自己之后的大学生活。

一开始，汪嘉倩对自己身上好学生的标签还有些介意，这缘于外界对这一标签的刻板印象，比如“书呆子”“功利性读书”“刷分机器”“没有创造力”，她一度反感于此。后来，她学会调节自己：“我没有必要非得去改变大家对于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只要我自己的发展不会被这个所谓的刻板印象定义就行。”

逐渐接纳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后，汪嘉倩更多感到一种动力，高考结束后，她也曾害怕惶恐，担心这就是自己一生中的最高点，此后都要走下坡路，“但我后来觉得，高考给了我机会，能够选择想学的专业，来到我现在的位置，我是有能力从机会中找到新的突破口的。”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