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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早期在陶瓷上刻画人物形象的尝试,犹如鸿蒙初绽,虽显稚嫩,却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成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印记。
距今约 5000 至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中的舞蹈纹彩陶盆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1973 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的舞蹈纹彩陶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高 14.1 厘米,口径 29 厘米,底径 10 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其内壁上描绘的三组人形舞蹈图案,堪称远古艺术的瑰宝。舞者五人一组,每组之间以内向弧线纹和柳叶宽带纹相隔,他们手臂相挽,面部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舞者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整齐划一的舞步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脚下的平行弦纹宛如荡漾的水波。当盆中盛水时,舞者矫健身躯与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古朴中透出灵动,给人以优美的视觉享受和无穷的遐想。这些用简单线条勾勒出的人物形象,虽如同 “火柴人” 般稚拙,却生动地展现了原始人类集体舞蹈时的欢快场景,传递出一种原始的、充满活力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舞蹈纹彩陶盆,在其他零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能发现一些描绘狩猎或者打仗场景的人物形象。尽管这些形象同样刻画得较为简单,但却充满了力量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存活动与精神状态。它们是人类早期对自身生活和行为的一种记录,也是对周围世界认知的艺术表达,虽然形式简单,却为后来陶瓷人物形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墓探秘:陶俑与画像砖中的 “地下生活”(一)汉代陶俑:社会百态的微缩呈现汉代,随着 “事死如生” 观念的深入人心,陶俑作为陪葬品,成为了人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的象征。这些陶俑种类繁多,生动地展现了汉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生活场景。
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大量骑兵俑和步兵俑,便是汉初军阵的生动写照。这些陶俑按真人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比例制作,骑兵俑的战马或安然站立,或昂首嘶鸣,骑士手举武器,握紧缰绳;步兵俑身着交领袍服,外罩黑色铠甲,队列严整。该墓共出土骑兵俑 583 件,步兵俑约 2000 件,构成了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反映了汉代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在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彩绘兵马俑,数量众多,阵容庞大,其面部表情丰富多样,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士兵的精神风貌。
除了兵马俑,汉代陶俑中还有众多文官俑、武士俑、侍女俑、仆役俑等。文官俑通常身着官服,头戴冠冕,手持笏板,表情庄重;武士俑则按着宝剑,身姿挺拔,目光坚定;侍女俑和仆役俑的形象则更加贴近生活,她们或低头垂手,或手持器具,生动地表现出汉代家内奴婢的日常生活状态。
而最具生活情趣的当属百戏俑,他们手舞足蹈,表情夸张,有的在表演杂技,有的在唱歌跳舞,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百戏表演的热闹场景。其中,东汉的说唱俑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以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最为著名。该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将说唱者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汉代陶俑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不追求对人物细节的逼真刻画,而是着重强调动态和神韵,追求 “形简神足” 的艺术境界。工匠们善于捕捉人物在行动过程中的瞬间姿态,通过简洁的线条和夸张的动作,展现出人物的生命力和内在精神气质。
(二)画像砖与画像石:砖石上的汉代纪录片除了陶俑,汉墓中的画像砖与画像石同样是了解汉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它们犹如一部部用石头和砖块 “拍摄” 的 “汉代生活纪录片”,以生动的图像记录了汉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场景。
画像砖与画像石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神话传说方面,常见的有西王母赐不死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缠等题材。历史故事也是画像砖与画像石的重要表现内容,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等著名历史事件。更多的画像砖与画像石则描绘了汉代的现实生活场景,从农业生产、手工业劳作到商业贸易、日常生活,无所不包。
画像砖与画像石的艺术风格独特,线条奔放流畅,构图饱满、充实,气势雄浑磅礴。工匠们运用简洁而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动物和景物的轮廓,再通过细腻的刻画,表现出它们的形态和神情。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画像砖与画像石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乱世风华:魏晋南北朝的陶俑风格分化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随后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社会变迁频繁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多元、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陪葬品的陶俑呈现出了风格分化的特点。
南方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受到当时流行的清谈玄学思想的影响,南方陶俑的人物形象往往显得清瘦飘逸,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 “仙气儿”。这些陶俑喜欢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即所谓的 “褒衣博带”,衣袂飘飘。人物的姿态也较为优雅,神情闲适,注重表现内在的精神气质。例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人物形象清瘦修长,身着宽袍大袖,神态悠然自得,展现出了魏晋时期文人雅士追求自由、超脱尘世的精神风貌。
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更多地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北方陶俑的人物形象比较健硕质朴,充满了力量感。这些陶俑的造型通常较为简洁,注重表现人物的体魄和气势。在服饰方面,多穿着适合骑马和战斗的胡服,窄袖短衣,长裤皮靴。武士俑是北方陶俑中的重要类型,他们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手持兵器,身姿挺拔,眼神坚定。例如,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甲骑具装武士俑,人马均披挂铠甲,造型高大威猛,气势磅礴,生动地再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战斗风貌。
除了人物形象和服饰风格的差异,南北方陶俑在题材和组合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南方陶俑中,侍仆俑、乐舞俑等生活场景类的题材较为常见;而北方陶俑则更多地出现了骑马俑、仪仗俑等与军事和出行相关的题材。魏晋南北朝时期陶俑风格的分化,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盛世雍容:唐三彩俑中的大唐气象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了大唐盛世。这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开放包容的伟大时代,其辉煌的成就和独特的精神风貌,在唐代的人物造型艺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那些色彩斑斓、造型精美的唐三彩俑。
唐三彩俑,是唐代陶瓷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黄、绿、白(或蓝)、褐等多种釉色交融流淌、斑斓绚丽而闻名于世。这些釉色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色彩效果。唐三彩俑的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生活场景。
宫廷仕女俑无疑是唐三彩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她们是唐代贵族女性的生动写照,完美地诠释了唐代 “以胖为美” 的独特审美观念。这些仕女俑体态丰腴、面庞圆润,梳着高高的发髻,身着华丽宽大的衣裙,神态安详而自信。这种美,是一种健康、饱满、充满生命力的美,背后是盛唐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社会风气。
气宇轩昂的文官武将俑,则展现了大唐官员的威仪和气度。文官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手持笏板,表情庄重,眼神中透露出睿智和儒雅。武将俑则身材挺拔,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气势不凡。这些武将俑的形象,充分展示了大唐军队的强大实力和威武之师的风采。
在唐三彩俑中,形形色色的 “国际友人” 形象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唐代中外交流频繁的生动见证。唐朝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使节、学者、僧人等。唐三彩中的胡人俑,高鼻深目,卷发虬髯,具有典型的异域特征。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使节,有的是乐手,还有的是牵着马或骆驼的胡人仆役,生动地展现了丝绸之路商旅的繁忙景象。
除了人物俑,唐三彩中的马与骆驼俑也制作得极其出色,它们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财富和力量的象征。三彩马造型写实、健壮,肌肉发达,比例协调。三彩骆驼同样造型逼真,它们的驼峰高耸,四肢粗壮,神态安详,迈着沉稳的步伐。这些马与骆驼俑,不仅是唐代陶瓷艺术的杰作,更是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载体。
纹脉相承:汉唐纹饰在瓷器上的延续(一)汉唐陶俑纹饰的瓷器演绎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唐陶俑纹饰在瓷器艺术中得到了传承与创新,以新的形式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唐代长沙窑瓷器便是这一传承与演变的典型代表。
长沙窑作为唐代重要的民间瓷窑,以其丰富多样的装饰题材和独特的装饰技法而闻名。在长沙窑瓷器上,常常可以看到各种生动的人物图案。例如,温州博物馆藏唐长沙窑青釉贴花瓷执壶,其腹部饰三组模印贴花图案,流下为一宝塔,双系两侧各为一跳舞胡人。持剑武士俑左手持剑举于头上,双腿弯曲,身穿紧身衣物;舞蹈俑高鼻深目,穿皮靴,戴花帽,双足呈外八字形踏于圆毯上,展现出典型的胡旋舞姿态。这种贴花装饰技法与唐代陶俑的立体造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长沙窑瓷器上的胡人形象也别具特色,这些胡人形象多为卷发高鼻,身着胡服,或手持乐器,或牵马而行,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交流频繁的景象,与唐三彩中胡人俑的形象和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一致。
(二)画像砖纹饰在瓷器中的传承画像砖纹饰作为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瓷器艺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后世的瓷器纹饰常常以画像砖上的生活场景、神话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将画像砖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延续下来。
以画像砖上的农耕生活场景为例,在一些瓷器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农夫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画面,他们手持农具,弯腰耕种,身旁是茁壮成长的庄稼。这些瓷器纹饰不仅忠实还原了画像砖上的农耕场景,还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进一步展现了农业生产的细节和农民的生活状态。
神话故事也是画像砖纹饰在瓷器中传承的重要内容。西王母赐不死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缠等神话故事,常常出现在瓷器的装饰图案中。在一件明代的青花瓷瓶上,绘制了西王母赐不死药的场景,西王母端坐在云端,身旁仙女环绕,她手持仙丹,正准备赐予下方虔诚祈求的凡人。这种对神话故事的描绘,不仅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还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
画像砖纹饰在瓷器中的传承,不仅是图案的简单复制,更是文化内涵的延续和发展。瓷器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艺术载体,将画像砖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纹脉新语:当代视角下的瓷器纹饰(一)当代大众审美对瓷器纹饰的影响在当代社会,大众审美观念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对瓷器纹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推动着瓷器纹饰在题材、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与发展。
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纹饰的关注度日益提高。龙凤纹作为中国传统纹饰中的经典代表,一直以来都承载着吉祥、权威、尊贵等丰富的寓意。在当代瓷器纹饰设计中,龙凤纹不再仅仅是对传统图案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保留其基本形态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演绎。例如,华光国瓷 2025 年推出的 “如意春碗” 采用自主研发的高光泽度无铅釉、高温釉中彩等技术,选取 “正德碗” 经典器型,用石榴花与牡丹共同构成如意图形,寓意年年如意、岁岁圆满。
除了龙凤纹,花鸟纹、山水纹等传统纹饰也受到了当代人的喜爱。在当代瓷器纹饰设计中,设计师们更加注重对这些传统纹饰细节的刻画和情感的表达。例如,非遗传承人钟振华将宋代半刀泥刻花技艺与现代釉上彩绘结合,开创了 “釉下刻花与釉上绘画” 的立体层次,其作品《荷塘清趣》瓷瓶上,刻刀勾勒的荷叶经脉与釉上彩绘的蜻蜓翅膀相互映衬,展现出传统与创新的完美融合。
在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瓷器纹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现代简约风格的瓷器纹饰以简洁的线条和纯净的色彩为特点,强调形式与功能的统一。同时,复古风格的瓷器纹饰也备受青睐,这种风格的纹饰追求对古代瓷器纹饰的原汁原味的再现。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当代瓷器纹饰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数字印刷技术的应用,使得瓷器纹饰的图案更加精准细腻,色彩更加鲜艳丰富。此外,瓷器纹饰还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跨界融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人类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早期在陶瓷上刻画人物形象的尝试,犹如鸿蒙初绽,虽显稚嫩,却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成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印记。
距今约 5000 至 4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中的舞蹈纹彩陶盆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1973 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的舞蹈纹彩陶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高 14.1 厘米,口径 29 厘米,底径 10 厘米,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其内壁上描绘的三组人形舞蹈图案,堪称远古艺术的瑰宝。舞者五人一组,每组之间以内向弧线纹和柳叶宽带纹相隔,他们手臂相挽,面部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舞者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整齐划一的舞步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脚下的平行弦纹宛如荡漾的水波。当盆中盛水时,舞者矫健身躯与池中倒影相映成趣,古朴中透出灵动,给人以优美的视觉享受和无穷的遐想。这些用简单线条勾勒出的人物形象,虽如同 “火柴人” 般稚拙,却生动地展现了原始人类集体舞蹈时的欢快场景,传递出一种原始的、充满活力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舞蹈纹彩陶盆,在其他零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能发现一些描绘狩猎或者打仗场景的人物形象。尽管这些形象同样刻画得较为简单,但却充满了力量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存活动与精神状态。它们是人类早期对自身生活和行为的一种记录,也是对周围世界认知的艺术表达,虽然形式简单,却为后来陶瓷人物形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墓探秘:陶俑与画像砖中的 “地下生活”(一)汉代陶俑:社会百态的微缩呈现汉代,随着 “事死如生” 观念的深入人心,陶俑作为陪葬品,成为了人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的象征。这些陶俑种类繁多,生动地展现了汉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生活场景。
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大量骑兵俑和步兵俑,便是汉初军阵的生动写照。这些陶俑按真人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比例制作,骑兵俑的战马或安然站立,或昂首嘶鸣,骑士手举武器,握紧缰绳;步兵俑身着交领袍服,外罩黑色铠甲,队列严整。该墓共出土骑兵俑 583 件,步兵俑约 2000 件,构成了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反映了汉代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在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彩绘兵马俑,数量众多,阵容庞大,其面部表情丰富多样,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士兵的精神风貌。
除了兵马俑,汉代陶俑中还有众多文官俑、武士俑、侍女俑、仆役俑等。文官俑通常身着官服,头戴冠冕,手持笏板,表情庄重;武士俑则按着宝剑,身姿挺拔,目光坚定;侍女俑和仆役俑的形象则更加贴近生活,她们或低头垂手,或手持器具,生动地表现出汉代家内奴婢的日常生活状态。
而最具生活情趣的当属百戏俑,他们手舞足蹈,表情夸张,有的在表演杂技,有的在唱歌跳舞,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百戏表演的热闹场景。其中,东汉的说唱俑堪称写实主义的杰作,以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最为著名。该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将说唱者充满感情的神态和手舞足蹈的忘我境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汉代陶俑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不追求对人物细节的逼真刻画,而是着重强调动态和神韵,追求 “形简神足” 的艺术境界。工匠们善于捕捉人物在行动过程中的瞬间姿态,通过简洁的线条和夸张的动作,展现出人物的生命力和内在精神气质。
(二)画像砖与画像石:砖石上的汉代纪录片除了陶俑,汉墓中的画像砖与画像石同样是了解汉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它们犹如一部部用石头和砖块 “拍摄” 的 “汉代生活纪录片”,以生动的图像记录了汉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场景。
画像砖与画像石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神话传说方面,常见的有西王母赐不死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缠等题材。历史故事也是画像砖与画像石的重要表现内容,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等著名历史事件。更多的画像砖与画像石则描绘了汉代的现实生活场景,从农业生产、手工业劳作到商业贸易、日常生活,无所不包。
画像砖与画像石的艺术风格独特,线条奔放流畅,构图饱满、充实,气势雄浑磅礴。工匠们运用简洁而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人物、动物和景物的轮廓,再通过细腻的刻画,表现出它们的形态和神情。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画像砖与画像石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乱世风华:魏晋南北朝的陶俑风格分化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随后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社会变迁频繁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多元、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陪葬品的陶俑呈现出了风格分化的特点。
南方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受到当时流行的清谈玄学思想的影响,南方陶俑的人物形象往往显得清瘦飘逸,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 “仙气儿”。这些陶俑喜欢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即所谓的 “褒衣博带”,衣袂飘飘。人物的姿态也较为优雅,神情闲适,注重表现内在的精神气质。例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人物形象清瘦修长,身着宽袍大袖,神态悠然自得,展现出了魏晋时期文人雅士追求自由、超脱尘世的精神风貌。
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更多地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北方陶俑的人物形象比较健硕质朴,充满了力量感。这些陶俑的造型通常较为简洁,注重表现人物的体魄和气势。在服饰方面,多穿着适合骑马和战斗的胡服,窄袖短衣,长裤皮靴。武士俑是北方陶俑中的重要类型,他们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手持兵器,身姿挺拔,眼神坚定。例如,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出土的甲骑具装武士俑,人马均披挂铠甲,造型高大威猛,气势磅礴,生动地再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战斗风貌。
除了人物形象和服饰风格的差异,南北方陶俑在题材和组合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南方陶俑中,侍仆俑、乐舞俑等生活场景类的题材较为常见;而北方陶俑则更多地出现了骑马俑、仪仗俑等与军事和出行相关的题材。魏晋南北朝时期陶俑风格的分化,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盛世雍容:唐三彩俑中的大唐气象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了大唐盛世。这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开放包容的伟大时代,其辉煌的成就和独特的精神风貌,在唐代的人物造型艺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那些色彩斑斓、造型精美的唐三彩俑。
唐三彩俑,是唐代陶瓷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黄、绿、白(或蓝)、褐等多种釉色交融流淌、斑斓绚丽而闻名于世。这些釉色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色彩效果。唐三彩俑的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生活场景。
宫廷仕女俑无疑是唐三彩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她们是唐代贵族女性的生动写照,完美地诠释了唐代 “以胖为美” 的独特审美观念。这些仕女俑体态丰腴、面庞圆润,梳着高高的发髻,身着华丽宽大的衣裙,神态安详而自信。这种美,是一种健康、饱满、充满生命力的美,背后是盛唐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社会风气。
气宇轩昂的文官武将俑,则展现了大唐官员的威仪和气度。文官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手持笏板,表情庄重,眼神中透露出睿智和儒雅。武将俑则身材挺拔,头戴兜鍪,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风凛凛,气势不凡。这些武将俑的形象,充分展示了大唐军队的强大实力和威武之师的风采。
在唐三彩俑中,形形色色的 “国际友人” 形象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唐代中外交流频繁的生动见证。唐朝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使节、学者、僧人等。唐三彩中的胡人俑,高鼻深目,卷发虬髯,具有典型的异域特征。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使节,有的是乐手,还有的是牵着马或骆驼的胡人仆役,生动地展现了丝绸之路商旅的繁忙景象。
除了人物俑,唐三彩中的马与骆驼俑也制作得极其出色,它们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财富和力量的象征。三彩马造型写实、健壮,肌肉发达,比例协调。三彩骆驼同样造型逼真,它们的驼峰高耸,四肢粗壮,神态安详,迈着沉稳的步伐。这些马与骆驼俑,不仅是唐代陶瓷艺术的杰作,更是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载体。
纹脉相承:汉唐纹饰在瓷器上的延续(一)汉唐陶俑纹饰的瓷器演绎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唐陶俑纹饰在瓷器艺术中得到了传承与创新,以新的形式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唐代长沙窑瓷器便是这一传承与演变的典型代表。
长沙窑作为唐代重要的民间瓷窑,以其丰富多样的装饰题材和独特的装饰技法而闻名。在长沙窑瓷器上,常常可以看到各种生动的人物图案。例如,温州博物馆藏唐长沙窑青釉贴花瓷执壶,其腹部饰三组模印贴花图案,流下为一宝塔,双系两侧各为一跳舞胡人。持剑武士俑左手持剑举于头上,双腿弯曲,身穿紧身衣物;舞蹈俑高鼻深目,穿皮靴,戴花帽,双足呈外八字形踏于圆毯上,展现出典型的胡旋舞姿态。这种贴花装饰技法与唐代陶俑的立体造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长沙窑瓷器上的胡人形象也别具特色,这些胡人形象多为卷发高鼻,身着胡服,或手持乐器,或牵马而行,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交流频繁的景象,与唐三彩中胡人俑的形象和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一致。
(二)画像砖纹饰在瓷器中的传承画像砖纹饰作为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在瓷器艺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后世的瓷器纹饰常常以画像砖上的生活场景、神话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将画像砖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延续下来。
以画像砖上的农耕生活场景为例,在一些瓷器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农夫在田间辛勤劳作的画面,他们手持农具,弯腰耕种,身旁是茁壮成长的庄稼。这些瓷器纹饰不仅忠实还原了画像砖上的农耕场景,还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进一步展现了农业生产的细节和农民的生活状态。
神话故事也是画像砖纹饰在瓷器中传承的重要内容。西王母赐不死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缠等神话故事,常常出现在瓷器的装饰图案中。在一件明代的青花瓷瓶上,绘制了西王母赐不死药的场景,西王母端坐在云端,身旁仙女环绕,她手持仙丹,正准备赐予下方虔诚祈求的凡人。这种对神话故事的描绘,不仅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还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
画像砖纹饰在瓷器中的传承,不仅是图案的简单复制,更是文化内涵的延续和发展。瓷器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艺术载体,将画像砖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纹脉新语:当代视角下的瓷器纹饰(一)当代大众审美对瓷器纹饰的影响在当代社会,大众审美观念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对瓷器纹饰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推动着瓷器纹饰在题材、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与发展。
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人们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纹饰的关注度日益提高。龙凤纹作为中国传统纹饰中的经典代表,一直以来都承载着吉祥、权威、尊贵等丰富的寓意。在当代瓷器纹饰设计中,龙凤纹不再仅仅是对传统图案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保留其基本形态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演绎。例如,华光国瓷 2025 年推出的 “如意春碗” 采用自主研发的高光泽度无铅釉、高温釉中彩等技术,选取 “正德碗” 经典器型,用石榴花与牡丹共同构成如意图形,寓意年年如意、岁岁圆满。
除了龙凤纹,花鸟纹、山水纹等传统纹饰也受到了当代人的喜爱。在当代瓷器纹饰设计中,设计师们更加注重对这些传统纹饰细节的刻画和情感的表达。例如,非遗传承人钟振华将宋代半刀泥刻花技艺与现代釉上彩绘结合,开创了 “釉下刻花与釉上绘画” 的立体层次,其作品《荷塘清趣》瓷瓶上,刻刀勾勒的荷叶经脉与釉上彩绘的蜻蜓翅膀相互映衬,展现出传统与创新的完美融合。
在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瓷器纹饰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现代简约风格的瓷器纹饰以简洁的线条和纯净的色彩为特点,强调形式与功能的统一。同时,复古风格的瓷器纹饰也备受青睐,这种风格的纹饰追求对古代瓷器纹饰的原汁原味的再现。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当代瓷器纹饰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数字印刷技术的应用,使得瓷器纹饰的图案更加精准细腻,色彩更加鲜艳丰富。此外,瓷器纹饰还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跨界融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