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文明曙光初现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石器时代无疑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时期，它宛如一颗璀璨的启明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初始之路。《文明・纹脉》播客第 2 集便将镜头聚焦于此，带领我们深入探寻那个遥远时代的秘密，而陶器纹饰则成为我们解读新石器时代文明起源的关键密码。

约从 1.8 万年前开始，在地质年代已进入全新世的时期，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磨制石器广泛使用，农业和家畜饲养逐渐兴起，而陶器的发明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人类结束了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游猎生活，开始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时，陶器应运而生。它不仅能够储存水和粮食，还为烹饪食物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重要标志。

陶器诞生：开启文明新纪元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黏土，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将其塑造成各种形状，再经过烈火的烧制，最终诞生了陶器。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人类对自然材料的巧妙运用，更体现了人类智慧的伟大飞跃。从最初简单的容器，到后来造型丰富、装饰精美的各类器具，陶器的发展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不仅满足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如储存食物、烹饪等，还承载了人类的审美观念和精神追求，成为了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正如恩格斯所说：“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 这一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秘刻符：原始思维的觉醒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中，刻划符号无疑是最为神秘且引人入胜的部分。这些刻划符号犹如远古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读。它们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要见证，展现了人类从具象到抽象思维的伟大飞跃 。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尖底陶尊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几个独特的刻划符号 。这些符号由太阳、月亮和山的形象组成，从上到下依次排列，宛如一幅简洁而生动的简笔画。它们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描绘，更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在远古时代，太阳、月亮和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自然元素，它们主宰着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将这些元素刻画在陶尊上，可能是为了表达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可能是希望借助自然的力量来保佑自己和部落的平安与繁荣 。这种将具体事物抽象为符号的表达方式，是人类思维的一次重大进步，标志着人类开始用更加简洁、抽象的方式来记录和传达信息。

浙江良渚文化的陶器上也刻有许多神秘的符号，这些符号更加抽象，难以解读。其中一个陶壶上刻着四个奇特的符号，它们既不像具体的事物，也不像后来的文字，仿佛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神秘语言。这些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是某个部落的独特标识，还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亦或是更早的文字雏形？尽管目前尚无定论，但它们的存在无疑为我们研究人类早期的思维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这些抽象符号的出现，表明良渚文化的先民们已经具备了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能够运用抽象的符号来表达复杂的概念和思想 。这是人类思维从具象到抽象的一次飞跃，为后来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正是人类早期思维对自然和世界的一种探索与表达，它们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认识与思考 。

彩陶华章：自然与信仰的交织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中，彩陶纹饰无疑是最为绚丽多彩的篇章。它们以丰富的色彩、多样的图案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当时人类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和独特的审美观念，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璀璨明珠。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饰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还蕴含着深刻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内涵。

（一）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的神秘寓意

仰韶文化距今约 7000 年至 5000 年，因最早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其彩陶纹饰以黑彩为主，常见的图案有人面纹、鱼纹、蛙纹、鸟纹等，这些图案生动形象，富有生活气息 。其中，人面鱼纹陶盆是仰韶文化彩陶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艺术的杰出代表 。1955 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高 16.5 厘米，口径 39.8 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 。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挺直，神态安详 。嘴旁分置有两个变形的鱼纹，鱼头与人嘴的外廓重合，加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一个奇特的人鱼合体形象，头顶还饰有尖状角形物 。

人面鱼纹陶盆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关于其纹饰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有学者认为，人面鱼纹可能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崇拜物 。在远古时代，图腾崇拜是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人们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或植物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并将其视为氏族的保护神 。半坡氏族生活在浐河、灞河附近，渔业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鱼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因此，他们可能将鱼作为图腾，绘在陶器上，以祈求鱼神的庇佑和恩赐 。也有学者认为，人面鱼纹可能与当时的巫术仪式有关 。在原始社会，巫术是人们与神灵沟通的重要方式，巫师通过举行各种仪式，祈求神灵的帮助和保护 。人面鱼纹陶盆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使用，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儿童的灵魂比较脆弱，容易受到外界的侵害 。因此，他们在瓮棺上绘制人面鱼纹，希望借助鱼神的力量，保护儿童的灵魂，使其能够顺利转世 。还有学者认为，人面鱼纹可能是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一种观察和理解 。鱼是水生动物，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水又是生命之源，对于依赖农业生产的古代人类来说，水和鱼都与他们的生存和繁衍息息相关 。人面鱼纹的出现，可能是当时人们对水和鱼的崇拜和敬畏之情的体现，也可能是他们对生命起源和繁衍的一种思考和探索 。

除了人面鱼纹陶盆，仰韶文化的其他彩陶纹饰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马未都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及的甘肃出土的仰韶文化陶钵，上面绘制着一个大大的眼睛图案 。对于这个图案的含义，学界也存在多种解读 。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变了形的鱼头纹，因为在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中，鱼纹是非常常见的图案 。而马未都先生则认为，它更像是在直接画人的眼睛 。眼睛是人类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在远古时代，眼神的好坏甚至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繁衍 。因此，老祖宗对眼睛的重视和描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个眼睛图案可能代表着当时人们对视觉和感知的关注，也可能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宗教意义 。

（二）马家窑文化：涡纹与几何图案的奥秘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 5700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了 3000 多年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 。其彩陶纹饰以精美繁复、富有动感而著称，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水平 。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纹饰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涡纹 。这些涡纹宛如水流在陶器表面旋转，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漩涡大多是向左旋转的，这与北半球水流打漩的方向一致 。这充分表明，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对自然的观察是何等细致入微 。对于以农业为生的他们来说，水是生命的源泉，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 。将水纹画在陶器上，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更寄托了他们对风调雨顺、滋养万物的美好期盼 。在马家窑文化的早期，旋涡纹的设计较为简单，通常是以四个旋点为中心，逆时针方向旋转，旋心内饰以圆点 。到了半山时期，旋涡纹样更加复杂且富有变化 。中期的旋心逐渐变大，内部装饰有十字纹、三角纹、网纹等多样的细节，增强了视觉效果 。旋心之间通过多条锯齿形的黑色线条与红色线条相连，形成了二方连续的图案，带来了更强烈的旋转感 。到了半山晚期，旋涡纹达到了设计的巅峰 。它不仅结构更加丰富，旋心之间的连接也变得更加简洁、明朗 。最终，马厂类型的彩陶将这种旋纹进一步简化，旋涡纹的四大圈图案逐渐取代了复杂的旋线连接，使得纹样更加沉稳、大气 。

除了涡纹，马家窑文化彩陶上还有大量用直线条构成的几何图案，如网格纹、菱形纹、折线纹等 。这些几何图案简洁规整，富有秩序感和力量感 。网格纹由纵横交错的直线构成方形或菱形网络，线条间距均匀或渐变 。多作为陶器主体纹饰的背景，或独立成带状装饰，从马家窑类型到马厂类型均有出现，结构规整，体现了先民们对几何构图的精准把控 。菱形纹以菱形为基本单元，通过二方连续扩展为链状或棋盘状图案 。菱形内常填网格、十字或同心圆，多饰于陶罐腹部，展现了几何纹样的对称性与秩序感 。折线纹由连续直角转折的线条构成，线条往复转折形成封闭循环图案 。多饰于陶器口沿或颈部，马厂类型晚期多见，结构严谨，线条粗犷，部分纹饰与折线纹组合，体现了晚期彩陶的符号化趋势 。

这些几何图案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反映了当时人类思维的发展和对世界的认知 。几何图形是人类对自然事物的抽象和概括，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理解和描绘这个复杂的世界 。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几何图案与涡纹等自然纹样相互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既展现了对自然的生动模仿，又体现了经过人脑思考的抽象表达 。这种将自然与抽象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文化滥觞：早期符号的深远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中，我们还能隐约看到一些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符号的雏形 。这些符号宛如文化的种子，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根发芽，逐渐成长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参天大树 。其中，龙纹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符号之一，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

1987 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用蚌壳摆成的龙和虎的形象 。这座墓葬距今已有 6000 多年的历史，墓中的蚌塑龙长 1.78 米，高 0.67 米，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仿佛在苍穹中遨游 。其头部、爪部、尾部以及整体构图，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龙的大部分要素，被誉为 “中华第一龙” 。这条蚌塑龙的发现，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龙的形象就已经在中原地区出现，并且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文化内涵 。它可能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图腾，也可能与某种宗教仪式或信仰有关 。无论其具体含义如何，它都为我们研究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1971 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的红山文化玉龙，更是龙纹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条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高 26 厘米，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 “龙” 字 。玉龙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 “中华第一龙” 。2013 年 8 月 19 日，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红山文化玉龙的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 。它的背部有对称的单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首尾恰在一条线上，显示出当时的工匠对器物平衡感的精准把握 。从造型上看，红山文化玉龙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头部似马非马，似猪非猪，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似蛇非蛇，体现了远古时期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观念 。它的出现，标志着龙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趋于成熟，为后世龙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的蚌塑龙和内蒙古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可能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 —— 龙的早期形态 。它们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龙的信仰和传承 。从新石器时代的这些早期龙纹开始，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历经数千年而不衰 。无论是在古代的神话传说、文学艺术中，还是在现代的社会生活、文化活动中，龙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