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行动

May First Movement Technology 是一家会员制合作社，在纽约和墨西哥城两地运作。会员交会费，换来邮箱、邮件列表、网站托管、文档协作和视频会议；托管不是它卖的商品，而是会员的权益。按机构自报，八百多家组织把数字基础设施托付给它，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不挖数据、不卖注意力的前提下运营这些基础设施。它的前身可以追到 1990 年代初纽约的 People Link 和墨西哥城的 LaNeta 两家替代性网络服务商；2005 年 People Link 与 May First 技术小组合并为 May First/People Link；2011 年接手 LaNeta 的托管业务，此后约两成会员在墨西哥；2015 年墨西哥城成立独立合作社，为墨西哥会员提供本地法律框架和支付方式；2019 年 6 月会员通过新章程，董事会 16 到 20 人由会员投票选出、另 5 人由员工选出，墨西哥按会员比例约占五席，任期三年，官网称它从此成了"实际运转起来的合作社"。

自己建、自己管的代价，它写在官网的法律记录页上：2008 年先后应对两起行动艺术网站的侵权投诉，其中一起拒绝了《纽约时报》的下架要求；2009 年一家上游在美国商会投诉后未经通知切断了它整条互联网连接一个半小时；2012 年 FBI 持搜查令从它的机柜里搬走了另一个集体的服务器，此前的传票它答以"我们没有东西可交"；2014 年拒绝交出独立媒体中心成员的身份信息，随后收到封口令；2015 年遭遇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数周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2023 年拒绝下架一个洛杉矶警员数据库；2025 年法新社的照片索赔在电子前沿基金会介入后撤回。它的答案是合作制、会员共治和全部使用自由软件——因为只有开源才能让人审计、修改并真正控制自己用的工具。它说，自己的影响不按维护了多少服务来衡量，而是看人和组织能不能在危机中把工作继续做下去。

Digital Empowerment Foundation（DEF）2002年12月16日在印度德里注册，创始人奥萨马·曼扎尔是物理学背景。他给机构的定位是：DEF 从来不是一家数字基金会，而是一家以传播为基础的组织，把数字当工具和媒介。它最有代表性的做法是2016年起的"信息企业家"（SoochnaPreneur）项目，启动资金来自高通的一个无线普及计划，前后还有欧盟、诺基亚、谷歌等伙伴资助。机构不在村里盖机房、建中心，而是在本村找一个愿意干的人，教他数字技能，给他一台打印机、一台平板，剩下的靠他自己经营；阿萨姆茶园的一位信息企业家，就替人改身份证登记错误、开银行账户、当村里的取款点、帮孩子递交奖学金申请。书里一位店主算过一笔账：自己跑一趟县城办一张卡，车费、复印加上丢掉的一天工钱，合计约700卢比；他报价30卢比替人办。这门生意替人省下的时间就是收入，不靠补贴也能转。按机构官网2026年自报，网络约有2,000个社区信息中心、1万名数字步兵，分布在25个邦、250多个区，23年累计触达3,500多万人；机构2025年出版的书里写的则是2,200名信息企业家、26个邦——两组口径不一，均为机构自报。

这条路也有它的边界。在尼尔吉里山的托达部落，山地把信号搅碎，第一个点撑不起来，机构自己写下"这一带被数字搁浅"；最后是两位女性分工搭伙——一位接下必须到场的线下事务，一位换到有信号的地方做线上申请。哈里亚纳邦努赫区的 Smartpur 项目在2024年前后结束，但当初就设计成自负盈亏小微企业的辐射点活了下来，自己跟运营商谈带宽、自己修断线。那里一家2018年开的店，店主穆斯塔基姆在柜台上加了第二块朝着顾客的屏幕，让顾客看着自己的交易被怎么处理；他的 WhatsApp 群成了村里查证"新补贴还是新骗局"的地方。生物识别扫描仪能找出休眠账户、筛掉冒领的人，到了坏人手里也能拿来坑人。钱德里的纱丽织工在2009–2012年的项目结束之后学会了 JacDraw 织机软件，到2025年手工织机从疫情前不到3,500台增至5,500台。书的作者给出的判据是：不看项目周期和资金消耗率，看资金退潮之后社区自己还在重复选择什么。2016年，机构就公共 Wi-Fi 向印度电信监管机构（TRAI）提交过建议，并称2020年的全国公共 Wi-Fi 框架写进了其中好几条——这是机构自述，政府文件里没有点名。

Practical Action 1966年由经济学家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作者）在英国创办，原名 ITDG，2005年更为现名。它的尼泊尔办公室从2002年起做洪水预警：在奇旺的班达拉村架起一座观测塔、装上一台警报器，这就是尼泊尔第一套社区洪水预警系统。当时政府机构在乡村越来越难开展工作，机构因此给自己定下底线——系统必须由社区自己管理、不依赖外部支援；塔和警报器由机构出资，选址、买地、动员、成立管理小组全由村里完成。它最核心的方法不是设备，而是"信息的需求模型"：不替社区判断危险，而是把上游水文站的水位数字直接交到社区手里，触发线由各村对照自己的洪水记忆来定；传播上不追求一台警报器传得更远，而是增加警报点——43台手持警报器由社区自行分布管理。2009年估算，每个流域系统一年运行成本不到两万卢比（约250美元）。2008年6月28日西拉普提河涨到4.5米触发线，水文员从早上七点半起依次电话通知村管理小组、县警察局、电台和县长，随后是下游的人主动打电话来问水位——整条链第一次在真洪水里跑通；同年9月，机构基本退出预警链。2010年起这套办法扩到西拉普提、巴拜、莫哈纳、卡尔纳利四条河，卡尔纳利流域覆盖74个村、能给下游三到五小时，此后全国十几条河陆续采用。

这套系统的每一步都是被现实打回来的。标称传一公里半的警报器，在季风暴雨和铁皮屋顶下实际射程短得多，电瓶要反复充电；2006到2007年的长时间停电，让强光电筒和电动警报器同时瘫痪，只能退回手摇警报器和手持扩音器；2007年9月，四十米公路被冲走、光缆断裂、电话网整个瘫掉，上游一个村想通知下游三个村而通知不到。今天的系统已是自动水位站加群发短信，尼泊尔也在2023年成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首批三十国之一——但2026年8月26日的冰岩洪水暴露了新的断点：边境自动站读出1.62米后即被冲毁，洪水预报部门是靠县行政办公室的一个电话才知道消息；9点15分发出首批警报，一分钟内约68万条短信确实救了很多命，可整条河上第一个越过阈值的警报出现在下游一百公里外、洪水入境近三小时之后，最下游的站全程显示绿色。Nepali Times 的复盘指出两处缺口：水位站只问"水多高"、不问"涨得多快"；红黄绿三级预警与各级政府的职责之间，没有一份全国统一的规程——而2025年7月8日同一峡谷的洪水致18人死亡之后的十三个月里，新规程一条也没有定下来。

1999年，美国波士顿笔架山十一位老邻居开会决定"哪儿都不去"，随后用一年多时间把这句话做成了一家非营利机构——Beacon Hill Village，2001年成立、2002年迎来首批会员。会员交年费换来"一个电话搞定一切"：接送、维修、陪诊、教手机，机构负责对接，费用之外的服务由审查过的服务商按折扣价提供；2017年马萨诸塞州的资源指南记录当时价格为个人会员675美元/年、家庭975美元/年，另设100美元/年的收入减免档。2010年1月，Beacon Hill Village 与社区金融机构 NCB Capital Impact 联手，靠 MetLife 基金会25万美元资助，把这套模式升级为全国网络——Village to Village Network（VtVN）。VtVN 不拥有、不认证任何一个村，只做四件事：起步指南、一对一导师、年度全国大会、政策与资金层面的倡导。2025年，VtVN 与罗格斯大学合作完成全国普查：245个村回应、覆盖37个州（含哥伦比亚特区）、回应率88%，参与老年人超过5万名，接送、代购、技术协助是排名前三的服务。

这张网也有它的脆弱之处。AARP 2022年报告显示会员画像高度单一——白人约95.7%、女性约七成、家庭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占74%，非白人会员仅约11%；焦点小组研究指出文化理解不足、社区紧张感和反移民情绪是主要门槛。资金上，一个村平均年收入11.5万美元，44%来自会费、22%来自个人捐款，政府拨款或合同仅占5%——这类非医疗服务既签不了政府合同，也进不了保险报销，2013年调研中60.3%的村把筹钱列为未来五年的主要挑战。人力上，每个提供服务的村都靠志愿者运转，27%的村完全没有付薪员工，约40%的会员同时也是志愿者——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常是同一代人，这也是美国老年学会2025年文章所担心的：村的能力基本停在接送、跑腿和陪伴，尚无法承接需要专业健康与社会服务的"老老人"。技术层面，VtVN 官网与首家村各自使用不同的通用会员管理软件（分别为 ClubExpress 与 Helpful Village），每村独立实例、数据留在村内——自主权的代价，是兰德公司2024年研究指出的"数据收集与上报能力严重受限"。

017年，一群反对外卖行业"优步化"的法国青年在一场街头运动中相识，决定不再向平台妥协，转而自己开发一套外卖配送软件——这就是 CoopCycle（"自行车配送合作社联盟"）的起点。联盟的代码全部公开，但商用权只对符合"社会与团结经济"（SSE）标准、采用员工制而非个体户模式的合作社开放，入会规则是"一个合作社一票"。新合作社加入后不必从零开发：第一年每月缴49欧元会费，此后按平台流水的2%支付，即可直接使用联盟维护的共用软件。截至2025年8月，联盟已发展到57家合作社与集体，从欧洲一路延伸到美洲。2018年，一群被外卖平台停用账号的巴塞罗那骑手据此成立了 Mensakas——加泰罗尼亚第一家骑手自有、员工制的配送合作社，骑手每周工作十到二十五小时，领取西班牙最低工资。2023年8月，CoopCycle 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召开全体大会，自曝合作社内部约23%的工时无人支付，骑手心目中的"理想但现实"工资是现实工资的1.5到2倍；为维持订单量，Mensakas 后来也加入二级合作社 Som Ecologística，为大型物流公司做分包，形成研究者所称的"灰色地带"。

把这套软件搬到欧洲以外，比想象中更难。阿根廷 Central Salta 合作社从2022年试用到2024年始终未能真正用起来，原因是对"外国项目"难以建立信任；智利 Por La Chita 合作社花数月装好平台后随即解散，平台从未真正启用；智利受访程序员认为，许可条款只准清洁能源车辆使用，在摩托车为主的智利构成了实质限制（该说法出自受访者对许可的理解，并非许可原文条款——桌面利利2026-09-11 已就许可原文复核确认）。相比之下，智利圣地亚哥两家小合作社把软件当作临时工具，用了约半年协调配送路线、催生出"路线协调员"角色，目标并非与 Uber、Rappi 竞争订单，而是做数字平台之外也能完成的社区"最后一公里"；墨西哥城的志愿送餐网络则在2021年正式成为 CoopCycle 试点 Rodando Juntas（"一起骑"），到2025年已在筹建地区联合社，争取融资与劳动权益。联盟理事会已由创始人逐步移交给成员民主选出的理事会，CoopCycle 的定位始终是"做宽不做高"——不做一个吞并所有城市的大平台，而是让每个城市拥有自己的骑手合作社。

2018年3月，荷兰籍犯罪学出身的娜塔莉·迪克曼在乌干达坎帕拉创立了SEMA（斯瓦希里语"说出来"之意）。她此前是海牙一家法律创新机构的东非项目协调员，因研究工作常驻乌干达。她发现，透明国际2019年的调查显示，近半数用过公共服务的乌干达人说自己曾为办事支付贿赂，警察被普遍认为是问题最严重的机构；而乌干达四十多种语言并存，许多公民不识字、也没有智能手机——这些最依赖公共服务的人，他们对服务质量的真实感受，此前从未被系统收集过。SEMA由此把反馈终端做成实体设备（一台画有五个表情的按钮），配上免费USSD号码，摆在警察局、医院、市政厅出口，让不会写字、没有手机、不愿开口的人也能表达。设备落地后真正起作用的是"盯梢效应"：SEMA每月出具带证据的报告并设"年度最佳办公室"奖，促使公职人员主动改善服务态度；仅2019年一年，SEMA就收到超过三万两千条反馈（含两万余次按钮评分、逾万次面对面访谈），在坎帕拉一家警察局，索贿率七个月内从25%降到5%。

除了月度报告和Baraza（社区集会）之外，SEMA也持续推动更结构性的对话：2020年尝试"对话经纪人"和"对话活动"，把趋势报告直接送到警察总部和高层官员面前——但也确认了一个不轻松的现实：让基层改变容易，让权力改变很难。2024年前后，SEMA与坎帕拉本土非营利AI实验室Sunbird AI合作，把表情按钮升级为语音反馈：公民可用乌干达四十多种语言中的任意一种录下具体诉求，经Sunbird AI于2025年10月发布的开源模型Sunflower（支持31种乌干达语言，在其中24种上为目前最强的翻译模型）转写、翻译并匿名化后，才送达办公室，目前已在Kasangati卫生中心和Old Kampala警察局试点上线。SEMA官网称，累计已收集超过八万条公民反馈，正在倾听"数十万"个声音，愿景是到2030年，让东非最常用的一批公共服务都用上公民反馈。

2012年，Blair Glencorse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创立了Accountability Lab。他此前在世界银行研究脆弱国家，曾满世界问年轻人"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几乎全部指向同一个词——问责：掌权者要负责任，腐败要停止。由此他离开世界银行，把"让治理为人民服务"定为使命，用"跨地方"（translocal）网络模式在尼泊尔、利比里亚、马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南非等20个国家设立各自独立的Lab，用选秀式点名（Integrity Icon，2014年首发）、黑客马拉松（HackCorruption）、说唱专辑（Voice2Rep）等非传统方式推动问责文化。2025年，当美国政府宣布取消83%的对外援助项目（约5,200份合同）、USAID正式停止独立运作，全球本地NGO普遍陷入资金断崖——联合国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本地组织收到过终止通知，有些直接关门。Accountability Lab的回应不是募捐或写报告，而是启动Civil Society Wayfinder：不建数据库，只是问一圈同行"你认识谁在做重要的事却没人看见"，每周在领英上点亮一个本地组织，入选前须经活跃度/媒体报道/法律地位三道核查和三位联合CEO终审，且必须征得组织本人同意才会点名。

Wayfinder最初圈定青年领导、叙事力量、健康信息生态、去中心化资金四个方向，后因数据里"做性别议题的组织特别多"而增设第五类。运行以来，被点亮组织从五十多家滚动至56家，覆盖25个国家，领英帖子获50多个国家响应、超万人次浏览，并出现"级联效应"——组织之间开始互相推荐。乌干达青年组织Global Learning for Sustainability（GLS）负责人Harriet Mukajambo说，这个活动能帮民间组织互相勾连资源、形成合力、避免重复劳动。但Accountability Lab也坦承这个项目的局限：Wayfinder明确不提供任何资金渠道；互动最活跃的地区是北美（148次），而被点亮的组织都在全球南方，看的人和被看的人存在地理错位；在巴基斯坦、尼泊尔、马里等地，被国际组织点名反而可能招致当局注意，因此对部分组织只承认其工作、不纳入公开活动。团队自己给出的结论是："能见度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支持"，"联结构建韧性"。

77岁的刘汇泉退休后没有选择安享清闲——他把自己维修厂的全部设备工具捐出，在北京朝阳区一间地下室开起免费"匠心为民"工作室，义务修家具、磨刀剪、教孩子们剪纸木雕，用旧木料做出40套斗拱拼插玩具。本期《老年人价值》讲述他的故事，并对照北京丰台"银发匠人"项目——42位老手艺人如何从被遗忘的角落，变成72场市集、增收25万元的真实案例。两条路径（免费义务 vs 市场化收费）殊途同归：老年人的手艺，正是被这个世界低估的资产。

创始人 George Netscher 的外婆和姨妈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他知道自己的妈妈将来大概率也会得。于是他做了个决定：趁还来得及，为妈妈造一套更好的照护技术。这个想法从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博士研究中长出来——2014年有了雏形，2016年正式成立公司。

SafelyYou 的核心模式很简单：给每个房间装一台摄像头，让 AI 全天候识别跌倒动作，一旦发生立刻通知护工。但真正的价值不在报警本身，而在"回放"——护理团队事后复盘录像，分析跌倒的真实原因（地面滑、起床太急、药物副作用等），把一次跌倒从"事故"变成"可以学习的样本"，反哺护理方案的调整。

第一个外部认可不是风投，而是政府科研基金：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研发，201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验证临床效果——那次测试跌倒减少41%、跌倒相关急诊减少69%，成为后续所有数据的底子。发表在《美国管理医疗杂志》（AJMC）上的一篇2019年同行评审研究，跟踪失智照护机构后发现：用了这套系统，跌倒相关急诊减少80%；官方数据显示跌倒本身减少约40%；2024年底一项覆盖80家养老社区、近4000名居民的研究显示，用了这套服务的老人平均比未使用者多住四个多月。

2021年，公司连拿两轮融资——九月 A 轮1950万美元，年底 B 轮4000万美元；2025年初 C 轮再拿4300万美元，累计融资超过1亿美元。2024年初，SafelyYou 入选《财富》杂志"影响力二十强"。截至目前，覆盖超过1000个养老社区、5万多名居民。

但这个故事也有真实的但书：行业媒体 McKnight's 2026年7月发文"摄像头救不了命"，指出失智老人往往没有能力对24小时被拍摄表示同意，家属代签能否代替本人意愿是无解的伦理题；"80%"这类数据样本和对照设计有限，尚待独立复制验证；护工在摄像头下工作也承受着信任和尊严的代价。行业里已出现毫米波雷达、Wi-Fi感知、音频监测等"不要摄像头"的替代路线。

2011年"15M运动"席卷西班牙，青年占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喊出"他们不代表我们"。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力量后来在巴塞罗那等城市赢得执政权，却面临一个问题：喊着"参与式民主"上台，要怎么让市民真正参与？巴塞罗那市政府2016年先跑了马德里团队开发的开源软件Consul的复刻版，2017年初推倒重来，从零写成Decidim——加泰罗尼亚语"我们决定"之意，技术底层为Ruby on Rails。首次试运行即有4万公民参与，产生约1.1万条提案、8千条被采纳，此后数年巴塞罗那市政府预算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执行这些提案。2019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将Decidim的商标和代码库控制权，正式交给独立公民组成的Decidim Association，自称"递归民主"——治理平台本身的方式也由民主决定。

到2023年，Decidim自估约400个城市政府、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使用，另有研究统计西班牙及19国共311个运行实例，社区Metadecidim约5000名注册成员。平台核心模块有80余个语言文件，覆盖约60种语言，是全球公民参与平台中系统性支持多语言的极少数例外（同类平台不到四分之一做到）。但成效并不均匀：苏黎世Wipkingen社区参与式预算从4万瑞郎起步、次年放大到54万瑞郎全市规模；卢塞恩LuzernNord区却因只开通德语单一语言、自上而下推行，反而加剧了数字鸿沟。巴塞罗那近郊Badalona市，2018年市长被不信任动议赶下台后，整个参与流程随即中止——软件的能力，与制度是否真的愿意放权，是两回事。2023年，联合国数字公共产品联盟（DPGA）将Decidim认证为"数字公共产品"；墨西哥城开放政府团队、西班牙能源合作社Som Energia、Mozilla基金会等机构均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