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深厚圆融，面面俱到，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说孔子的中心思想便是“做人”。

人，生来已经是“人”，何必还要“做人”？原来我们生下来圆颅方趾，五官四肢，那只是自然界中的人，那只是动物

的一种，而不是我们自命为万物之灵，与天地参的“人”。“自然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用不着去“做”，而一个有意义，值得我们自傲的“人”，却须经过努力而获得。我们既秉受了人形，就应该把人所特具的宝贵性能尽量发挥出来，好好地做一个像样的“人”，而这一番自强不息的努力，就是“做人”的功夫了。

“做人”要“做”到什么地步，孔子给我们选 了一个目标是“仁”。只有“仁”才是人的最高准则。“仁”是什么？朱子说：“仁者本心之全德。”那就是说：仁是人的德性之总体，正因如此，所以“仁”的含义非常丰富，它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活动。说句老实话是“兼体用，赅本末”，绝不能用一个“定义”来表达，一如西方哲学之所为。（按：能下定义的，必须是一个概念，而“仁”则并不是仅仅一个概念。）大体说来“仁”的最基本意义是要对别人关切而爱护。例如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告诉他：“爱人。”那就是说： “一个仁人应该爱护别人（而不是“人的定义是爱人”）。”所谓“爱”，是要等差的爱，是要我们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爱，而不是一律平等，贤愚莫分。我虽爱我叔父，但却更爱我的双亲；我虽爱我的邻人，但却怎能比我叔父；我虽当爱众人，但对于仁者却应更加亲近。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好似胸襟褊狭，有失大公无私的气度，但如仔细想想，这不仅是最切实能行的途径，而且还正是本心最合理最真诚的反应。因为爱终究是一种情感，情感是在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而不能凭理智来制造。我们无法对不同关系、不同接触的人发生同样的感情。假如一定要同，那不是矫揉造zao4作，就势必是别有用心，那还有什么意义？反之我们若把内心的真实状况诚挚地表现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直道。以上是就理论来讲，再就事实来论，要对众人一体看待，说着虽然好听，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试问我们如何能把父亲看成路人，或是把路人当作父亲来侍奉？反之我虽只侍奉我的父亲，但别人的父亲也正由他自己的儿子去侍奉。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便能使这社会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爱”只是主观的情感，但仁者的爱人不能只凭主观情感，而要使这一腔热情真能发生效果，还须有适当的表达方式。因此当颜渊问仁时，孔子便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礼就是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复礼就是使我们的行为符合社会上公认的规范。以小事为喻，从前中国实行作揖、叩头，你如对某人表示敬爱之忱，作揖叩头就行了。假如你是去拥抱亲吻，那后果就不堪想象。因此只有通过社会的规范，才能真正达到我们爱人的目的。社会上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就是伦常（五伦），只有在伦常的践履中才能实现仁者的愿望。换句话说，一个深明大义的人绝不是从事妇人之仁、姑息之爱，相反的是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尽到社会的责任，表现群体的大爱，然后才发挥了仁的精神，实现了“做人”的

意义。

上面这一套就是人生的行谊。我们束发受书，投师就教，学的就是这一套。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好的什么学？好的就是这一套。试看其诠释“好学”所说的“不迁怒，不二过”不就是这一番“做人”的努力吗？不仅坐而学是这套，起而行也完全是这一套。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么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做人”的道理。这“做人”的道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离去。所以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一切事，是做？还是不做？是取？还是舍？全都以“做人”的道理为依归。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假如心安理得，所行合乎“做人”的道理，怕是一种最贫困、最清苦的生活，也怡然自得，安之若素。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反之假如违背了“做人”的理，即使是最优裕、最可羡的生活，也毫不加以考虑。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岂止如浮云？假定一旦走到这种地步，要“做人”就不能活命，那么一个有修养的人，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人”的途径，绝不为活命而改易奋斗的方向。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什么？须知你若苟且偷生，生命虽是保全，但却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活着也不过是一个人形的动物而已。所谓“衣冠禽兽”者是。反之若是明辨是非，慷慨就

义，你虽失去生命的躯体，但却光荣地完成了人生的旅程，有血有肉地表现了“人”的存在。这时才真是尽到了“做人”的道理，而使“仁”的精神发扬光大，照耀人间。

个人如此，整个社会更要如此，否则岂不成了动物世界，禽兽集团？因此立国为政，一切都要本乎道义，所谓“政者，正也”。我们固然要谋求福利，使得国富民裕；但更要讲求人生的价值，“做人”的道理。所以当冉有问：“假如一个国家已经富了，还要怎么办？”孔子就告诉他“教之”，教什么？要教大家明人伦，敦礼义，而使国家高尚合理，不愧为一个人类的团体，这才是我们为政经邦的无上原则。国可破，家可亡，而这一原则却断断不可放弃。有一次子贡问政，孔子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兵”可去，甚至“食”都可去，但这代表道德正义的“信”却绝对不可去。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岂仅“不立”，那根本就不成其为“人”的国家了，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绝不以任何代价出卖信义，也不以任何借口放弃“做人”的原则。我们环顾今天世界各国，无不“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往往为了一时的便利，不惜出卖盟友，背弃信义，真不知立国的精神何在？假如大家，尤其若干大国，能奉行孔子的教训，坚守信义的原则，世界纵然未能获致永久的和平，至少也不会是今天这种混乱纷扰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