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揭示王道真谛：无需高深莫测，只需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便可实现仁政。他巧妙运用"善推"原则，让敬老爱幼、人性弱点皆成为施行王道的桥梁。孟子智慧非凡，将崇高难行的王道仁政化为切实可行的道路，赢得君王与民众的广泛尊重与推崇，从而有力地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02:04 孟子的聪明才智：儒学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

他不仅循循善诱，而且能提供简单易行的途径，使那些昧义逐利、脑满肠肥的君王们感觉到“从之也轻”。孟子告诉他们王道仁政并不是高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把自己的心情反省一下，想想自己如此，别人也如此；而能推己及人，见诸行事，那就是王道的精神了。古来的圣王所以能行仁政而王天下， 并没有什么诀窍，其关键就在善推所为以及于百姓而已。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在这“善推”原则的活用下，不仅敬老怀幼是德政，就是许多小疵又何害于王道的推行？例如齐宣王坦白地承认他好货好色，孟子却告诉他没关系，只要能同时想到别人也一样的好货好色，而能替别人解决问题，那就是王道了。

王道仁政本是崇高伟业，难以着手，但在孟子手中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往而不能行了。试看他是多么的聪明而有办法？岂是那些徒 诵 章句、食古不化的俗儒所能比？正因如此，他才能博得君王的崇敬、社会的景仰，而有效地弘扬孔道。他当时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

孟子声势之大，中外古今还没有第二人。这并不是什么排场和气派，而是说明孟子在朝野间具有何等的影响力。以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弘扬孔道，那就无怪乎孔道大行了。

孟子一生的抱负就是要继承孔子、弘扬儒道，这一使命孟子是有声有色地完成了。孔门弟子虽号称三千，贤者达七十；然而大抵只是些颂经乐道的君子。他们对谨守师说、努力做人，尚能各有所长；至于发扬孔子之学，光大孔子之业，却无此才气。纵使颜渊不死，也不过对孔子的学术思想能有极高的领悟而已；若想有魄力有办法地弘学救世，使人接受孔子之道，那也绝非他之所长。因此假如没有孟子出来，则孔子的精神势必为其平淡的外貌所掩埋；孔子的大道势必为那些浅见的众人所摒弃，还哪里会其道大行，尊为至圣？孟子所以能达成这一辉煌使命，一方面在其能阐扬孔学的精义，使学者能认识孔学的伟大价值；一方面在其能有办法慑服那些拥有威权的君王政要，使他们尊崇孔子的地位。唯有这些代表社会权威的人物能崇敬，然后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信奉。

博取学者的服膺很简单，只要你拿出真东西来，他自会识别而信从；但是要说服君王权贵则不简单了。他们不学无术却居高位而拥大权，哪里听得进你那书呆子的理论？但是孟子有掀天撼地的气魄，摧慑其声威；有操纵自如的本事，导使其就范。君主们的崇高地位，孟子根本没放在眼里，他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 我得志弗为也……”

他们的骄矜自满，孟子只消两句话便给封回，使其驯服地听他教训。例如齐宣王初见面时，第一句话便得意地问孟子：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希望能从孟子的回答中，表现表现自己的神气。哪知睿智练达的孟子却一百个不屑一道的样子，硬说不晓得，要谈就谈王道罢！谈王道当然便是孟子的一套了。（按：孟子如据实而对，下面的话便只有恭维齐国和齐王了，那还谈什么？难道孟子是来听训的么？）有时君王们对某些行为感觉惭愧不安，孟子不但不加责难，反而指示彻底贯彻的办法。怎样才能彻底贯彻呢？那就又是王道的一套了。尤其他对齐宣王讲“好乐”那一段，简直就像师长父母哄着小孩用功上进一样。我们说孔子循循善诱，但孔子所诱的只是学生，孟子却是对君王权贵循循善诱了。

这善良之性虽微弱不显，但一经存养发挥，便将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而有辉煌灿烂的表现。这时我们恻隐好善的本性不仅灵明显著地存在于胸中，而且充沛诚挚地形诸于外境。它势必一方面由己身而扩展到他人和群体，一方面由主观的意念而见诸于实际的效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仁心善性不仅程度增深，范围扩大，并且要具体地加被于社会人群，使社会人群真能受到我们的泽惠。唯有如此，我们这仁心善意才算真正地美满完成。我们所以要设官分职、作君作师，所以要分田制产、为民谋福，就是要把我们的仁德善意客观化，以便其有组织、有力量地实现和完成。而一个仁人志士所以献身政治，推行仁政，也就是出于这股仁心的推动。因为他们强烈的仁心善意使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祸福，感到是自己分内的责任。所谓“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因此便势必要挺身而起，为人群服务了。

但是要把这仁心善意完美地实现出来，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世间的事并非照着我们的意志而安排，许多事与我们的意念不能配合，因而构成推行的阻力；同时又有许多事，深合躯体的欲念，诱使我们乐此不疲，以致忘掉，或违反了我们为仁好善的本意，这时必须有坚定的道德勇气，才能克服一切，贯彻初衷。以上还是就个人而论，至于施政为邦，事态复杂，必定要碰到许多便利可欲却伤仁害善的事情，以及许多诱惑多端、似是而非的事情。这时就更需要能通观体要，明辨权利，而选择我们应走的途径。一个真有修养的人绝不会被任何物欲诱惑而动摇道义的信念，绝不会在任何威胁困难下，放弃为仁行善的原则。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真能“铁肩担道义”，才真能堂堂地做个大丈夫。

当孩童落井，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种纯洁的同情，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本性？如果人人生来善良，为何恶行频发？原来，善与恶的萌芽同在一个基础上，它如何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02:01 人性的双重性：努力的方向与挑战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乍见”和“将入”。“乍见”是说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将入”是说事态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合起来也就是说：任何人在心理上空灵无住的时候，突然看见孺子落入井中，便必定会发生一股纯洁的“怵惕恻隐之心”。只这一念的恻隐，就足以证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从这里面绝不会发展出丑恶的败德；相反的，它正是仁的源泉，它就是一切美德的种子。只要让它合理地发展出来，就自然形成人们的道德仁义。否则人们的高风美德将成为无源之水，纵加以塑造，恐怕也难实现了吧！

或者说：既然人性本都善良，何以未见人人都善，而那丑恶之事却层出不穷呢？原来人们恻隐好善之心虽也如饥食渴饮一样，都是  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它并不如后者那样具体显明。饥食渴饮可凭生理的反应来告知人们，并迫使人们去追求；恻隐好善之心却奥妙精微，只能凭心官的反应才能体现。心官用思，自然反应清楚；心官不思，便势必意识模糊，而为强烈的躯体欲念所淹没。一旦欲念越出常轨，便随之而为恶了。其实推本溯源，他的本性仍是善良的。这就如牛山之木一样，牛山本是佳木葱茏的，但因地在齐国近郊，树木便为人砍光了。我们既不能因此便说牛山不生树木；同样的也不能因为有人为恶，便说人性不善。

从上面看来，人既有善良的本性，也有善性泯灭，纵欲为恶的可能，他实具有可好可坏的双重性。而在这可好可坏之间，便产生了人们努力的课题。人们如果心官失明无主，专从躯体发展，纵不为恶，也是禽兽世界。因为他只表现了和禽兽共有的性能，而未显露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反之我们心官若能灵明有主，把这善良本性保持而加以发挥， 那才真是表现了人与禽兽不同的特征，而真正做到了“人”的要求。

然而批评各派思想，只是孟子弘扬儒学的消极一面。光靠这一面的努力并不够用；更重要的是他能积极生动地发挥孔子的精神，使得人人都能接受。同时他又在学理上给孔子思想建立有力的哲学基础。

孔子教人“做人”，其旨趣在使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他虽有“仁”的中心思想，但只是以仁者的境界和做法来勉人，对于“仁”的理论并无说明；虽则在他心中是有一个深厚圆融的“一以贯之”的思想系统。其实这本来也无须说明，做人的好坏，世道的兴衰，与哲学知见毫无关系。诚如陆象山所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但孔子既没之后，百家并起，以学争鸣。这时一切主张教训，便必须有其理论的说明才足以折服人心，以对抗他家的辩难。否则纵有金箴zhen1宝训，也无法使人理解和接受，当然更谈不到服膺ying1奉行了。因此孟子便势必要把孔子的主张说出个原委来，以与百家之学相对抗。

首先要说明的是孔子学说的“客观性”。大家都知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孔子千言万语勉人为仁，并不是出于孔子的私衷所好；相反的，“仁”乃是人们的本性。它是亘古以来与人俱存的，不过孔子把它明确地指出来，一如牛顿指出地心之有吸力一样。因此人们为仁，并不是劝人矫揉造作，塑造成孔子一己的蓝图；也不是孔子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想借此来实现。那只是把人们潜在的本性完美地发挥出来而已。这就如花的开放、果的成熟一样，完全是顺尽自然之性。

但人性果真是本质良善，能产生“仁”的美德吗？假如人性本质是丑恶的话，那岂不是愈发挥就愈丑恶，愈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问题吗？孟子很坚定地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他并且举出一段精彩的例子来证明。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又有一次，孟子在滕国遇到一位儒生陈相。这位陈相听了许行的一番宣传，便要脱离儒家，去追随许行。而这位许行， 乃是一个小集团的领袖。他的信徒有数十人，都是穿着粗布的衣服，而且自己织衣穿、织席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自耕而食，没有劳心劳力之分，即使是君主，也应与人民同耕，不可依赖俸禄以自养。由这种说法，可知许行是一位兼有杨朱思想的墨者。因为他的自耕而食，像杨朱；而他的苦行精神，似墨者。如果套用现代的观念，它似乎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

孟子认为许行的做法是极端的、荒唐的。因为天生万物，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物有每物的特点，每物有每物的功用。同样，每人有每人的能力，每人有每人的欲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农夫、工人又是商贾，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生活，而必须有社会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分工合作，调整彼此的需要。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这并非在基本人权上有所差别；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应该有这样的安排。所以许行提倡与民同耕的理论，无异否定了个别的差异、社会的组织。

孟子这番话，是从人性的根本上，从社会学的观点上，批评杨墨的。其间并无意气用事的地方，请看他的解释：“杨墨的学说不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挥。于是邪说引诱人心，道义被遗弃，造成兽食人，人食人的危机。我担心这种危机，所以要发扬先圣的学说。”这是孟子批评杨墨，发挥儒学的抱负，岂是为了好辩逞强？所以有一次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别人都说你好辩，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却问答说：“我哪里是好辩，只是不得已罢了。”为什么不得已？为的是要“正人心，息邪说”。以尽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

探究孟子如何揭示人的社会本质！孟子批判阳末苛求离群独行，嘲讽杨朱自私至上，比拟墨家治标不治本。在讲述人性应如何发扬光大的曲折辩论中，我们能否在今喧嚣世界中找回适度与舍己？来听故事，找答案。

02:04 墨家与儒家：战争背后的不同立场与价值观

但我们要知道孟子生在杨、墨之后，但他并未和杨、墨本人发生正面的冲突，他所批评的是当时那些服膺 ying1 杨、墨思想的人物，我们在《孟子》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和这些人物辩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隐士，叫作陈仲子，他洁身自好，显然是杨派的人物。孟子却骂他是一条蚯蚓，因为他无求于世， 不以物累形，正同蚯蚓一样，上吃泥土，下饮黄泉。孟子以为这种行为有点想不通，如果仲子认为人间的东西都是罪恶的话，试问仲子住的房屋是谁造的？隐士们都主张为我，当然没有隐士造房屋给仲子住了。孟子批评仲子的这段话，就等于批评杨朱的为我思想。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离群索居。在生存竞争上，固然必须互助合作，才能征服自然；而在人性的发扬上，尤其要通过社会的关系，而把人们潜在的德性才华发挥出来。在鲁宾逊的荒岛上，是产生不出孔子、耶稣、杜甫、歌德的。现在，如果抛弃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一味追求自我，这与动物的自来自去，又有什么差别？所以孟子要骂杨朱为禽兽，骂仲子为蚯蚓。

孟子和墨派的人物接触较多。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墨派的宋牼keng1，他正赶着去调停秦楚间的纠纷。孟子便问他用什么方法去说服秦楚的君主。他回答说：“我将告诉他们这次战争对他们不利。”孟子却毫不客气地说：“先生的热心使我钦佩，而所用的方法却不敢领教。”为什么呢？虽然孟子和宋牼同样地反对  战争，但孟子对宋牼的不满，只是因为宋牼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宋牼不知道义利的分别。孟子以为反对战争，是由于战争抢夺土地，屠杀生灵，是不合道义，所以要反对。而墨家以利来止战，无异扬汤止沸，舍本而逐末。试问假如战争能对之有利，就打仗吗？由此可见孟子和墨派人物的立场不同，一个是树着道义的旗帜，一个却以功利为号召。

孟子，儒学巨擘，一生追求仁政，对抗民贼。竭力推广儒家思想，同时硬碰硬地批判法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置身纷扰朝政，孟子何以独倡仁政？他与时代对话，捍卫人性与伦理。穿梭诸国，绝不妥协，只为理想社会下那份最纯粹的“正人心”。

02:05 孟子的政治努力与社会批判：民贼、禽兽与无政府主义

孟子生平的奋斗，有两个目标：一是在思想上发扬儒学； 一是从政治上推行仁政，也就是把儒家的理想实践出来。综观他的生平，显然政治方面的奋斗是劳而无功，但在更为基本的思想方面，却有惊人的成就。儒学的开创在于孔子，而发扬之功，则必须归给孟子了。

在孟子眼中，当时的思想学派，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最主要的大致可分为四派：一派是法家、一派是杨朱、一派是墨子，还有一派就是他自己所属的儒家。因为孟子是以儒家的卫道者自居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正人心，息邪说”，要以儒家的力量去统一思想界。

他周游列国，提倡仁政，就是直接对法家的制裁。当时法家的偶像是管仲，孔子对管仲，有时批评，有时称赞。但孟子由于卫道，就不得不以管仲为攻击的目标。他认为那些替国君开辟疆土，充实府库，联合盟国，每战必胜的，这是现在所谓的良臣，在古代却是民贼。因为仁政是用的怀柔政策，而那些法家所用的是侵略方法。在以侵略为目标的军国主义下，人民的自由和生命是完全地被牺牲了，所以他们是民贼，是仁政的死敌。管仲就是第一号民贼；那些好功的法家、好战的兵家， 以及阴谋的纵横家，都是一大批的民贼。孟子所以在政治上处处碰壁，就是因为民贼猖狂；而他之所以急于从政，也无非是希望借政治力量以制裁民贼。

制裁民贼，这是孟子在政治上的努力。至于在社会方面， 他的目标却始终针对着杨朱、墨子。他曾激烈地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为什么这样冲动地骂他们为禽兽呢？因为以孟子的看法，杨朱只注意个人，忽视社群，是无政府主义；墨子不论亲疏， 忽略了伦理，是无家庭制度。两者都遗弃了社群生活和社会组织，而无从发挥人类社会的道德精神。这无异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纵然活着，也不过是一种动物而已。所以孟子才骂他们为禽兽。不过这种如响斯应的流弊，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罢了。

孟子离开滕国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到了梁国后， 惠王看到孟子，第一句话便问：“老先生啊！你从千里以外赶来，一定对我国有什么利益吧！”孟子一听这话，就看透惠王的用心是在于富国强兵，只知利害，而不问道义。孟子认为这是祸乱的症结，是他最痛心疾首的事。所以也就毫不客气的借题发挥，把惠王训了一顿，他说：“君王啊！你为什么一开口就是利呢？你可知道还有仁义吗？”接着向惠王解释：如果大家都以利字为前提，大家都只顾个人的私利，再也没有人肯为君主牺牲，肯为国家服务了。试问这样的话，国还何以成国？利还何以为利？但惠王当时一心只在于浅功近利，是不会了解这根本所在的仁义正道。因此孟子和他谈了好几次，都谈不拢。他喜欢玩乐，孟子却劝他与民同乐；他喜欢战争，孟子却劝他偃兵息战。他向孟子请教如何才能富国强兵，雄霸一代，孟子却把在齐国提的一套仁政的蓝图告诉他。惠王只觉得孟子迂阔，当然不会采用孟子的意见。后来惠王逝世，襄王登位。孟子一看他就不像个人君，毫无君主的风度，知道他不可能有作为，于是便只得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邹国。

此后，孟子曾一度到过鲁国，被小人臧仓所阻。这时孟子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即使热情如昔，但衰弱的身体也不准许他再到处奔波了。所以他便结束了三十余年来的周游，回到邹国和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学问，把他的理想留了下来，成为《孟子》七篇。直到他八十四岁时，终于带着他满腹的热情，离开了人世。

虽然这时他已在政治舞台上辗转了十年，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然而他的壮志却一直燃烧着，所以在回到邹国不久，听说宋王偃有意要行仁政，于是便星夜赶向宋国。可是到了宋国后，兴奋的心情却凉了一半，因为这时宋王正被一群小人包围住，所以他感慨地对宋国一位忠臣戴不胜说：“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君子，他要做坏事也做不成。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小人，他即使要做好事，也不可能了。”

孟子似乎没有得到宋王的赏识，只是向宋大夫戴盈之提出仁政的措施。也许宋和齐的国情不同，这次的要求却比齐国的激烈。他主张税收应减低到什一，并且废除一切关税。戴盈之认为太激烈了一点，等待明年再实行。孟子便用比喻讽刺说：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别人警告他这是犯法的。他却回答说：那么让我慢慢地改过，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洗手不干，试想这是否有点荒唐。孟子的意思，乃是借此说明要行仁政，就得立刻改弦更张，推延便是无诚意。

这时，孟子听说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于是便准备回邹一行，再去梁国。

以前滕文公做世子时，曾因事经过宋国，和孟子谈得很投机。孟子认为滕国虽小，但截长补短，约有五十里，还可以行仁政。等到这次孟子返邹后，滕文公已经即位了，立志要行仁政，便派人去礼请孟子。孟子到滕后，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仁政方案。他知道滕国土地偏少，应着重在分田制禄。他把土地分为“国中”（城里）和“野”（乡下）二种。在“野”的土地，每方里（九百亩）为一单位，每一单位划成九格，成井字形。旁边的八格分给八家农人耕种，叫作“私田”；当中的一格，八家共耕，由政府保留，当作税收，叫作“公田”。这公田的所得，就是给予贵族们的俸禄。至于“国中”的土地，不易划成“井”字，因此全部分给人民耕种，抽什一之赋。这是孟子的一套平均地权、减轻赋役的方法。然而他觉得滕国实在太小了，而且又夹在齐楚两国中间，朝不保夕；如果要完成商汤文武的事业，实在有点力不从心。因此他又想到了梁国。梁国就是战国七雄中的魏国，因为国都在大梁，所以又称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