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 中国哲学史话 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带你了解往圣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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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揭示王道真谛:无需高深莫测,只需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便可实现仁政。他巧妙运用"善推"原则,让敬老爱幼、人性弱点皆成为施行王道的桥梁。孟子智慧非凡,将崇高难行的王道仁政化为切实可行的道路,赢得君王与民众的广泛尊重与推崇,从而有力地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02:04 孟子的聪明才智:儒学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
他不仅循循善诱,而且能提供简单易行的途径,使那些昧义逐利、脑满肠肥的君王们感觉到“从之也轻”。孟子告诉他们王道仁政并不是高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把自己的心情反省一下,想想自己如此,别人也如此;而能推己及人,见诸行事,那就是王道的精神了。古来的圣王所以能行仁政而王天下, 并没有什么诀窍,其关键就在善推所为以及于百姓而已。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在这“善推”原则的活用下,不仅敬老怀幼是德政,就是许多小疵又何害于王道的推行?例如齐宣王坦白地承认他好货好色,孟子却告诉他没关系,只要能同时想到别人也一样的好货好色,而能替别人解决问题,那就是王道了。
王道仁政本是崇高伟业,难以着手,但在孟子手中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往而不能行了。试看他是多么的聪明而有办法?岂是那些徒 诵 章句、食古不化的俗儒所能比?正因如此,他才能博得君王的崇敬、社会的景仰,而有效地弘扬孔道。他当时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
孟子声势之大,中外古今还没有第二人。这并不是什么排场和气派,而是说明孟子在朝野间具有何等的影响力。以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弘扬孔道,那就无怪乎孔道大行了。
孟子一生的抱负就是要继承孔子、弘扬儒道,这一使命孟子是有声有色地完成了。孔门弟子虽号称三千,贤者达七十;然而大抵只是些颂经乐道的君子。他们对谨守师说、努力做人,尚能各有所长;至于发扬孔子之学,光大孔子之业,却无此才气。纵使颜渊不死,也不过对孔子的学术思想能有极高的领悟而已;若想有魄力有办法地弘学救世,使人接受孔子之道,那也绝非他之所长。因此假如没有孟子出来,则孔子的精神势必为其平淡的外貌所掩埋;孔子的大道势必为那些浅见的众人所摒弃,还哪里会其道大行,尊为至圣?孟子所以能达成这一辉煌使命,一方面在其能阐扬孔学的精义,使学者能认识孔学的伟大价值;一方面在其能有办法慑服那些拥有威权的君王政要,使他们尊崇孔子的地位。唯有这些代表社会权威的人物能崇敬,然后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信奉。
博取学者的服膺很简单,只要你拿出真东西来,他自会识别而信从;但是要说服君王权贵则不简单了。他们不学无术却居高位而拥大权,哪里听得进你那书呆子的理论?但是孟子有掀天撼地的气魄,摧慑其声威;有操纵自如的本事,导使其就范。君主们的崇高地位,孟子根本没放在眼里,他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 我得志弗为也……”
他们的骄矜自满,孟子只消两句话便给封回,使其驯服地听他教训。例如齐宣王初见面时,第一句话便得意地问孟子: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希望能从孟子的回答中,表现表现自己的神气。哪知睿智练达的孟子却一百个不屑一道的样子,硬说不晓得,要谈就谈王道罢!谈王道当然便是孟子的一套了。(按:孟子如据实而对,下面的话便只有恭维齐国和齐王了,那还谈什么?难道孟子是来听训的么?)有时君王们对某些行为感觉惭愧不安,孟子不但不加责难,反而指示彻底贯彻的办法。怎样才能彻底贯彻呢?那就又是王道的一套了。尤其他对齐宣王讲“好乐”那一段,简直就像师长父母哄着小孩用功上进一样。我们说孔子循循善诱,但孔子所诱的只是学生,孟子却是对君王权贵循循善诱了。
这善良之性虽微弱不显,但一经存养发挥,便将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而有辉煌灿烂的表现。这时我们恻隐好善的本性不仅灵明显著地存在于胸中,而且充沛诚挚地形诸于外境。它势必一方面由己身而扩展到他人和群体,一方面由主观的意念而见诸于实际的效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仁心善性不仅程度增深,范围扩大,并且要具体地加被于社会人群,使社会人群真能受到我们的泽惠。唯有如此,我们这仁心善意才算真正地美满完成。我们所以要设官分职、作君作师,所以要分田制产、为民谋福,就是要把我们的仁德善意客观化,以便其有组织、有力量地实现和完成。而一个仁人志士所以献身政治,推行仁政,也就是出于这股仁心的推动。因为他们强烈的仁心善意使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祸福,感到是自己分内的责任。所谓“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因此便势必要挺身而起,为人群服务了。
但是要把这仁心善意完美地实现出来,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世间的事并非照着我们的意志而安排,许多事与我们的意念不能配合,因而构成推行的阻力;同时又有许多事,深合躯体的欲念,诱使我们乐此不疲,以致忘掉,或违反了我们为仁好善的本意,这时必须有坚定的道德勇气,才能克服一切,贯彻初衷。以上还是就个人而论,至于施政为邦,事态复杂,必定要碰到许多便利可欲却伤仁害善的事情,以及许多诱惑多端、似是而非的事情。这时就更需要能通观体要,明辨权利,而选择我们应走的途径。一个真有修养的人绝不会被任何物欲诱惑而动摇道义的信念,绝不会在任何威胁困难下,放弃为仁行善的原则。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真能“铁肩担道义”,才真能堂堂地做个大丈夫。
当孩童落井,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种纯洁的同情,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本性?如果人人生来善良,为何恶行频发?原来,善与恶的萌芽同在一个基础上,它如何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02:01 人性的双重性:努力的方向与挑战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乍见”和“将入”。“乍见”是说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将入”是说事态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合起来也就是说:任何人在心理上空灵无住的时候,突然看见孺子落入井中,便必定会发生一股纯洁的“怵惕恻隐之心”。只这一念的恻隐,就足以证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从这里面绝不会发展出丑恶的败德;相反的,它正是仁的源泉,它就是一切美德的种子。只要让它合理地发展出来,就自然形成人们的道德仁义。否则人们的高风美德将成为无源之水,纵加以塑造,恐怕也难实现了吧!
或者说:既然人性本都善良,何以未见人人都善,而那丑恶之事却层出不穷呢?原来人们恻隐好善之心虽也如饥食渴饮一样,都是 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它并不如后者那样具体显明。饥食渴饮可凭生理的反应来告知人们,并迫使人们去追求;恻隐好善之心却奥妙精微,只能凭心官的反应才能体现。心官用思,自然反应清楚;心官不思,便势必意识模糊,而为强烈的躯体欲念所淹没。一旦欲念越出常轨,便随之而为恶了。其实推本溯源,他的本性仍是善良的。这就如牛山之木一样,牛山本是佳木葱茏的,但因地在齐国近郊,树木便为人砍光了。我们既不能因此便说牛山不生树木;同样的也不能因为有人为恶,便说人性不善。
从上面看来,人既有善良的本性,也有善性泯灭,纵欲为恶的可能,他实具有可好可坏的双重性。而在这可好可坏之间,便产生了人们努力的课题。人们如果心官失明无主,专从躯体发展,纵不为恶,也是禽兽世界。因为他只表现了和禽兽共有的性能,而未显露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反之我们心官若能灵明有主,把这善良本性保持而加以发挥, 那才真是表现了人与禽兽不同的特征,而真正做到了“人”的要求。
然而批评各派思想,只是孟子弘扬儒学的消极一面。光靠这一面的努力并不够用;更重要的是他能积极生动地发挥孔子的精神,使得人人都能接受。同时他又在学理上给孔子思想建立有力的哲学基础。
孔子教人“做人”,其旨趣在使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他虽有“仁”的中心思想,但只是以仁者的境界和做法来勉人,对于“仁”的理论并无说明;虽则在他心中是有一个深厚圆融的“一以贯之”的思想系统。其实这本来也无须说明,做人的好坏,世道的兴衰,与哲学知见毫无关系。诚如陆象山所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但孔子既没之后,百家并起,以学争鸣。这时一切主张教训,便必须有其理论的说明才足以折服人心,以对抗他家的辩难。否则纵有金箴zhen1宝训,也无法使人理解和接受,当然更谈不到服膺ying1奉行了。因此孟子便势必要把孔子的主张说出个原委来,以与百家之学相对抗。
首先要说明的是孔子学说的“客观性”。大家都知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孔子千言万语勉人为仁,并不是出于孔子的私衷所好;相反的,“仁”乃是人们的本性。它是亘古以来与人俱存的,不过孔子把它明确地指出来,一如牛顿指出地心之有吸力一样。因此人们为仁,并不是劝人矫揉造作,塑造成孔子一己的蓝图;也不是孔子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想借此来实现。那只是把人们潜在的本性完美地发挥出来而已。这就如花的开放、果的成熟一样,完全是顺尽自然之性。
但人性果真是本质良善,能产生“仁”的美德吗?假如人性本质是丑恶的话,那岂不是愈发挥就愈丑恶,愈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问题吗?孟子很坚定地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他并且举出一段精彩的例子来证明。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又有一次,孟子在滕国遇到一位儒生陈相。这位陈相听了许行的一番宣传,便要脱离儒家,去追随许行。而这位许行, 乃是一个小集团的领袖。他的信徒有数十人,都是穿着粗布的衣服,而且自己织衣穿、织席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自耕而食,没有劳心劳力之分,即使是君主,也应与人民同耕,不可依赖俸禄以自养。由这种说法,可知许行是一位兼有杨朱思想的墨者。因为他的自耕而食,像杨朱;而他的苦行精神,似墨者。如果套用现代的观念,它似乎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
孟子认为许行的做法是极端的、荒唐的。因为天生万物,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物有每物的特点,每物有每物的功用。同样,每人有每人的能力,每人有每人的欲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农夫、工人又是商贾,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生活,而必须有社会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分工合作,调整彼此的需要。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这并非在基本人权上有所差别;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应该有这样的安排。所以许行提倡与民同耕的理论,无异否定了个别的差异、社会的组织。
孟子这番话,是从人性的根本上,从社会学的观点上,批评杨墨的。其间并无意气用事的地方,请看他的解释:“杨墨的学说不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挥。于是邪说引诱人心,道义被遗弃,造成兽食人,人食人的危机。我担心这种危机,所以要发扬先圣的学说。”这是孟子批评杨墨,发挥儒学的抱负,岂是为了好辩逞强?所以有一次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别人都说你好辩,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却问答说:“我哪里是好辩,只是不得已罢了。”为什么不得已?为的是要“正人心,息邪说”。以尽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
探究孟子如何揭示人的社会本质!孟子批判阳末苛求离群独行,嘲讽杨朱自私至上,比拟墨家治标不治本。在讲述人性应如何发扬光大的曲折辩论中,我们能否在今喧嚣世界中找回适度与舍己?来听故事,找答案。
02:04 墨家与儒家:战争背后的不同立场与价值观
但我们要知道孟子生在杨、墨之后,但他并未和杨、墨本人发生正面的冲突,他所批评的是当时那些服膺 ying1 杨、墨思想的人物,我们在《孟子》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和这些人物辩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隐士,叫作陈仲子,他洁身自好,显然是杨派的人物。孟子却骂他是一条蚯蚓,因为他无求于世, 不以物累形,正同蚯蚓一样,上吃泥土,下饮黄泉。孟子以为这种行为有点想不通,如果仲子认为人间的东西都是罪恶的话,试问仲子住的房屋是谁造的?隐士们都主张为我,当然没有隐士造房屋给仲子住了。孟子批评仲子的这段话,就等于批评杨朱的为我思想。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离群索居。在生存竞争上,固然必须互助合作,才能征服自然;而在人性的发扬上,尤其要通过社会的关系,而把人们潜在的德性才华发挥出来。在鲁宾逊的荒岛上,是产生不出孔子、耶稣、杜甫、歌德的。现在,如果抛弃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一味追求自我,这与动物的自来自去,又有什么差别?所以孟子要骂杨朱为禽兽,骂仲子为蚯蚓。
孟子和墨派的人物接触较多。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墨派的宋牼keng1,他正赶着去调停秦楚间的纠纷。孟子便问他用什么方法去说服秦楚的君主。他回答说:“我将告诉他们这次战争对他们不利。”孟子却毫不客气地说:“先生的热心使我钦佩,而所用的方法却不敢领教。”为什么呢?虽然孟子和宋牼同样地反对 战争,但孟子对宋牼的不满,只是因为宋牼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宋牼不知道义利的分别。孟子以为反对战争,是由于战争抢夺土地,屠杀生灵,是不合道义,所以要反对。而墨家以利来止战,无异扬汤止沸,舍本而逐末。试问假如战争能对之有利,就打仗吗?由此可见孟子和墨派人物的立场不同,一个是树着道义的旗帜,一个却以功利为号召。
孟子,儒学巨擘,一生追求仁政,对抗民贼。竭力推广儒家思想,同时硬碰硬地批判法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置身纷扰朝政,孟子何以独倡仁政?他与时代对话,捍卫人性与伦理。穿梭诸国,绝不妥协,只为理想社会下那份最纯粹的“正人心”。
02:05 孟子的政治努力与社会批判:民贼、禽兽与无政府主义
孟子生平的奋斗,有两个目标:一是在思想上发扬儒学; 一是从政治上推行仁政,也就是把儒家的理想实践出来。综观他的生平,显然政治方面的奋斗是劳而无功,但在更为基本的思想方面,却有惊人的成就。儒学的开创在于孔子,而发扬之功,则必须归给孟子了。
在孟子眼中,当时的思想学派,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最主要的大致可分为四派:一派是法家、一派是杨朱、一派是墨子,还有一派就是他自己所属的儒家。因为孟子是以儒家的卫道者自居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正人心,息邪说”,要以儒家的力量去统一思想界。
他周游列国,提倡仁政,就是直接对法家的制裁。当时法家的偶像是管仲,孔子对管仲,有时批评,有时称赞。但孟子由于卫道,就不得不以管仲为攻击的目标。他认为那些替国君开辟疆土,充实府库,联合盟国,每战必胜的,这是现在所谓的良臣,在古代却是民贼。因为仁政是用的怀柔政策,而那些法家所用的是侵略方法。在以侵略为目标的军国主义下,人民的自由和生命是完全地被牺牲了,所以他们是民贼,是仁政的死敌。管仲就是第一号民贼;那些好功的法家、好战的兵家, 以及阴谋的纵横家,都是一大批的民贼。孟子所以在政治上处处碰壁,就是因为民贼猖狂;而他之所以急于从政,也无非是希望借政治力量以制裁民贼。
制裁民贼,这是孟子在政治上的努力。至于在社会方面, 他的目标却始终针对着杨朱、墨子。他曾激烈地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为什么这样冲动地骂他们为禽兽呢?因为以孟子的看法,杨朱只注意个人,忽视社群,是无政府主义;墨子不论亲疏, 忽略了伦理,是无家庭制度。两者都遗弃了社群生活和社会组织,而无从发挥人类社会的道德精神。这无异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纵然活着,也不过是一种动物而已。所以孟子才骂他们为禽兽。不过这种如响斯应的流弊,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罢了。
孟子离开滕国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到了梁国后, 惠王看到孟子,第一句话便问:“老先生啊!你从千里以外赶来,一定对我国有什么利益吧!”孟子一听这话,就看透惠王的用心是在于富国强兵,只知利害,而不问道义。孟子认为这是祸乱的症结,是他最痛心疾首的事。所以也就毫不客气的借题发挥,把惠王训了一顿,他说:“君王啊!你为什么一开口就是利呢?你可知道还有仁义吗?”接着向惠王解释:如果大家都以利字为前提,大家都只顾个人的私利,再也没有人肯为君主牺牲,肯为国家服务了。试问这样的话,国还何以成国?利还何以为利?但惠王当时一心只在于浅功近利,是不会了解这根本所在的仁义正道。因此孟子和他谈了好几次,都谈不拢。他喜欢玩乐,孟子却劝他与民同乐;他喜欢战争,孟子却劝他偃兵息战。他向孟子请教如何才能富国强兵,雄霸一代,孟子却把在齐国提的一套仁政的蓝图告诉他。惠王只觉得孟子迂阔,当然不会采用孟子的意见。后来惠王逝世,襄王登位。孟子一看他就不像个人君,毫无君主的风度,知道他不可能有作为,于是便只得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邹国。
此后,孟子曾一度到过鲁国,被小人臧仓所阻。这时孟子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即使热情如昔,但衰弱的身体也不准许他再到处奔波了。所以他便结束了三十余年来的周游,回到邹国和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学问,把他的理想留了下来,成为《孟子》七篇。直到他八十四岁时,终于带着他满腹的热情,离开了人世。
虽然这时他已在政治舞台上辗转了十年,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然而他的壮志却一直燃烧着,所以在回到邹国不久,听说宋王偃有意要行仁政,于是便星夜赶向宋国。可是到了宋国后,兴奋的心情却凉了一半,因为这时宋王正被一群小人包围住,所以他感慨地对宋国一位忠臣戴不胜说:“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君子,他要做坏事也做不成。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小人,他即使要做好事,也不可能了。”
孟子似乎没有得到宋王的赏识,只是向宋大夫戴盈之提出仁政的措施。也许宋和齐的国情不同,这次的要求却比齐国的激烈。他主张税收应减低到什一,并且废除一切关税。戴盈之认为太激烈了一点,等待明年再实行。孟子便用比喻讽刺说: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别人警告他这是犯法的。他却回答说:那么让我慢慢地改过,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洗手不干,试想这是否有点荒唐。孟子的意思,乃是借此说明要行仁政,就得立刻改弦更张,推延便是无诚意。
这时,孟子听说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于是便准备回邹一行,再去梁国。
以前滕文公做世子时,曾因事经过宋国,和孟子谈得很投机。孟子认为滕国虽小,但截长补短,约有五十里,还可以行仁政。等到这次孟子返邹后,滕文公已经即位了,立志要行仁政,便派人去礼请孟子。孟子到滕后,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仁政方案。他知道滕国土地偏少,应着重在分田制禄。他把土地分为“国中”(城里)和“野”(乡下)二种。在“野”的土地,每方里(九百亩)为一单位,每一单位划成九格,成井字形。旁边的八格分给八家农人耕种,叫作“私田”;当中的一格,八家共耕,由政府保留,当作税收,叫作“公田”。这公田的所得,就是给予贵族们的俸禄。至于“国中”的土地,不易划成“井”字,因此全部分给人民耕种,抽什一之赋。这是孟子的一套平均地权、减轻赋役的方法。然而他觉得滕国实在太小了,而且又夹在齐楚两国中间,朝不保夕;如果要完成商汤文武的事业,实在有点力不从心。因此他又想到了梁国。梁国就是战国七雄中的魏国,因为国都在大梁,所以又称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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