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次，孟子在滕国遇到一位儒生陈相。这位陈相听了许行的一番宣传，便要脱离儒家，去追随许行。而这位许行， 乃是一个小集团的领袖。他的信徒有数十人，都是穿着粗布的衣服，而且自己织衣穿、织席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自耕而食，没有劳心劳力之分，即使是君主，也应与人民同耕，不可依赖俸禄以自养。由这种说法，可知许行是一位兼有杨朱思想的墨者。因为他的自耕而食，像杨朱；而他的苦行精神，似墨者。如果套用现代的观念，它似乎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

孟子认为许行的做法是极端的、荒唐的。因为天生万物，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物有每物的特点，每物有每物的功用。同样，每人有每人的能力，每人有每人的欲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农夫、工人又是商贾，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生活，而必须有社会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分工合作，调整彼此的需要。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这并非在基本人权上有所差别；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应该有这样的安排。所以许行提倡与民同耕的理论，无异否定了个别的差异、社会的组织。

孟子这番话，是从人性的根本上，从社会学的观点上，批评杨墨的。其间并无意气用事的地方，请看他的解释：“杨墨的学说不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挥。于是邪说引诱人心，道义被遗弃，造成兽食人，人食人的危机。我担心这种危机，所以要发扬先圣的学说。”这是孟子批评杨墨，发挥儒学的抱负，岂是为了好辩逞强？所以有一次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别人都说你好辩，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却问答说：“我哪里是好辩，只是不得已罢了。”为什么不得已？为的是要“正人心，息邪说”。以尽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