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_作者彭蓉

随着黎明的来临，三十多个小时的北大专列之行即将结束，我会怀念这次行程如同我在专列上怀念近十年前的北大岁月。这是一次北大文化的交流，更是一次燕园掌故的荟萃。我们心中的故事从此酿成一杯醇厚的琼浆。

记得1989年那个暑假是大学四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几个月没回学校，竟然一连几天晚上都梦到北大。当时，电台里正在播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我每天准时收听，听的是“一塔湖图”，听的是钟亭、石舫……我曾写下一首长诗寄托我对北大的思念，现抄下结尾亦作为此次行程的结束语吧：

多想你

我的北大

以及你历史书页的辉煌

多想你

我的燕园

以及你销魂的塔影湖光

多少次

寻梦到燕园

多少次

惊梦夜更长

多少日子

多少凝满回忆的时光

（1998年7月完稿）

记得干活儿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个学生头一年高考落榜，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要求寒假补课，一天都不能间断，我好说歹说，春节才请了两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课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赶回学校继续教课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楼四层一共亮着三盛灯，水房、厕所和410。有个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黄玫瑰，让它陪我过年。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时时记起寒冷的冬夜30楼410孤灯下的那朵黄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鲜花中最温馨的一朵。

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转机：来请英语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开始拒绝而不再是“被拒绝”了；隔壁的几个女孩儿应某个出版机构之约，集体翻译《斯佳丽》；还有到公司作兼职翻译的；或是自己编了字典准备出版的。待到正式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尝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滋味，不见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为了生计。

几年过去了，当“拮据”渐渐从我们生活中淡出的时候，我依然在记忆深处为它留下一方园地。在那段拮据的日子里，我们有怕喝西北风的忧虑，有几张粮票换来的满足，有“顶风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开怀。那是记忆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刚上大二不久，就有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己找点儿活干，不是挣些生活费贴补家用，就是攒点儿寒暑假的活动经费。

那时最适合我们干的活是当家庭教师或作笔译，这样的活干起来灵活机动，可以见缝插针地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不会耽误学业。可是让大二的学生去推销自己并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并不那么容易。我和小蔡曾一连几个中午骑着自行车到北大周围的居民区贴“提供家教服务”的启事，却应者寥寥。后来有高年级的同学好心地教导我们：“先别写你们是哪个年级的，人家一般信不过低年级学生的水平，等有人来了，大家见了面，再坦白不迟。”我们这样依方抓药，果然成功。第一个来410的家长与其说是看好我们的本事，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服务态度所动。而我第一次骑着车去人家教课时，还是满脑子的简·爱和玛利亚（《音乐之声》女主人公），只是我并没有碰到罗切斯特先生或是上校。浓妆艳抹的女主人开了门，客气而挑剔地打量着我，旁边站着愣磕磕的学生，我依然习惯地管我的学生家长叫“阿姨”，却没想到自己已然升到了师长之列，本来就是“长辈”了。

我一直觉得八八级也应该算划时代的一个年级，尽管它不像五八级、六八级、七八级一样，已经被历史定位了，但它所经历过的许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变革。上小学时，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毕业时，我们又是小学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时，从我们那届开始实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结业，不列入高考范围；大学人学时，我们成了最后一个不交学费的年级；而对于北大，我们还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为八九级正式走进燕园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们更是开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

因为赶上了不交学费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为“拮据”而不是“贫穷”的那一类。我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是母亲一直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抚养我和哥哥，并供我们俩念完了大学。哥哥顾及家里有限的经济来源，自觉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才给我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如果不是赶上八八级，凭妈妈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学费的。那时，社会上的助学机构很少见，各类赞助与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经济起跑线上，即便有爱才助学之心，也大多是望洋兴叹、爱莫能助。所以，我常常为自己赶上了末班车而庆幸，亦为此后怕，经济实力——又一个可能会导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决定因素。

八八年， 当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当其冲地填上“英语系”的时候，并没想到英语系会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语系使用的许多教材都不是书，而是系里免费提供的油印讲义，或者根本没教材，只靠上课记笔记。其二，英语系学生需要读的原著，本该属于“如有翻印，违者必究”的那一类，但那时，我们却可以在外文书店“外宾止步”的那个角落(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几块留给国人的“净土”)买到代用的便宜货。尽管那时我们也会时常流连在原版书柜台前，为那些原版书的精美印刷、别样设计以及其中蕴涵的异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毕业时，班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几本原版读物。大三以后，社会上“维护知识产权”的声浪日益高涨，许多“外宾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缔了。正当我们四处打听哪儿还可以买到便宜书时，居然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我似乎听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同时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说服自己了。

提起粮票，那时，它还是北大校园除人民币、饭票之外的第三大流通货币呢。人民币自不用多说。饭票，其实也是钱，而且已经包在每月的生活费里了,只是花起来感觉不同罢了，每月月初，先把人民币换成饭票，解决了生计大事，心里就踏实了。到了月末，一看饭票有剩余，才敢稍稍放纵一下，看场电影、吃个小炒搞劳犒劳自己。粮票却与饭票不同，粮票每月都发，固定收入，是生活费的补充，我们甚至把粮票看成工资。

尽管学校一再三令五申不许在校园内非法经营，但一些瞄准了校园粮票市场的小贩们还是千方百计从值班人员的眼皮下溜进宿舍楼。那时，女孩子常换的东西有发带、长筒袜、手套、化妆品；男孩子常换的东西有球袜、烟、打火机、扑克牌、麻将牌。还有些东西是有季节性的，象冬天的橘子，夏天的西瓜，逢年过节的贺卡、明信片。那时大学里，大概没什么人没用粮票换过东西，而且常常一边换，一边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找词开脱，什么“仓廪实而知礼仪”、“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云云。

我这里说的“拮据”，决不是偶尔疏忽丟了相机造成的，那样的事情只会给原本已经“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我说的“拮据”，是被历史固定在“贫穷”和“富裕”之间的那个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

不，还真算不上是“贫穷”，只是“拮据”而已，那时候，学校规定的贫困生标准是来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家庭的学生，他们可以享受助学金。而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六七十块钱，至少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至少不用每顿饭都挑最便宜的菜买。可是大家总还是觉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偶尔月末有一点结余，马上会发现每一分钱后面都排着无数的愿望，而每个愿望都不允许同伴插队、加塞儿，否则自己就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

记得刚上大一不久，一次班里的生活委员郭到宿舍里发粮票，他讲述男生那边的生活情况时说：“我们每个月的粮票都花得紧巴巴的——你们看，每天早餐，二两粥、一个馒头就是四两；中午吃四两米饭；晚上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还得四两。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得花一斤二两粮票。我们现在每个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十六斤，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刚好够吃，要是三十一天，就要有一天喝西北风了。”他摇着头苦笑了。410在座的诸位全都听愣了神，这是我们从没细算过的学一则，女孩子本来饭量就小，一样的定量肯定有剩余；二则，我们全都是北京的，周末一般回家过，这样又省下不少粮票。一旦手头富裕，就难得这么精打细算了。那天听生活委员娓娓道来，才知道班里还有三分之一（我们班的 男同学只占三分之一）“受苦人”。从此以后，我们经常把余下的粮票转给班里的男同学。

大学四年里，写诗只是校园生活的一个插曲，我从来没想以“诗人”自居，也从没觉得写诗就是生活的全部。大三以后，410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多学几门外语。怡和郁同时修了德语和日语，我和小蔡则是法、德并举；虹原本怕出国前没有太多时间应付考试只选修了法语，但看看一时半会儿出国梦难圆，又自修了德语。一时间410成了“多国部队”营地，410成员的生活也犹如北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苦不苦，想想萨达姆；累不累，看看多国部队”。那个学期我和小蔡每周四下午要上两节德语、三节法语课，上到最后，常常不知所云。一次，我忽然想起一一个词“噢呀嘶咪哪萨伊”，问小蔡是德语还是法语，郁却道: “是日语，‘晚安’。” 真的，“就到这里，休息，休息一会儿吧!”

我和小蔡之间还有一些沟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记得离开燕园前的最后一个7月的一天，我们俩一起去化学北楼（英语系系址）领了毕业证，然后一起去了湖边，在红庙门前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觉得湖上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向我心灵深处弥散，并永远地在那里占据着。记得大一圣诞之夜，我们跟外教去教堂礼拜回来，一路上兴奋得只想大叫，叫什么呢？最后大家一起喊各自的学号：“我们是8838——001, 002...... 007。”然后就大笑起来。8838007是我的学号，它一直因为后三位的独特令我的同窗们忍俊不禁，也令我终生难忘。学号是每个学子与母校联系的最直接的纽带。那天晚上我们情急之中大喊学号，颇与孩子害怕时本能地喊“妈”有几分相似。四年里，我们学了好几种语言，可那一刻，一切的言语都太缺乏表现力了。依旧默念着学号离开湖边，只感觉手里一红一绿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沉甸甸的，心里也同样沉甸甸的。

有一段日子，我和小蔡也开始写诗。我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写诗，绝对是因为自己中文水平有限，字不成句就成了诗，我觉得诗与其说是为了交流，不如说是人生悟道与自我表白，不需要众所周知，也没必要广泛传阅。后来参加诗会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倒没想把诗推而广之。这样，小蔡成了我惟一的诗友。我和小蔡的交流经常在熄灯后，各自搬着凳子到楼道里去切磋。她的诗像她的人，已经柔到骨子里去了。我常把我喜欢的抄下来，小蔡则捧着我的本子仔细地读着，偶尔圈去或修改一两个字，肯定让我折服。

后来，橡子极力推荐我们俩去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小蔡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茜萝”，这名字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屈原的《山鬼》。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灵感给自己取名，就想把小蔡的名字倒过来叫，又觉得这样的剽窃未免太没遮拦、太明目张胆，就换上两个最普通的字叫“罗西”。没想到参加完诗会的第二天中午，居然就有人敲着410的门问谁是“罗西”，我愣了一下，赶紧跑出去，见楼道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子，他说自己是数学系的，昨晚也参加了诗会，很喜欢我的诗，而且羡慕我得了奖，想来结识一下。我连忙请教他的大名，他说：“我叫‘佐夫’!”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自己一不留神重了意大利足球名将的大号，从此再也没用过这个名字。接下来一次诗会，索性用了真名，竟然成绩更佳。原来诗人不一定要用笔名的。

从没把自己列为北大诗人的我，对那两次在北大诗会得奖的情景却至今记忆深刻。曾几何时，坐在大讲堂、二教看节目、听讲座的时候，不管鼓掌、做“嘘”都畅然无比，觉得自已和比邻而坐的所有同仁都是世界上最敢直抒胸臆的；而轮到自己站在台上时，方感到北大人的直率让人不寒而栗，好在我走下台时听到的是掌声。这是北大风格的掌声——直率的、不带水分的喝彩，我相信这样的掌声是可以作为自信的根基的，所以至今想起来都感觉温暖。

小蔡和大蔡名字相同，性格却刚好相反。大蔡经常大呼小叫，风风火火。大蔡是参加410集体活动的主力，或是自己有了主意，就到410来拉同盟军。大一那年410一起加入了“123文艺联盟”，恐怕和大蔡的怂恿分不开，这是410集 体参加的惟一一个北大学生社团。不过，不到半年的时间，“123”就在北大学生社团清查中夭折了，我们依旧恢复了先前的无组织生活，而“123”的组织者橡子和大寂（以组织“大寂画社”而得名）反而被410“收编”了。

410的成员不断增加，集体活动的规模却越来越小。橡子提到的石舫上的告别歌会我似乎没有参加，但那次深更半夜一起去湖心岛爬树我却怎么也忘不掉。我们四五个女孩儿全部在橡子和大寂的帮助下爬到了脚不能着地的高度，他们俩也随后窜上来。黑暗中有人吟出“鸟宿池边树”，并没有人对“僧敲月下门”，反而有人大声疾呼：“北大这么大的林子，什么鸟没有？”我们就这样当了一晚上“北大鸟人”，黑暗中的人们往往多一分真实的自我。

小蔡与大蔡不同，她看起来静如止水，却有着比湖上涟漪更为敏感的触觉。小蔡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小蔡，我欣赏到燕园许多不易被人留意的景致和意趣。仲夏夜晚，小蔡拉我到未名湖畔最暗的地方，指给我看流星般的萤火虫；冬日，小蔡又在民主楼后面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天地，那里有一小片湖，已经结了冰，我们从冰上走过去，发现冰中冻结着无数片火红的枫叶。枫叶裹在冰里，显得更加晶莹、艳丽；冰裹着枫叶，显得更加冷静而富有生机。我被这凝冻的火和燃烧的冰陶醉了。后来，每每想起小蔡，我就想起“凝冻的火”与“燃烧的冰”，这该是小蔡的专利了。

向自从和敬调换了宿舍，就是410的正式成员了。向是410公认的最任性、最天马行空的一位，她可以因为看本书着了迷而不去上课，她可以因为突然想回家而在下了晚自习之后坐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往家赶。向的衣服也一律符合她的性格：茄克衫、牛仔裤、旅游鞋，永远的无拘无束。但是，在毕业前找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向的妈妈为了配合她参加面试却给她买了一身相当淑女味儿的衣服：花衬衫、十步裙、高跟鞋。向一边说着：“我从来都没穿过高跟鞋。”一边穿起那双黑皮鞋试探地迈开步子，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看着向一脸无奈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四年无拘无束的校园生活了。在这里，我们是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塑造自己的个性，可以干出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任由别人评说，而走出校门，我们就是成人了，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去适应：适应别人挑剔的眼光、适应社会上的道德规范，正如向不得不适应她的淑女装一样，估计会有一段日子不会比向穿上新皮鞋更舒服。我被自己这突然的感悟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