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信公司的悲剧其实早就在历史中上演过，特别是在电气时代，企业主同样面临着需要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当时，美国在福特工业的引领下，率先开始了流水线革命，大工业化生产成为现实。那时的企业主普遍认为，能最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因素就是工资报酬。他们认为人是机器的一部分，应该想办法让人和机器完美结合，甚至让人成为机器。这种完全忽略人的价值把人当成机器的观点，与21世纪的法国电信公司如出一辙。

什么样的管理才是好管理？为什么“996”会备受争议？为什么有人明明拥有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却依然要辞职？

2019年5月6日，一场迟到了10年的审判在法国巴黎拉开序幕，被告是法国电信业巨头Orange公司（橘子电信公司）的前身法国电信公司及其7名前任高管，他们被指控对该公司10年前的员工“自杀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此案的调查持续数年，积攒了100多万页卷宗，文件中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仅在2008年和2009年，法国电信公司就有35名员工自杀身亡，另有13名员工自杀未遂。一个全新的名词就此诞生：“职场精神骚扰”，又被称为“心理骚扰”。

曾经有位女性来访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仿佛把“好人”两个字写在了脸上，做什么事都轻手轻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首先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一个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人，在恋爱方面却有着严重的问题——没有一个男人愿意跟她结婚。她谈过几次恋爱，对每个男朋友都无微不至地关怀，几乎做到了极致，男朋友每天刷牙时用的牙膏她都会给挤好。

米尔格拉姆设计这项实验，是想了解普通人在打着科学实验的名义的权威指令下，到底能下多大的狠手电击一个跟自己无冤无仇的陌生人。

当时，28岁的米尔格拉姆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艾希曼为自己做的无罪辩护引发了他的思考：面对如此伤天害理的事，他为什么会选择服从命令呢？这是纳粹德国的个别行为，还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行为呢？

社交网络在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息获取与信息交流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打开了谣言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在某些利益或目的的驱使下，造谣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会在保证事件主体真实性的同时，加入大量充满恶意的虚假细节，通过语言暗示这种隐蔽的下三烂手段，在不知不觉中给你植入虚假记忆。这些细节通常听起来像真的一样，让整起事件显得十分生动。对那些经历过类似事件的网民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些自己不太了解，但又跟自己的经历比较相似的细节时，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相信这只是被自己遗漏掉的信息。如果你心中还积压着情绪，那么这些被编造的内容就很容易被植入你的记忆，从而让你被造谣者成功洗脑。

提到植入虚假记忆，大多数人马上会联想到洗脑，即精神控制。“洗脑”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人类刚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许多人，尤其是大屠杀和惨烈战争的亲历者们都在反思，为什么平时善良淳朴的德国普通民众会被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所控制，犯下种族屠杀的滔天罪行？由于当时认知心理学还处于萌芽时期，对记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纳粹德国通过控制信息的自由传播，借助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和强制再教育，成功地在大部分人的头脑里植入了他们想要的观点。

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人类记忆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做过一系列经典的虚假记忆实验研究，并揭示了导致虚假记忆产生的一个重要机制：提问时的语言暗示对记忆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人的记忆可靠吗，可以被篡改吗？科学研究表明，记忆真的可以被篡改，甚至被植入。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以被植入当事人的记忆，而当事人会感到这件事情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历史上，还真有人仔细研究过虚假记忆，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进一步对孩子的模仿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实验结果写成了学术专著《园丁与木匠》。高普尼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当孩子模仿他们的照顾者时，他们已经可以非常深刻地理解这些行为的目的和意义了。”孩子的模仿非常高级，他不是什么动作都模仿，只有能通过模仿你的动作达成某一目的时，他才会模仿你。通过模仿，孩子就能够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赋予了模仿意义感。当然，模仿的意义感跟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