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篇 致九弟：治军要注意平和二字

【译文】
沅甫九弟足下：
春二、安五已经回来了，我也接到你的手书，知道营中一切平稳，心里很欣慰！自从二月份以来，次青都没有给我写过信，他的家人已到达江西，不知他与家人是否见面？弟弟寄来胡中丞奏请他入浙的文章，不知去了没有？刚收到耆中丞十三日寄来的信，说浙省江山、澜溪两县失守，次青前去围剿。由此看来次青的名声，已是脍炙人口。广信、衢州两府不失，似乎浙中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是不知近来的情况如何？

根据广东来的密报，说洋人有船只来到上海，怕是金陵的余孽请来的援兵。假如没有这些意外，那洪、杨之祸，今年就可以平定。九江到现在还没有围攻下来，可见林启荣的坚忍，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听说麻城防守的士兵，三月十日时小败一次，不知是否属实？对于次青、迪庵、厚庵、雪琴等人，弟弟要经常与他们通信，我也会留意他们的情况。

家里老幼平安，我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八十，近些天并没有吃药，晚上睡眠很好。但是人到中年睡到子丑以后就会醒来，这也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纪泽从省城回来，二十五日到家。尧阶二十六日回去，澄侯二十七日去永丰，为了去书院监课的事。湘阴吴贞阶司马，二十六日来家里的，是厚庵嘱咐他来看望我，第二天就离开了。

我写的关于报销的事，大致草拟定了一份奏折，奉朱批由户部议奏，户部随即在二月初九复奏说曾国藩所拟的还比较妥当。将来要动用部费，不少于几万两。听说杨、彭在华阳镇抽厘金，每月有两万两，是雪琴督责凌荫廷、刘国斌等经手这件事，抽的厘金归水营杨、彭两军分用。我偶尔说可以从这个项目上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很赞成，我想杨、彭会同意的。这些钱有了着落，我心里也少了些牵挂。

郭意诚在信中说，四月份准备来乡一次。胡莲舫打算五月份来一次。我曾经推荐过许仙屏到杨军门处，是厚庵专门派人来请求推荐起草奏折的人。我推荐意诚、仙屏二人，听说胡中丞推荐刘小铖，而且帮他起草了奏折，不知道还应不应该请仙屏来。因为厚庵没再写信给我，因此也没有事先提起仙屏的事情。仙屏上次给我写了信，我还没有回信给他。如果他先到达吉营，请先代我向他表示感谢。由于时间紧，没有写信给季高，下次决不食言。

温弟是否在吉安？上次胡二等前往吉安，我的信里没有提到有关温弟的事。两位弟弟见面，想必一定很畅快。温弟的性情严肃，与我的率直虽不同，可不善于处世，却是殊途同归。我因此常感忧虑，以至于胸中忧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处世，也不能养性修身，到最终不能保护自己。到了中年以后，由于肝肾不好，凡是有心情不舒畅，是伤木；火气大，是伤水。我现在的眼病和夜里失眠原因都在此。所以我对两位弟弟常常用平和来告诫，别以为这些是老生常谈。要记住并且要遵守。

二十七日朱云亭妹夫来看望我的病，说他的弟弟存七现在还没有功名。现开下履历名条，希望弟弟能办成此事。亲族中前往弟营中投军的人数不少，广厦万间，招贤纳士，是弟弟一直以来的愿望。观察历代兴亡，若看到贤哲在位，那么国家将兴旺；若看到鱼龙混杂，那么王朝就会出现更替。仔细体察军队的情况同样如此。对前来投军的人应该有所区别，没有一点才能的，或者多给路费命他们回家，或者租赁些民房，让他们住在营外，这样才可以保证军中没有懈怠、散漫、喧哗、杂乱的现象。还有屯兵城下，时间太久了，恐怕军心士气都怠慢，像被雨水腐蚀的弓弦，放了几天已经腐烂的食物，但用的人却不知它们已经失去了作用，要慎重思考。附近百姓真有来骚扰军队的吗？这件事也要慎重。

近期眼睛很是疲劳，这次写信用的是先大夫的眼镜，所以字显得小，眼睛还和以前一样模糊。来不及另写信给温弟，请谅解。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解读】

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追求做一个好官。他所遵循的仁爱之道，讲求“平和”二字，不论对事，还是对人，都要如此。在他看来，一个好官必须要爱民，这样才能与民同心，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治军更要爱兵，这样才能使士兵甘愿为你效力。这也体现出曾国藩受儒家经典的影响、以儒学修身养性齐家为根本，主张“仁政”和“民本思想”。

对此，曾国藩在内政、军事等方面，也遵循儒家思想，极力主张“仁术”施政原则。他曾说：“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要爱民必须选察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

由此可见，曾国藩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政治原则，他爱惜民力，主张仁政，认为政治的得失就在于能否保证天下人民吃饱穿暖、对朝廷满意。他把儒家思想的施政方案和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主张在治国中要首选“仁政”。

以民为本，就要体恤人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曾国藩认为为官，也就是要为人民办事，所以他在江西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就因为爱惜人民，而推迟征收落地税。同时他在同治二年曾对此论述：“我在咸丰十年三月，奏明朝廷，将江西全省的收入充作我们的军饷，仍然按照老章程收取茶税。因为茶捐、茶厘的银数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征收落地税，恐怕百姓的财力达不到，这就是我迟迟不征落地税的原因。”

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子弟，对于农民的困苦十分有感触，他也了解人民对这些统治者的殷切希望。所以他对人民更是十分爱惜和体谅。因为他也曾经参加过田间耕作，对农民的劳苦也深有感受。所以，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有“农民最苦”的表述。他写的《劝诫州县》一文，还替民诉苦并从“农夫受苦”的现实推出了天下“大乱无了日”的论断：“唯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

所以说，曾国藩作为一个传统儒学的遵从者和一个知识分子，自然是崇尚仁义道德的。他希望州县的官员都能体谅农民的苦。这样不仅给农民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维护了社会统治秩序的需要。但是曾国藩身处清朝末期，国家非常贫弱，人民生活更是十分困苦，而自己身为国家的官员，却无法改变这一局势，这让他十分苦闷。但是他心里清楚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行军打仗也是一样。如果得不到民心，即使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也是毫无意义的。曾国藩曾说：“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

从中可见，曾国藩的民本思想，除了严整军纪、禁止军队扰民外，还极力去关心民众疾苦，赈济灾民，与当地百姓共渡难关，这样来获得老百姓拥护，曾国藩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仁术”。

咸丰八年正月，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救济灾民，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为了把湘军建设成一支爱民之师，曾国藩曾写下了《劝诫营官》一文，把官兵和贼匪作了一个通俗而透彻的比较：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夫殊矣。其意思是说：官兵和贼匪都靠武力行走天下，但官兵和贼匪有所区别的是，官兵是保护百姓的，不侵扰百姓；而贼匪则不然，他们经常骚扰百姓，掠夺百姓的财产。

因此，曾国藩在治军中始终遵循“爱民”二字，从严治理军队。在他看来，养兵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如果一个当官的人不为民着想，那是件令人痛恨的事情。同时，他还指出，为民不是口头言说，也不是只做几件事情来充样子，而是从心底去爱，真心真意去爱。他一直告诫弟弟：“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庶为仁义之师。用兵之道，总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本部堂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勿视为要结粉饰之文。”从中再次体现出了曾国藩仁政的主张。

对于曾国藩这一仁政思想，毛泽东也极力推崇，并以身作则。秋收起义时期，毛泽东率领队伍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这时候部队中纪律松弛、作风不正，偷摸行为、打骂士兵等现象经常发生，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的时候，还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有的士兵用了老百姓的东西，从不给放好，弄得老百姓十分不满。

于是，毛泽东便借鉴曾国藩的做法，亲自草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将其修改扩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仔细阅读曾国藩的《爱民歌》和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者在内容和条文上不一样，词句上也不同，但主要意思都是约束官兵的行为，加强军队的纪律性，以赢得民心。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受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影响而有感而发。1917年，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这都说明了曾国藩的仁政思想是非常令毛泽东信服的。

总之，曾国藩能够成为人民传颂的伟大人物，也更加证明了他一生所推行的仁政得到了施行，赢得了民心，因此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从古至今他这种精神一直被人传颂着。

曾国藩确实是个爱兵如子的好官、好将领，他懂得爱惜自己的士兵，对待士兵平和有加，所以他身边有那么多肯为他效力的将士和勇士，才使他在作战中，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今人的我们也一定要让自己在生活中注意“平和”二字，并在“平和”上下工夫，这样才会事事处于平和顺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