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到南朝，兵力的持续衰弱不仅仅因为兵员的不断外流成为私家部曲，更因为恶劣的征兵制度逼迫士民避兵如避瘟疫，进一步的侵蚀了军队的根基。严厉的政策，如“一人逃亡，全家补兵”，加剧了民间的绝望。最终，这股力量悄然转化为强大的内部崩溃压力，直接影响到南朝的军事实力，使得一支曾经雄壮的军队陷入无法挽回的混乱与弱势状态。

战争的持续，使兵、吏的补充感到困难，而私家的分割又增加了这一困难的严重程度。如东晋末年，“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精壮的兵士，渐渐都变成了私家的部曲。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孝武帝又令“内外官有田在近道，听遣所给吏僮附业"(《宋书·孝武帝纪》),这样不但追认政府的精壮部队过去割属于私家为合法，而且还分配给世家大族以土地，使被分割去的兵、吏在赐予的土地上进行佃种，剩下来的政府部队，如荆州“西府兵士，或见年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宋书·自序》),自然尽是些老兵弱卒了。
“兵”、“吏”既然日益减少，自然不得不征发“露户”、“役门” (《宋书·宗越传》)来补充。沉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已征发去的露户役民，也不得不出诸逃亡之一途。而东晋南朝政府对于兵士的亡叛，立法处刑，又非常严峻，一人亡叛，一家补兵；一家亡叛，亲戚旁支补兵；甚至利用乡里什伍组织--连环保的继续遗留，扩大到一人逃亡，邻伍补兵3。梁时郭祖深称:“自梁兴以来，发民征役，号为三五。”往往因主将克扣军粮，死亡惨重，可是偏不说他是病死，而说他逃亡；甚至“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叛亡名单)，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弄得“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南史·循吏·郭祖深传》)。兵役真已成为南朝自耕小农破产的重要原因了。
兵士的逃亡至“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兵源自然会更感到缺乏，因此，政府除了搜捕亡户，“以充军实”(《晋书·庾亮传弟冰附传》和“皆以补兵”(《晋书·毛宝传孙璩附传》)之外，为了扩充兵源起见，还不得不在法律条文上作出重囚死犯的“家口令补兵”(《宋书·刘秀之传》)等规定，而家口的含义，有时扩及到“同籍期亲”(《宋书·何承天传》)、同堂兄弟，甚至“亲戚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