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道教的形成与《太平经》的传播东汉末年，道教开始形成
和发展起来。道教表面上推崇老子，尊他作祖师爷，称他为“太上老君”，其实道教后来的教义，和代表老、庄思想的道家学说， 是背道而驰的。老、庄思想崇尚自然，主张无为，提倡清心寡欲， 反对人为的束缚。《庄子》这部书虽然讲到有关神仙的一类寓言，但并不主张求仙。道教却不然，就是相信天上是有神仙的， 道教徒修持的目的，就是追求白日飞升，上天界去当大罗神仙。 所以道教和道家并无密切的关系，它反而和商周的巫师、秦汉的方士神仙家之说，非常接近。
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发展到极端紧张的程度，一些受尽苦难的人民群众，在把宗教当作精神支柱的时候，也曾利用宗教作为发动反抗斗争的工具。这一宗教，就是从神仙方士之说和庸俗化了的经今文学派的阴阳谶纬之说混合而产生出来的道教了。 《后汉书·襄楷传》称:“初，顺帝时(公元126-144年)，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这里提到的《太平清领书》，可以算作道教的重要经典著作，它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要提到。由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张角也传习其书，因此黄巾亦称太平道。裴松之《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云:“角为太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咒，教病人叩头思过， 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 则为不信道。”同时又有张陵，学道于蜀之鹄鸣山中，造作道书， 跟他受道的要出五斗米，世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的传教方法和太平道大致相像，不过“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 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 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后来张陵孙张鲁割据巴汉，乃“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三国志·魏志·张鲁传》“ 教使自隐(自首悔过)，有小过者，当治道(筑路)百步，则罪除。” (《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可见道教开始的教义还带有原始村社性质的一种平等精神，所以才会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会和农民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

到了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放肆为非)”,“众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阶级矛盾发展到这样尖锐的程度，统治阶级还想“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来缓和矛盾，“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 障之以指掌也”，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了。关于社会上一切罪恶和祸乱的根源，鲍敬言都归结为“皆有君之所致”。
鲍敬言还提到像桀、纣那样的暴君，如果不是身为帝王而“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对人民的危害，也就不会有那么大。“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正是由于他们居于帝王地位的缘故。他还说一般所说的仁君，其实好比“盗跖分财，取少为让”，所谓强盗发善心，少拿一点罢了，真正的好皇帝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他主张不要政府，不要君臣，使人民回到“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的上古无君之世--“清静而民自正”的一种理想社会来。
在西晋、东晋之交，阶级矛盾已发展到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鲍敬言的《无君论》发表出来，其战斗意义是巨大的。他在《无君论》中大胆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抨击了儒家“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神权政治理论，具有无神论的性质。同时他的论文也多少反映了当时封建隶属关系正在日益强化过程中的被隶属人民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强烈憎恨和不满，以及要求消灭剥削，改造统治的迫切愿望。从这一角度来看，鲍敬言《无君论》的进步意义及其具有的反抗精神，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无君论》是有很多缺点的。它把君主制度的起源，简单归结为“强者凌弱”的结果，具有暴力论的倾向。同时又认为这是“智者诈愚”，“智用巧生，道德既衰”的结果，那就流于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了。鲍敬言虽然严厉地指斥了封建君主的罪恶，但怎样把有君的社会改变为无君的社会，他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因此鲍敬言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一种闭塞落后的没有文化的“万物玄同”的原始社会，这就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当时的进步思想界，也就不可能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宏伟远景来，《无君论》对未来的憧憬，也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点1。
1《后汉书·郑太传》李贤注: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
2《南齐书·王僧虔传》；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郑[玄]何所异，指(汉严遵作《老子指归》，晋王弼作《老子指略》》)、例(王弼作《易略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
3《世说新语·方正篇》:阮宣子(阮修)论鬼神有无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 4《周易正义》；动息地中，雷在地下，息而不动，静寂之义，与天地之心相似。 观此复象，乃见天地之心也。天地非有主宰，何得有心，以人事之心托天地以示法尔。
5按魏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杀曹爽、 何晏。四月，改元嘉平。傅嘏在曹爽被杀后为河南尹，不久迁尚书。嘉平三年(公元251年)，王广诛死，广为屯骑校尉，论才性之异，当在嘉平三年以前。嘉平四年，李丰为中书令，后二年丰又诛死。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钟会为黄门侍郎，至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以母丧去职。则“才性”异同的讨论，当从嘉平元年开始，到正元末、 甘露初，钟会才做出“才性四本”的这一总结。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鲍敬言提出的无军论及其在历史背景下的深远影响。他指责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认为暴君的存在加剧了阶级矛盾，并探讨了如何实现一个没有君主的理想社会。尽管他的观点充满反抗精神，但也暴露出对历史规律的误解和局限。我们将分析鲍晋言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这一论述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在这一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鲍敬言对国家、阶级和暴力之间关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国家的出现源于暴力与征服，导致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通过将两者关系比作塔与鱼、鹰与鸟，他揭示了统治阶级的享乐与百姓的痛苦之间的强烈对比。鲍敬言指出，国家机器的存在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形成了恶性循环，令人反思这种社会结构的合理性。

他认为阶级的出现，国家机构的出现，也是暴力和征服的结果。他反对儒家的“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说法，认为这全是欺人的说法--“欲之者为之辞”。他认为君臣之道，只是“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的结果。所以他说:“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御役属，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
他还反对儒家所谓君师之起，是为人民平讼息争的说法。 他说如果没有帝王，人民之间即使发生争执，“细民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能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敌人”，影响是不会太大的；只因有了君主，“造剡锐之器，长侵割之患，弩恐不劲，甲恐不坚，矛恐不利，盾恐不厚”。“王赫斯怒，陈师鞠旅，椎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危害性也就大了。所以从战争来讲，他认为有君还不如无君好。
他认为人民的生活，本来已经很艰难了，所谓“人生也衣食已剧”；自从有了国家机器和君臣以后，“役彼黎烝，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困难更是加剧。他还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比作獭和鱼、鹰和鸟的关系。他说:“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他揭露统治阶级的恣情享乐，说他们“壅崇宝货，饰玩台榭，食则方丈，衣则龙章，内聚旷女，外多旷男。采难得之宝，贵奇怪之物，造无益之器，恣不已之欲。”“起土木于凌霄，构丹绿于棼(短梁)橑(椽子)。倾峻搜宝，泳渊采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极其变；积金成山，不足以赡其费。”这一切负担，都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非鬼非神，财力安出哉！”他还说:“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给已剧，重以赋役！”“又加之以收赋，重之以力役”，“劳之不休，夺之无已，田芜仓虚，杼轴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 “饥寒并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于是乎生”，“欲令勿乱，其可得乎？”他认为到了阶级关系已经开始紧张的时候，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临深履薄，惧祸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禄以诱之；恐奸衅之不虞，故严城深池以备之。而不知禄厚则民匮而臣骄，城严则役重而攻巧”。这就招致了恶性循环，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必然会出现“救祸而祸弥深，峻禁而禁不止”的情况。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裴伟与王衍之间的辩论，以及清谈玄学如何影响了西晋的政治局势。裴伟以卓越的辩才击败王衍，然而清谈的空洞也为政权的覆灭埋下隐患。同时，我们分析了鲍进言的无军论，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平等与无阶级状态。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告诉我们，清谈与政治的交织，可能重塑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这一期的播客中，裴伟严厉批判了崇尚虚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出这种观点不仅没有实质依据，还容易导致对生命的误解。他强调，生命的存在需要积极的态度，而非虚无的放弃。裴伟进一步解析了老子的学说，指出其反对虚无的意图，提醒听众不要被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他认为，追求有的价值和意义才是对人生的真正理解，警示我们要警惕社会中贪图享乐的危险思潮。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裴维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对万物本质的理解。裴维认为，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整体。通过分析万物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他揭示了事物法则的根源。此外，裴维强调了“礼”的重要性，认为每个类别都有其不足之处，必须依赖外部条件来实现和谐共存。这些观点不仅深刻而富有启发性，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中的复杂关系。

在晋惠帝元康年间，政治腐败与社会风气的放荡交织，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谢坤和其他士人追求放任与清高，甚至形成“八达”之称。然而，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无法履行代表阶级利益的责任。尽管一些名士试图纠正这种现象，然而放荡的风气依然在士人中流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文化的蔓延？晋朝的放任哲学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一期播客深入探讨了《列子》中的享乐主义思想，揭示了西晋时期世家大族的颓废与堕落。通过对列子文本的分析，我们看到当时人们对快感的追求与对生命价值的漠视。特别是在《杨朱篇》中，作者明确表达了对享乐的推崇，认为应趁年轻尽情享受生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此持批评态度，强调应坚决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和享乐思想。节目引发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思考。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语言与名称在认识世界中的重要性，强调了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载体。我们回顾了魏晋时期名士的思想，分析了嵇康与阮籍等人对礼教的反叛，揭示了他们表面上看似反对礼教的真正内涵。通过对古今哲学的对比，我们思考了名称、概念与人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元素更好地理解社会与历史。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西晋时期历史人物欧阳健的生平与哲学思想，揭示了他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争论中的重要角色。欧阳健以其代表作“严禁议论”而闻名，他的理论观点质疑了语言和事物本质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神秘的直觉主义。通过对他的思想与周易的联系分析，节目引发了关于人类认识论的深刻思考，探讨历史如何塑造思想，影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