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时期，士大夫们面临复杂的政治局势，曹操与司马氏的权力斗争使得许多人不得不选择沉默，以酣饮代替对时事的讨论。清谈逐渐成为主流，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权力的操控与门阀专政的现实。刘绍在《人物志》中提出的评人标准，反映了士大夫在评价人物时的困境，他们无法从经济地位出发进行真实的品评。究竟这段历史是如何塑造了人们的命运与思想的？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明教与清谈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上，许多名士在政治低潮中选择了清谈作为生存之道，但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辛酸与智慧？我们将回顾黄巾起义后的名士们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保持自我，以及明教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古今对比，揭示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与价值观，带给听众深思与启发。

第一节魏晋玄学与反玄学思想
从清议到清谈东汉中叶以后，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
内部的斗争也激剧展开，最后，宦官战胜了外戚和外廷官僚，制
造了两次“党锢之祸”。当时的士夫、官僚及其后备力量太学诸
生，在政治低潮下，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以战胜其敌人，曾采用了过去乡举里选时所习用的“清议”一种形式。
东汉用征辟、察举等制度，来选拔统治人才，选拔的标准，大半依据乡闾宗党平日对这个人长期观察而得出的社会舆论也是一种舆论方面的鉴定，即所谓清议来决定的。鉴定的主要着重点，是“经明行修”，即这个人对儒家经典要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和他本人在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方面，无疵可指。这种社会舆论--清议的表现，有一个时期，往往通过“风谣"和“题目”的形式。所谓风谣，在东汉的经师们以往就是用来标榜个人在经学上的独特成就和作为上的卓特之点的。例如字一句的，有: 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 会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井丹传》)。 关西夫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 关中觥觥郭子横(《后汉书·郭宪传》)。 四言两句的，有: 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后汉书·文苑·黄香传》)。 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后汉书·党·贾彪传》)。 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汉书·荀爽传》)。
这种风谣，赅括了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并采取诗歌的形式，以便于流传，是士夫、官僚及太学诸生用来作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很好工具，不但用来褒奖“善类”，而且也用来贬斥奸邪。如东汉末，甘陵周福以桓帝师，耀升为尚书；同郡房植为河南尹，亦名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一褒一贬，就表示了当时士大夫的清议。所谓题目，主要是称述人物的品德、性格、 才能、识度。例如:
李元礼(膺)叹荀淑、钟皓日:“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世说新语·德行篇》)物
果普郭林宗见王允日:“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后汉
书·王允传》)
陈仲举(蕃)尝叹日:“若周子居(乘)者，真治国之器。
学诸宝剑，则世之干将。”(《世说新语·赏誉篇》)
世目李元礼设谡如劲松下风(同上)。
此外如曹操曾问许劭:“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这种名士对人物的评价，也就代表了当时的清议。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与宗教
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来讲，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是短暂的。魏晋南北朝这三百七十年间，却经历了较长的分裂时期， 开始是魏、蜀、吴三国分立，后来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又出现了十六国的分裂和江左的偏安，逐渐又形成了南北朝的对峙局面。在这样一个长期分裂的历史时期里，还频繁地进行着州镇割据所引起的战争，和各族统治阶级所挑动的民族仇杀。 这种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对于当时的文化发展来讲，应该是极为不利的。而且，从东汉王朝崩溃以后，城市衰落，商业停滞，货币的行用也不广，自然经济又完全占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状况对当时的文化发展来讲，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极影响。可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里，既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克服了种种困难，使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没有停滞，而且有了显著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和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和杰出的科学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中，各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和融化，这就为此后的光辉绚烂的唐代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有了发展，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外来文化的有益营养，丰富并发展了具有中华民族自己风格和气派的文化艺术。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
是还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 ‘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载《列宁全集》第26卷，第6-7页)。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没有例外，尽管产生了优秀的思想家鲍敬言、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等，还出现了不少反映被剥削群众思想感情的一些乐府民歌；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还是地主阶级的文化。在当时世家大族大地主的经济占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如哲学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等，无一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如经学中尤其对丧服的繁琐商订，玄学思想中的虚无主义以及及时享乐主义的腐朽观点，佛教诡辩思想中出现的一股繁琐学风，家谱学的发达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和避讳习尚的严格遵守，文学方面辞藻的华丽和骈俪化，宗教画方面所表现的投身喂虎、地狱变相等等恐怖场面，在在说明一切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浸透了世家大族地主阶级所提倡的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度以及当时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宗教迷信的毒素。
下面从几个方面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先从哲学思
想讲起。

诃罗单、干陀利与婆利国 诃罗单国，《宋书》说它“治婆洲”。据近人考证，阇婆洲即今爪哇岛。还有一个阇婆婆达国， 也可能在爪哇岛上。诃罗单国在三国东吴时，称为诸薄国，“诸薄”就是“婆”的异译。《梁书·扶南国传》提到“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后之马礼洲， 即今之巴厘岛)。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加里曼丹岛)”。《太平御览》卷820引康泰《吴时外国传》说:“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这种织作白叠布(草棉布)的草棉，当时已逐渐移植到我国岭南一带，行将成为我国纺织手工业史上的大事。 康泰《扶南土俗》还提到“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洲，出铁”(《太平御览》卷787引)。这个耽兰洲，就是今天的苏门答腊岛了。嵇含《南方草木状》里还说，“铁出耽兰洲，裸夷装船载铁至扶南买之”(《太平御览》卷813引)，大概当时耽兰洲的铁器，是驰名东南亚的。万震《南州异物志》说:“鸡舌(香)出在苏门。云是草花，可含，香口”(《太平御览》卷981引)。这个“苏门”，和前面提到的耽兰洲的“耽兰”，合起来成为“苏门耽兰”，正是今天苏门答腊岛的异译，那是最早见之于中国史书的。
爪哇岛上的国家，很早就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诃罗单国王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遣使来建康，赠送金刚指环、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赤鹦鹉鸟等珍贵礼物。元嘉十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九年，又四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阇婆婆达国王也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遣使来建康访问，馈赠方物，加强了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
干陀利国，据近人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梁书》也说它“在南海洲上”。“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我国东晋时的著名旅行家、取经僧法显， 从师子国搭船回国，泛海九十天，到达耶婆提国，在这个国家住了五个月之久。耶婆提国就是干陀利国的异译。干陀利国王在我国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七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 凡五次遣使至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宝器、玉盘、金芙蓉、杂香药等珍贵礼物，南朝皇帝也回赠许多礼物，从而加强了彼此间的经
济文化交流。
婆利国，据近人考证，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梁书》说它“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这个国家“有一百三十六聚(自然村落)。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其国人披古贝如吧(樸)，及为都缦。王乃用斑丝布，以璎珞绕身，头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或持白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观书·婆利国传》)其“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婆利国的刑法，“其杀人及盗，截其手。 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隋书·婆利传》)。
南朝时代，婆利国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婆黎国王遣使来宋访问，并馈赠方物，婆黎国就是婆利国的异译。梁武帝天监十六年、普通三年，婆利国王又先后遣使到达建康，馈赠兜鍪(盔)、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方物数十种，梁王}朝也答以厚礼，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1《水经·温水注》:温公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
《晋书·林邑国传》: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
《水经·温水注》:冷水.......东径区粟故城南。考古志并无区粟之名。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日南郡，治西卷县。”《林邑记》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余里。"《交州外域记》曰:“从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国，四百余里。”准径相符，然则[区粟]城故西卷县也。
《水经·温水注》:“船官口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所谓裸国者也。虽习俗裸袒，犹耻无蔽，惟依暝夜，与人交市，暗中臭金，便知好恶，明朝晓看，皆如其言。”从这条材料看来，占婆的近旁，还有许多比较原始的部落，占婆是这个地区最为先进的国家。
按《扶南土俗》与《吴时外国传》，实即一书。
5按《太平御览》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日:“优钵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国同。”又引康泰《扶南土俗》曰:“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钵也。”横跌、摸趺，是同一国名，当有一误。优钵在天竺东南五千里，摸趺又在优钵的东南，大概在今孟加拉国境内或缅甸的西北部靠盂加

盤皇、丹丹与盤磐国皇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境内马来半岛上的彭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 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皇国王凡七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礼物，这就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丹丹国，据近人考证，在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南部的吉兰丹。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年)、十三年、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丹丹国王凡六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琉璃杂宝、火齐珠、古贝、香药等等，在太建三年的一年中，便派遣了两个使团到达中国，从而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国，据《太平御览》卷787引《梁书》说，国在“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这个小海，是指南海而言的。唐僧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里提到的盆盆洲，《宋史·真宗纪》里提到的蒲婆国，实际都是指国， 当在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北部沙捞越或沙巴和文莱境内8。 《太平御览》卷787引《梁书》，说国“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王坐金龙床，每坐，诸大人皆两手交抱肩而跪”。“其国多有婆罗门”，“王甚重之”。“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读佛经，皆食肉而饮酒。”“其矢多以石为镞，稍则以铁为刃。”南朝宋文帝元嘉(公元424-453年)、孝武帝孝建(公元454-456 年)、大明(公元457-464年)中，梁武帝的中大通元年、四年、五年、大同六年，陈宣帝太建三年、后主至德二年，国王先后近十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沉香、檀香、詹糖、菩提树叶等方物，说明这个地区很早就和我国有了经济文化交流。
本期播客探讨了盘盘国与丹丹国在古代与中国的频繁交往，揭示了两国间深厚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在公元五世纪，这些国家就开始派遣使节，带来金银珠宝和香药，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密切。我们还将探讨《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宋史真宗记》中提到的相关记载，展现马来半岛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这一切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的国际关系，也展现了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金邻、顿逊与狼牙修国在今天的泰国境内，公元3-6世纪时有金邻、顿逊、狼牙修等国家。
这里先讲金邻国(在今泰国的西南部)。万震《南州异物志》
介绍金邻国的风土民俗，说“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太平御览》卷790引)。康泰《扶南日南传》也谈到“金陈国入四月便雨， 六月乃止，少有晴日，六月不雨常晴，岁岁如此”(《太平御览》卷11引)。由于金邻国地处暹罗湾上，所以古时称暹罗湾为金邻大湾。
在金邻国的西南，有一个顿逊国，也在今天泰国西南部。中
国史书上说它在扶南“南界三千余里”。又说:“顿逊国在海崎(海岸弯曲处)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 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 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梁书·扶南国传》)康泰《扶南传》还说“顿逊国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种.....冬夏不衰，日载数千车于市卖之，燥乃益香。 亦可为粉，以傅身体”(《太平御览》卷981引)。竺枝《扶南记》还谈到顿逊国“属扶南。国王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婆罗门教经典)，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有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太平御览》卷788引)。在南北朝时候，昆仑是指马来人而言的。
倾逊国王名昆仑，国王大概原是马来人，而又崇拜婆罗门教，和扶南一样，信奉天神(大自然的主宰者)。这个国家距离扶南要比金邻国远，当在今泰国东南部马来半岛万伦湾(Bandon B.)沿岸一带，这是当时横断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必经之地，所以东西商贾云集，商业非常发达。
《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提到“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人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梁书·中天竺国传》作投拘利口。这个投拘利口，就是今天泰国南部马来半岛西部的帕克强(Pokchan)河口。这是从马来半岛乘船去五天竺的重要港口。
狼牙修国，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上的北大年(Pattani)附近一带。这也是当时东南亚地区东西贸易繁荣发达的地方。 《梁书·狼牙修国传》说它“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沉、 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缦。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贯布，以璎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旗鼓， 罩白盖，兵卫甚设”。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普通四年(公元523年)、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狼牙修国王凡三次派遣使节至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这就加强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古代东南亚的金邻国、顿逊国和狼牙修国。这些国家在公元三到六世纪时，位于如今的泰国境内，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繁荣的商业文化。金邻国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风俗闻名，而顿逊国则因其香花和珍宝的交易而兴盛。狼牙修国作为重要的贸易枢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通过对这些历史国家的介绍，节目揭示了古代贸易的魅力与多元文化的交融。

扶南国人“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梁书·扶南国传》)。“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奢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才六七尺，头尾似鱼。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斗鸡及豨为乐。”(《南齐书·扶南国传》)“王坐，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白色草棉布)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梁书·扶南国传》)“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晋书·扶南国传》)扶南的文字，大概和梵文相近。从东晋末年起，天竺的婆罗门教和其他一些外道，传入扶南。《齐书·扶南国传》说扶南“国俗， 事摩醯首罗天神(大自然的主宰者)”。《梁书·扶南国传》也说扶南“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扶南的婚姻比较自由，“男女恣其奔随”。“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南史·扶南国传》)
扶南国和我国从三国东吴时起，就有了友好往来。东吴孙权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6。归国后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朱应撰《扶南异物志》，记述海外见闻，可惜两书都已散佚。孙权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来吴聘问，带来乐人及方物。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七年，东晋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十二年、十五年，南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 五年，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宣帝太建四年(公元572)、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扶南国王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扶南赠送东晋、南朝的方物有象牙佛像、珊瑚佛像、犀牛、驯象、火齐珠、瑇瑁盘、琉璃器、郁金、苏合香、婆罗树叶、古贝等，东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以珍贵的丝织品如绛紫地黄碧绿纹绫等，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扶南国的奇特文化与东晋的友好往来。扶南国不仅在婚姻上表现出独特的自由观念，其文字和信仰也引人入胜。节目中，我们还回顾了东晋时期的使者与扶南的交流，分享了两国之间互赠的珍贵物品，如象牙佛像和丝织品。这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展示了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和深远影响，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弗兰国是一个位于金柬埔寨境内的古国，其神话传说和历史发展反映了东南亚地区的迁徙与融合。以农业为主的弗兰人，以妇女为王，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然而，随着国家的强盛，奴隶制度迅速发展，贫富分化加剧，社会身份通过服饰明显体现。残酷的刑法与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这个原始奴隶国家在繁荣背后隐藏着痛苦的现实。这个故事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人性。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战婆国的历史与文化，揭示其著名的产品如古贝和草棉布的传承。战婆国的农业生产力因汉代太守的推广而显著提高，形成了独特的“两个熟”的耕作方法。我们还聊到城池的布局与商业发展，战婆国作为多朝交汇的经济文化中心，频繁的外交往来加强了各国间的联系。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战婆国的繁荣，成为历史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