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期迁都洛阳，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考量。随着封建化加剧，北魏的军事力量逐渐衰退，而北方柔然势力却不断扩张，威胁到了平城的安全。孝文帝认为洛阳不仅地理位置优越，更是中原文化和政治的中心，能有效吸引中原士大夫的支持。而邺城尽管在经济上有优势，但洛阳的政治和文化重要性更为显著。最终，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以确保北魏的长治久安。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粮食危机。平城因人口集中，粮食供给困难，北魏政府多次从关内调粮，但依然无法解决问题。迁都洛阳不仅是为了缓解粮荒，也是为了推动均田制，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孝文帝的决策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经济的多重考量，也展示了北魏王朝在艰难时期的应对之策。洛阳的选择最终成为北魏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体现了迁都的特殊意义。
迁都洛阳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僻处塞上，虽不断地移民塞上，给耕牛，计口授田，也只能供应六镇的军粮。至于平城自作为京都以后，人口集中，游食者多，粮食供给难免发生困难。《魏书·食货志》称:“永兴(公元409一413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明元帝拓跋嗣)以饥，将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国人尤贫者，就食山东三州(冀、定、 相)，敕有司劝课留农者。”《魏书·崔浩传》载此事云:“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坦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邺......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徒，恐不满诸州之地。......屈丐(赫连勃勃)、蠕蠕(即柔然)必提挈而来， 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谁知多少！......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中原)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 太宗.....日:‘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 浩等对日:‘可简穷下之户，诣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 但不可迁都。'太宗从之。于是分民诣山东三州就食....来年遂大熟。”可见在明元帝时代，平城一带一遇荒年，有打算迁都就丰收地区的计划。即使不是荒年，平城的粮食也还是不够。北魏政权通常令关内诸州郡用牛车运粟塞上，劳费也是很多。如《魏书·世祖纪》载:“始光二年(公元425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像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到了太和十一年，平城一带又是大旱荒，旱到春天“野无青草”(《魏书·高祖纪》),“郊甸间甚多馁死”(《魏书·食货志》),“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魏书·高祖纪》),可见饥荒之严重。接着又流行“牛疫”，牲畜也死了很多。孝文帝允许人民到丰收地区就食，“行者十五六”(《魏书·食货志》),可见平城的旱荒，已达到严重程度， 北魏王朝至此实已不得不迁都。据《魏书·成淹传》载，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贫；今移都伊、 洛，欲通运四方。”可见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何况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了。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一。

北魏时期，随着封建化的深入，鲜卑自由民的身份大大下降，而工商的地位却显著提高。孝文帝时期，政府允许工商活动，工匠地位也得到改善。商人因财富积累，与贵族联姻，导致官商勾结，对人民进行掠夺。尽管政府压制经济势力，富商的社会地位仍不断提升。通过这些变化，商人逐渐从边缘进入主流社会，地位显著改善。

在古代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常被视为低贱的职业，尤其是在奴隶制社会中，许多被释放的奴隶选择从事这些行业以维持生计。北魏初期，工匠和商人的地位也非常低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和限制他们的自由，包括禁止工匠私自收徒、强迫子弟继承父业等。尽管孝文帝时期有所改善，但工匠和商人依然受到诸多限制，地位与皂隶相差无几，通过分析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北魏时期对于工匠和商人的严格管理和低社会地位。
到的迁都与改革。
|工商地位的逐渐改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里所说的，“在古代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有害的事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异邦人的职业)"(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32页)。“凡有奴隶制的地方，被释放的奴隶总企图用他们后来往往因以积蓄大量财富的那种职业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在古代，这种行业常常落在他们手里，因而便被认为不适合于公民之事。”(第13页)。这样，“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而“手工业和商业被认为不名誉的职业”(第12页)了。在北魏初期，由于在历史发展上，拓部还是属于一种先封建国家，因此，在它那一独特的社会阶段中， 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身份地位，也是非常低下，和贱民相差无几的。
在魏道武帝拓跋珪进人中原攻克后燕都城中山之始，曾“徒百工伎巧”，“以充京师(平城)”。魏太武帝拓跋焘灭赫连氏，也“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京师”。此外又把州郡的漏户逃户，编为“绫罗户”，身份与营户相同，由“杂营户帅”管辖1，政府为了达到独占工匠的目的，不允许私家畜养工匠。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曾下诏:“自王公已下，至于底人， 有私养......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过期不出.......主人门诛。”(《魏书·世祖纪》)同时还下令百工伎巧的子弟，必须继承父兄之业，不准工匠私收门徒，如私收门徒，处罪亦极重。太平真君五年颁发的另一诏书说:“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魏书·世祖纪》)当然，在这样阶段里，工匠的身份都远比编户齐民要低。政府对王公士庶之家和百工伎巧卑姓的通婚，限制也极严，如文成帝拓跋溶在和平四年(公元463 年)十二月壬寅，诏日:“......今制: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北史·魏文成帝纪》)匠和商人，即使到了孝文帝时代，他们的仕宦，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太和元年(公元477年)诏:“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准次而授。”(《魏书·高祖纪》可见工商几乎是处于和皂隶相等的一种地位。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确立了三长制，标志着北魏农业改革的开始。均田工作细致复杂，在太和十四年基本完成，主要涉及国家荒地和绝户田的重新分配。虽然均田制未触动大土地所有者，但通过减轻诸调和增加农民土地，显著增加了北魏政府的编户齐民数量和耕地面积。均田制的成功促进了农业生产，推动了北魏封建化进程，并为隋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奠定基础。孝文帝还迁都洛阳，进一步推进改革。
均田制的实施，租调的减轻，固然在当时封建经济非常发展的情况下，不可能彻底改变“富强者并兼山泽”的现象，不过“贫弱者望绝一廛”(《魏书·高祖纪》太和九年诏)的情况，由于农民得到土地，基本上已消除了。由于均田把游离的劳动人手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由于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居宽乡，由于荫庇的户口逐渐减少，因此，政府编户齐民的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了， 到了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公元520-524年)以前，政府编户齐民达到五百余万户，垦地面积也一定有着显著的增加。“当时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 (《洛阳伽蓝记》)这对于恢复黄河流域自魏晋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之后，固然不久即被破坏，但是继承北魏而兴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王朝又不断在同一地点加以推行。均田制的成功使自耕小农这一阶层，在中原地区大大地增多起来。这一阶层人数的增多，使以这一阶层作为牢固剥削对象的强大的中古性的王权出现，有了可能；以后，从西魏、北周起，又把府兵制度和均田制度结合起来，这种在均田基石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以后终于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从北周起，兵农的身份比起南朝来也大大有所提高，这都不能不说是受到北魏初期社会发展阶段的巨大影响的结果。
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拓跋部过去虽然是农业已经占主导地位，而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的局面。北魏王朝从这时候起，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到绝大的比重了，中原地区新推行起来的均田制，已经成为北魏王朝唯一可靠的剥削方法了。同时，农业化的过程，也就是拓跋部更疾速地向封建化跃进的过程，如果他们再以塞上为政治重心和保持塞上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说来，都已经不大合适了。

《魏书·食货志》说:“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魏孝文帝在颁布均田令以前， 曾在太和五年，班“户籍之制”(《魏书·高祖纪》)。在均田令颁布后的一年，即太和十年的二月，与重定户调田租同时，又采取了李冲的建议，强化了县级以下的地方组织，确立三长制度，“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五家立一邻长，二十五家立一里长，一百二二十五家立一党长。三长制成立后的第一步工作作是校比户口，造户籍。换句话说，也就是有组织地来接括荫户， 来扩大政府的剥削对象。因此三长制的实行，对大地主来说是不利的，所谓“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所以当李冲提议设立三长制时，反对最力的是中原的世族大地主冠冕人物中书令荥阳郑羲与秘书令勃海高祐。但是北魏的王权是颇为强化的，有了强化的王权作为先决条件；同时均田令中关于奴、牛授田的规定，又有利于拥有奴、牛的世家大族。因此三长制也就终于无阻碍地建立起来了。有了三长制度，而后地方组织比较健全，校比户籍的工作可以展开，“隐口漏丁，即听附实”，倘使“朋附豪势， 陵抑孤弱”(《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四年诏)，政府也可以及时制裁；授受土地和束缚农民于土地上的工作，可以加强执行。荫庇的户口既然被搜括出来，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政府的税源自然大大地增多了，农民所受政府的剥削也相对地减轻起来了，过去“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现在“始返旧墟”了8。所以均田、重定户调田租的课征额和强化地方组织的三长制度来束缚农民，这三者是孝文帝太和九年均田时互相关联的三个重要环节，倘使其中有一个环节做得不好， 就会使均田无法在原地区实现的。

北魏时期，为了更有效地征收税款，实施了九品混通制度，根据不同地区和家庭情况进行调整，调节税负。北魏王朝还在中原地区展开了大量的税收和劳役征调，尤其是在孝文帝时期，通过新互调制减轻了部分人民的负担，但实际上政府的税收并未减少。均田制的推行缓解了中小农户的负担，吸引了更多人愿意成为国家的编户，最终稳定了劳动力和税源。
年的户调征收额，据《魏书·食货志》说:“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 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根据以上记载，北魏在孝文帝颁布均田令之前(太和九年)、内外百官普给俸禄之后(太和八年六月),政府的编户，每户每年平均(九品混通)缴纳的租调，即绢粟二项，绢调已在五匹以上，田租二十二石九斗以上。租调的数量，有增无减。虽说九品混通纳调，但是富人田连阡陌，中中以上户的封建负担，一般说来固然不算重， 至于世家大族和僧侣地主有免税的特权，更无所谓负担存在；而中下户以下，则随时有“弃卖田宅，漂居异乡”(《魏书·李孝伯传兄子安世附传》)的可能，下下户固已一贫如洗，惟有“质妻卖子” (《魏书·薛野賭传》)之一途。这种过度的租调剥削，只会使政府管下的编户齐民逐渐减少，政府的税收也日益减缩。北魏政权要想挽回这种险恶的局面，惟有开辟税源，要想开辟税源，必须用廉价的方法来争取劳动人手。所谓廉价的方法，就是李冲在太和九年与三长制的建议同时提出的新户调制。《魏书·食货志》载:“李冲上言:......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 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即当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书奏......高祖(元宏)从之。”此外因“军国须麻绵之用，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魏书·张普惠传》)。这廉价的新税率，表面看来，好像政府的目的在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其实从政府整个的税收说来，政府管下的编户由于廉价的号召和三长的搜括而增加很多，比过去竭泽而渔要更为有利。均田令颁布的下一年，北魏王朝接着就减轻户调田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政府还按收人户调的总数，分为十分来支配，据《通典·食货典》

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制，旨在通过合理分配土地，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均田制的实施减少了土地兼并，缓解了社会矛盾。然而，由于中原地区土地分布不均，推行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为此制定了诸多细化政策，如区分宽乡与狭乡，鼓励迁移等。尽管存在困难，均田制在推动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均田制与三长制的结合，北魏成功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

在当时中原地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以及这种观念， 还是非常强烈地保存着的。如果一姓的土地，被调配给别姓使用，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均田制中规定了一条:“诸远流配谪、 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 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这后面四句话，补充得很重要，使绝户田不致落人异姓手中，这个考虑和规定，对于均田制的推行，多少减少了一些阻力。
当时国家所掌握的荒地，多在边郡。中州奥区，人口较多， 地主经济也特别发展，土地的平均分配较有困难。故孝文帝颁布均田令时，又依据各地人口密度，作出宽乡、狭乡的区别来。 政府为了开辟荒地，增加税源，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往宽乡，在均田令中规定:“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后有来居者(原作“役有土居者”,今据《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门》改),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魏书· 食货志》)。这固然是为中原的世家大族开了兼并土地的方便之门，迫使贫苦农民流向宽乡开垦荒地；但就总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这种规定在当时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当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之始，中原地区的无主荒地和牧场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因此，政府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劳动人手。当时中原地区的自耕小农，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经过长期的战争和破坏，都已转变成为世家大族或僧侣大地主的荫庇户，史称当时“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北魏时期的均田制，揭示了这一制度下奴婢和平民的生活状况。奴婢虽然拥有土地，但耕作收入全归奴隶主所有，他们也不需要服徭役。北魏贵族和中原大族则通过均田制获得了大量土地和奴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尽管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带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中原地区引发了广泛的不安和骚扰。通过这期节目，了解均田制背后的复杂权衡与社会影响。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颁布了均田法，规定了男子和富人根据耕作技术和修耕法获取不同面积的土地。均田制旨在通过土地分配束缚农民，限制他们的自由迁徙，并对他们进行税收和剥削。尽管均田制带有封建土地制度的附属性，但某些情况下农民可以自由买卖桑田，显示出小土地所有者的性质。均田制在北魏时期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