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诗》:《诗》自秦火后，有毛公及鲁、齐、韩三家。东汉时，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辩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齐诗》早亡。《鲁诗》自西晋灭亡后，没有传过江东。《韩诗》虽在，当时传习的人也不多。曹魏时王肃有《毛诗注》二十卷，述毛非郑；同时有荆州刺史王基常与抗衡，据持郑玄义。东晋有孙毓，著《诗同异评》十卷，评毛、郑、王肃三家优劣，而偏向于王肃。陈统又难孙毓，申郑玄。直到南北朝，各家聚讼不已。然《毛诗郑笺》，国学置博士，世所遵用。梁世崔灵恩集诸家之说为《毛诗集注》二十四卷，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为《毛诗义》，到唐代还流传其书。 又东吴人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这本书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周礼》:《三礼》中，《周礼》较为晚出，郑玄《六艺论》谓亦得自孔氏壁中。王莽时，曾列《周礼》于学官。东汉时，郑兴、郑众父子，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马融传郑玄，郑玄作《周礼注》，最称通洽。曹魏时，王朗有《周官传》，朗子王肃有《周礼注》，肃注多与郑玄抵悟。东晋时，干宝有《周礼注》十三卷。宋元嘉中复立国子学，《周礼》郑氏注置国子助教，列于学官。西确仿《周礼》行六官，卢辩、辛彦之等都对《周礼》有较深的研究。后梁有沈重，撰《周官义疏》四十卷，北周特地把沈重从江陵请到长安，讲授《三礼》。北齐有熊安生，亦以礼学名家，北周武帝灭齐之初，亲到熊安生家访问，可见当时政府对《三礼》的研究的重视。
《仪礼》:东汉时有郑玄注《仪礼》十七卷。曹魏时，王肃亦尝注《仪礼》。后梁时，沈重为《仪礼义疏》。但是王、沈二家之书， 传习不多。宋元嘉国子学，《仪礼》郑氏注置国子助教。
《丧服》是《仪礼》中的一篇，魏晋南北朝论《丧服》的著述特别多，清人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里，著录有七十一家之多。讲《丧服》的单篇著述，收在《晋书》和《宋书》志里，以及《通典·礼典》里的，还不计算在内。讨论丧服的等差区别，主要是根据亲疏、尊卑等等来决定的。当时的世家大族，标榜自己门第族望特别优越，在宗族之内则分别亲疏，在亲戚婚对之间更重视门第，使士庶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丧服》规定，外孙或外甥替外祖父母或舅父服丧五月(大功)，但是有个前提条件，那个外祖父母或舅父必须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外孙或外甥才肯替他们戴孝；如果外祖父母或舅父是寒门庶族，就别想世家大族的外孙或外甥来替他们戴孝。魏晋南北朝人讲究《丧服》，比汉代经师讲得更精细，也更烦琐，为世家大族特殊权益服务的阶级性十分突出。
《礼记》:汉代有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时称戴圣为小戴， 因此这部《礼记》世称为《小戴礼》。东汉时，马融、卢植加以整理，郑玄又根据马、卢的定本，加以注释，就是今天流传的郑玄注《礼记》二十卷本。曹魏时，王肃注《礼记》三十卷。宋元嘉国子学置郑玄注《礼记》国子助教。梁时有国子助教皇侃撰《礼记义疏》五十卷，后梁有沈重撰《礼记义疏》四十卷，北朝周齐间有熊安生撰《礼记义疏》，并行于世。

《尚书》的传承，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真假大戏”！汉初伏生口授的经文尚书，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开启了第一轮真伪之争。西晋时，又冒出一部“伪古文尚书”，还伪造了孔安国的传注，连司马迁都曾受学于孔安国。这部伪书在东晋被梅赜献给朝廷，从此流传数百年。直到清代阎若璩才彻底揭穿其伪造面目。本期节目，我们聊一聊这部“造假”经典背后的历史风云。

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 史学与文学艺术
第一节经学与历史、地理著作
经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有不少学者说，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在当时的思想界，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诚如许多学者所说，东汉以来，由于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人民、欺骗人民，已经行不通了，统治阶级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还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经学从此一蹶而不振了，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统治阶级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的。当时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 经典的根据。也就是说，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尽管这一时期，在儒家经典的注释方面，也有不少玄学家想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这些玄学家在注释工作中，却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学说，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学思想来讲儒家所不大的东西(如性命、天道等学说)，以作为补充而已。
《周易》:汉宣帝时，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贺)《易》三家，皆置博士。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 博士。尚有费氏(费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间传习甚盛。到了东汉，传习费氏《易》的有马融，著《易传》十卷，郑玄注《易》十卷， 荀爽注《易》十一卷。可见费氏《易》传习之盛。三国时，曹魏有王朗、王肃父子亦为《易》学名家；东吴有虞翻，家世传习孟氏《易》，注《易》十卷。陆绩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汉代的《易》学，重象数，好说阴阳灾异，不脱卜筮之书的范围。
曹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以后，玄学兴起，王弼首先以玄学思想来阐明《易》学，他注《易》上下经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周易》中有关“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 的术数迷信，“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志·钟会传》 注引孙盛言)。他着重讲运动变化的理论，开创《易》学研究方面的新风尚。西晋永嘉之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郑玄)、王辅嗣(王弼)所注行于世” (《经典释文》卷1)。东晋学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以王肃《易》学，“在玄(郑玄)、弼(王弼)之间”，又立《易》王肃注博士。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 年)，颜延之任国子祭酒，又黜郑玄《易》，独置王弼《易》。所以在江左，《易》学郑注浸微，王弼独尊。王弼的《易注》，只注了上下经；《系辞》以下，后人用东晋韩康伯的注来加以续补，今天流传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就是这个本子。江左自东晋以下，注《易》者数十家，如张璠集钟会、向秀、阮咸、王济、卫瓘等二十八家之说为《周易集解》十二卷。又如谢万(谢安弟)、韩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辞》，发挥玄理。他们大都祖述王弼，摈落郑注。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经师专习郑注，只有青齐地区曾属南朝，才有讲王弼注的。到了唐初，孔颖达奉诏作疏，专崇王弼，废弃汉儒马、郑诸说，因此马、郑在《周易》方面的学说，后来大都散佚了。

北周武帝灭佛，表面是信仰之争，实则是为了打击僧侣地主的势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目的达到后，隋文帝杨坚为何又迅速恢复佛教？这背后是统治者的长远考虑，利用宗教安抚民心，缓和矛盾，巩固新政权。本期节目，我们将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为你揭秘这段灭佛与兴佛的历史，并聊聊北朝多位皇后出家为尼的宫廷轶事，看看宗教与皇权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北周武帝一改前朝风气，亲自排定三教次序，把佛教压到末位。随后，他下令彻底禁断佛道二教，拆塔毁像，令三百万僧尼还俗为民，寺院财产尽数充公。这次灭佛手段强硬，却未像北魏那样坑杀僧侣，反而拉拢部分僧人入朝做官。更意外的是，不少北齐僧侣南逃，把佛学思想带到南方，竟为后来天台宗、禅宗的兴起埋下种子。一场看似毁灭性的运动，反而成了佛教思想大融合的催化剂。周武帝灭佛，究竟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另有所图？

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兴盛，僧尼人数暴涨，甚至占据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直接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引发了皇帝与寺院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从太武帝到周武帝，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背后既有经济政治的考量，也掺杂了佛道之争。一场关于“形神”的辩论，一场关于“灭佛”的朝堂争论，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信仰与经济利益冲突时，皇权会如何抉择？带你一探北朝政教之争的真相。

这段历史揭秘了北朝寺院经济的惊人内幕。寺院不仅拥有大量农奴和奴隶，还通过高利贷疯狂盘剥农民，甚至勾结官吏强征暴敛。这种财富与权力的极度膨胀，最终激化了政教矛盾，引发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本节目将带你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探寻寺庙繁荣背后的血泪，以及帝王与僧侣之间那场生死博弈的深层原因。

北朝的灭佛事件北朝的皇帝，同南朝的皇帝差不多，大都佞佛。北齐的几个皇帝，佞佛尤甚。如北齐文宣帝高洋， 一方面昏虐杀人，另一方面迷信佛教，曾亲受菩萨戒。在他在位的十年当中，关东佛法兴盛。到了北齐末年，后主高纬甚至把邺都三台宫(铜雀台、金风台、冰井台)舍施给大兴圣寺，后来又把并州的尚书省也舍施为大基圣寺，把并州的晋祠舍施为大崇皇寺。
北朝的妃、主、诸王，也大都佛。有许多废后，往往出家为尼2。公主、郡主出家的也不少。北魏诸王在“河阴之变”(公元528年)中多被尔朱荣杀害，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一度几乎造成“京邑第宅略为寺”(《魏书·释老志》)的情况
中原的世家大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河间邢氏、河东柳氏，以及代北的鲜卑贵族，也多信仰佛法。
由于各族统治阶级提倡佛教，加上当时中原人民在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之下，生活穷困，走投无路；有的为了逃避徭役和租调，结果纷纷出家当和尚。《魏书·释老志》云:“正光(公元520-524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人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故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这样，僧尼的人数不可避免地增多起来。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僧尼人数还不过七万七千余人，到了北魏末年(公元534年左右)，上距太和初元不到六十年，全国僧尼总数激增到二百万人左右(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约三千万)。东西魏分裂(公元534-556年)，周、齐对峙(公元557-577年)，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两国总人口数在三千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十六国与北朝僧尼人数、寺院数目、译经部数表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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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内京城内全国全国僧译经译经材料
寺数僧尼人数寺数尼人数人数部数来源
后赵石氏
前秦苻氏
后秦姚氏
西秦乞伏
氏
北凉沮渠
出
数千人
三千人
八九三所
近一
万人
《高僧传》
卷5《释
八人四十部道安传》
《历代三
宝记》
《高僧传》
卷10《竺
佛图澄
传》
《高僧传》
卷2《鸠
八人一-四二部摩罗什
传》、《历
代三宝
记》
二二部
八人三七部
《历代三
宝记》
《历代三
宝记》
北魏太和平城二千余人
元年(477) 百余所
六四七七七二
八所五八人
四人九部
《魏书·
释老志》、
《历代三
宝记》 年代
延昌二年
(513)
神龟元年
(518)
北魏末
(534)
北齐
北周
京城内
寺数
洛阳
五百所
洛阳
一三六
七所
邺城
四千所
京城内
僧尼人数
八万人
全国
寺数
一三七
二七所
三万所
三万所
一万所
全国僧
尼九数
译经
人数
五人
近二百
万人
四人
近二百
万人
二人
近一百
万人
四人
译经
部数
五九部
十九部
八部
十六部
(续表)
材料
来源
《魏书·
释老志》、
《历代三
宝记》
《魏书·
释老志》
《魏书·
释老志》。
《洛阳伽
蓝记》
《历代
三
宝记》
《大唐内
典录》
《历代三
宝记》
《历代三
宝记》
《辨正
论·十代
奉佛篇》
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势力也迅猛发展起来。遍布京都及各州郡的寺院， 、官僚的施舍以及“侵夺细民”等途径，“广占田宅”(《魏书· 老志》)。例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曾为稠法师“于邺城西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居寺。...初救造寺，面方十里。稠曰:‘十里太广，损妨居民，请半减之。’敕乃以方五里为定”(《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居寺释僧稠传》)。西魏时，宇文泰为大僧统道臻建中兴寺于长安昆明池南，“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续高僧传·西魏京师大僧统中兴寺释道臻传》)。这样，“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大量土地转入寺院的手中。

范镇是古代著名的无神论者，他写的《神灭论》是划时代的作品。但他一边坚决反对人死为鬼，又不得不承认鬼的存在，甚至为儒家“神道设教”辩护。他痛斥佛教败坏了政治、吃空了粮食，却无法解释人为何有富贵贫贱。他拿风吹花落比喻命运，结果却落入了宿命论的陷阱。他的思想到底哪里强，又哪里没想通？这期节目带您看看这位反佛猛将的纠结与局限。

范缜与佛教徒展开一场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世纪大辩论。他用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作比喻，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认为精神离不开肉体，痛痒之知和是非之虑都基于生理器官。他驳斥了鬼神传说，有力地捍卫了唯物主义。但他也有局限，认为圣人天生异相，导致其思想陷入机械论。这场辩论不仅是哲学交锋，更折射出古代中国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值得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