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佛经的传译佛教既然是从天竺传入的，佛教的经典原来又都是用梵文写的，因此为了要了解佛教教义，就必须把佛经翻译过来。佛教的教义，在五天竺和西域，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佛国记》也说:“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 无本可写。”既然没有写本，就只有口授，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受浮屠经这一事例，也可以获得确切的证明。
佛经最早的译本为《四十二章经》。这部书有两种译本:一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中天竺僧迦叶摩腾和中天竺僧法兰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本子；一是三国东吴时大月氏僧支谦在江东译出的本子。现在保存下来的，可能就是支谦的译本。 这部书，以前有人怀疑是晋人伪撰的；但据汤用彤先生考订，认为不是伪书，这已成为定论。《四十二章经》大概是小乘教徒撮取佛教群经要义而编辑的属于概论一类的书；隋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说“本是外国经抄，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指中国》《孝经》十八章”，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性质。因为它概括地介绍了一些佛教教义及其哲学思想，初学者很容易接受，小乘教徒曾利用它把佛教传播到五天竺以外的地区，它自然也就传进中国来了。
佛经传译初期的译师中，其代表人物有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自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汉灵帝建宁(公元168-171年)中，他前后译出《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其后释道安对他的翻译很推崇，认为:“天竺音训诡塞，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高僧传》卷1《汉
雒阳安清传》)
支娄迦谶，亦简称支谶，大月氏国人。在汉灵帝光和(公元178-183年)、中平(公元184-189年)年间，译出《般若道行经》等十四部。道安对于他的翻译也作了肯定的评价，说“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高僧传》卷1《汉锥阳支娄迦谶传》)。 但他们两人所译的佛经，大都是从大经中割裂出来的小品。
每经多则不过三卷，少则一卷；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经》十卷，在当时已经算是巨著了。
安世高、支娄迦讖以后有支谦，也是大月氏国人，生长中土，
为支委迦谶再传弟子。初居洛阳，以后南富东吴。自东吴黄武
初元(公元222年)至东吴建兴(公元252-253年)中，前后三十
年中，译出《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等四十九种，《高僧传》称许他“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支感度也认为支谦的译笔，“频从文丽”，“约而义显”(《出三藏记集》《合首楞严经记》》。

在东汉末期，随着黄巾军起义的失败和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佛教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许多失去家园的百姓寄希望于佛教的慈悲与救赎。他们并非仅仅追求涅槃，而是渴望来世的温饱与安宁。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信仰工具，帮助百姓寻找希望，同时也被统治者利用来维护社会秩序。

这期播客深入探讨了瑜伽与佛教经典的关系，揭示了《佛说》及五部大论如何影响瑜伽的基本教理。节目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从公元前的丘池与于阗开始，到汉武帝时期的传播过程，展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听众将了解到古代佛教徒如何理解和描绘佛陀的形象，以及当时人们对佛教教义的初步认知。这些历史背景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也让人思考宗教与哲学的深层联系。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深入探讨佛教的轮回观念及其内在矛盾。原始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轮回说法，却在宣传中陷入自我矛盾。龙树的中观思想和无著世亲的瑜伽宗如何从不同角度重塑了大乘佛教的教义？我们将揭示大乘佛教在巩固政治政权中的作用，以及它如何鼓励信徒传播教义、拯救众生的背后动机。这个复杂的信仰体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影响？

佛陀既然以为“一切皆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类思想，无疑是厌世的；以涅作为他的究竟理想，也必然是消极的。在轮回学说方面，他大部分承袭了婆罗门教的说法。固然婆罗门教把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等级，称为“再生族”，他们有诵经拜神的权利，死后亦得再投生为人；而把首陀罗等级称为“一生族”，他们没有诵经拜神的权利，死后转入畜道，亦不得再度投生为人；而佛教尤其后来的大乘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管属于哪一个等级，都要和他们的“业”相应而轮回六道， 表面看来，这种学说在当时天竺那样种姓制度等级森严的国家里，好像是有可取的地方，实际更具有欺骗性。因为所谓六道轮回，实际是不存在的。佛陀发展这一套学说，只能说明当时天竺社会经济有了发展，阶级关系有了变化，佛教应时而起，来执行它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新任务而已。佛教和其他宗教并无两样，它害怕社会的根本改造，害怕革命；它的神秘的宗教唯心主义，使它无法重视现实世界，却引导人民向往虚无缥缈的涅槃境界，依靠幻想而存在。佛陀的宣传慈悲、忍辱、不抵抗，充满缓和阶级矛盾的意味。佛陀宣传“业”的学说，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源， 不是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的制度，而是自己前身的“业”所造成的，这就企图解除人民在思想上反抗统治阶级的武装。无怪佛教创建不久，五天竺的统治阶级发现它是控制人民思想的很有效的工具，因此使得它很快地传播开来。
在佛陀死后一百多年内，所谓“教海一味”，佛教学说没有分派。到了一百多年后，佛教分成了“上座”和“大众”两大部派。 从这两大部派中又分裂十八个部派来。上座部分裂出十个部派，大众部分裂出八个部派。它们都是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思想， 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
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时候，佛教又出现了新的教派--大乘教派，梵语谓之“摩衍”(Mahayana)。
正当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大王在位时期(公元120-160 年)，中天竺有马鸣(Asvaghosha)反对旧说，创导大乘，称旧派为小乘。马鸣著有《大乘起信论》《大庄严经论》等行世。到了公元3世纪，有龙树(Magarjuna)及其弟子提婆(Deva),更把大乘学说发扬光大。龙树出生于南天竺毗达罗国，属婆罗门种姓。 幼时深通婆罗门经典，后来皈依佛教，初修小乘(属于大众部)， 进研大乘，于三藏(《律藏》、《经藏》、《论藏》)教义，很有研究。他写了许多论释来宣传大乘佛教，所以当时称他为“千部论主”。 他著有《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他的弟子提婆著有《百论》。后秦时大僧人鸠摩罗什把龙树在《大智度论》 中的《中观品》单独翻译出来，称为《中论》，和《十二门论》以及提婆的《百论》，合称三论。因为《中论》亦称《中观论》，所以就称这一教派为“中观宗”或“空宗”。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揭示佛陀悉达多如何在探索宗教神秘学说中创建佛教。佛陀认为，现实世界充满苦难，痛苦的根源在于生命的存在，而非剥削制度。他提出要消灭痛苦需达到寂灭状态，摆脱贪欲和情爱，最终实现精神的升华。通过剖析佛教的核心教义，如无我、无常与烦恼的根源，节目引导听众思考如何在无常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道教经典的发展历程，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的演变中，我们发现经典的数量并不是简单增长。葛洪和甄鸾的观点揭示了许多经典其实是经过伪造和加工的结果。甄鸾更是质疑了一些常识性错误，指出道教经典的历史与地名之间存在的矛盾。通过分析这些争议，我们不仅了解了道教经典的形成过程，还能看到历史记载中隐藏的复杂性。这些问题究竟如何影响当代道教的理解？

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北魏时期的道教发展史，探索道士寇谦之如何通过制造神话和道经，获得北魏太武帝的青睐。节目中，我们将讨论道教与佛教的斗争，以及北齐文宣帝时期道教的遭遇和废除。尽管道教一度被废除，但其宗教仪式依然在北周得以保留，最终实现复兴。听众将了解到道教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影响统治者的决策，激发对古代宗教文化的思考。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了南北朝时期道教重要人物陶弘景的生平与影响。他不仅是道教经典的撰写者，还致力于将道教与佛教融合，推动了道教的发展。陶弘景的信仰之路充满传奇，他在隐居期间寻访仙药，著作了《真诰》和《真灵未夜图》。节目中讨论了陶弘景的思想如何反映人间的阶级划分，以及他在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游走。通过他的故事，听众将了解到道教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深入探讨了葛洪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他认为，地主阶级应集中力量以镇压农民起义，认为贵贱有序是天经地义的。葛洪批判了汉末魏晋的用人制度，认为世家大族的垄断削弱了统治力量，提出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建议，以强化封建统治。同时，他的文学观和医学贡献也值得关注。葛洪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