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节目深入探讨日本古代的部落文化与政治结构，揭示了倭奴国与强大的野马台国的演变过程。讲述了卑弥呼作为女王如何在男权社会中崭露头角，以其独特的统治方式和政治手腕，维持国家的稳定。我们将回顾汉朝与日本的交流，分析早期日本的奴隶制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部落间的风俗与文化差异。这段历史不仅丰富多彩，更为理解现代日本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罗是从辰韩和弁韩发展而来的一个国家。辰韩地处马韩之东，它总共由十二个部落组成联盟，联盟的酋长称辰王。另外又有一个弁韩，也由十二个部落组成联盟。这二十四个部落，大的部落有五千家，小的也有六七百家，总起来有四五万户。由于北方强大的高句丽，念念不忘南下牧马；在朝鲜半岛南部，倭国也在弁韩的迦罗部落基础上建立任那府，企图利用这个桥头堡垒，经营朝鲜半岛。为了抵御南北两大势力的侵凌，在公元356年(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辰韩、弁韩等部落开始联合起来，由过去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了新罗国家。
新罗“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北史·新罗传》)。“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国出铁”，在辰韩、弁韩时代，“韩(马韩)、泼、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铁的普遍使用，使新罗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 (《三国志·魏志·弁辰》)“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营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 百济同。”“服色尚素。妇人辫发绕颈，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死有棺敛，葬送起坟陵。”(《北史. 新罗传》)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年、七年，辰韩王曾三次派遣使节来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陈废帝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宣帝太建二年(公元570年)、三年，新罗国王先后四次派遣使节，远涉重洋，来建康访问。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公元562)、后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新罗国王也先后两次遣使来齐都邺城访问，并馈赠方物。这些友好往来，给此后几百年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百济国与南朝之间的频繁交流与深厚友谊。从使节的多次访问到文化的相互影响，百济国不仅对汉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通过百济的使节，汉文化甚至影响到了新罗和日本。我们将回顾这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探讨百济国如何在当时的中韩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索了百济国家的形成及其与马汗部落的历史渊源。百济的五十四个部落如何在联盟中逐渐崛起，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还讨论了百济王室的神秘传说，以及部落生活的独特习俗。从衣食住行到文化习俗，百济展现出丰富的历史面貌。更有趣的是，百济的刑法与社会结构又是怎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一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中国多个王朝频繁互动，派遣使节往来，促进了文化交流。高句丽王不仅赠送南朝大量战马，也在北魏全盛时期年年奉送黄金和白银。这种外交关系加深了两国的文化融合，高句丽吸收了儒家思想，设立太学，传播经典书籍，同时佛教也从中国传入，影响了高句丽的统治阶级。高句丽在吸纳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将其带向了新罗和日本，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印记。

“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种“下户”，不见得一定是奴隶，而是自耕农民。高句丽“无牢狱，有罪，诸加(加是官名)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奴婢的来源，除了这些罪犯奴婢外，其余就是被掳掠的四邻人民了。因为要通过战争来掠夺奴婢，所以高句丽国很好战，国力也较强，史称其人“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后汉书·高句丽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高句丽人“洁清自喜”，“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以上讲的都是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社会风俗。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高句丽王派遣使节访问洛阳。公元244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五年)，高句丽王位宫乘公孙渊新灭，想略取辽东(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高句丽王把他的兵锋转而南下，攻取平壤。 东晋十六国前期，前燕慕容氏霸有辽海，高句丽王钊也想乘隙攻占辽东，这两个力量冲突的结果，前燕主慕容取得胜利，高句丽国人五万余口归附了前燕，高句丽国都丸都城被毁坏，高句丽王钊为百济国所杀。到了后燕慕容熙时，高句丽王乘后燕衰败之际，夺取了辽东郡。这时高句丽国的都城已经不在丸都而在平壤了。
高句丽迁都平壤城以后，在朝鲜半岛的几个国家中，是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国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的使节李敖曾到达平壤城，据说这时高句丽国的“人户参倍于前魏(曹魏)时” (《北史·高丽传》),曹魏时高句丽有三万户，这时户口已有九万户了。平壤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水(今大同江)”。高句丽国的疆域，这时东至新罗，西抵辽水，南接百济，北邻靺鞨， 可是“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给”(《北史·高丽传》)。“赋税则绢布及粟，随其所有，量贫富差等输之。”(《周书·高丽传》)“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隋书·高丽传》)“其刑法:谋反及叛者， 先以火焚燕，然后斩首，籍没其家。盗者，十余倍征赃。若贫不能备，及负公私债者，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偿之。”(《周书·高丽传》)“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以为卖婢。”(《北史·高丽传》)服装， “人皆头著折风，形如弁”(《北史·高丽传》)。“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周书·高丽传》)“贵者，其冠曰骨苏，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黄革屦。”(《隋书·高丽传》)“妇人服裙襦，裾袖皆为禩(缘边)。”“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魏书·高句丽传》)“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稍、矛、。”(《周书·高丽传》)“乐有五弦、琴、 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芦管)以和曲。”(《隋书·高丽传》)以上讲的都是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社会风俗。

高句丽高句丽，是从涉貊部落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涉和貊是两个部落，泼在东，貊在泼西。高句丽属于貊部落，后来才合并了泼部。据《三国志·魏志·涉传》说:“泼南与辰韩， 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户二万。”开始还没有形成国家，“无大君长，自汉已来，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同姓不婚。”“有麻布， 蚕桑作绵。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部落的“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到了曹魏期，高句丽逐渐强大，泼部落就很自然地并人高句丽国了。
高句丽是属于貊部落的，貊族以外，还有貊的“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貊部落和小水貊部落，他们构成了高句丽国人的主体。汉代称高句丽人为貊人，说明高句丽人即出于貊人。 但统治高句丽的贵族却不是貊人，而是夫馀人。高句丽的贵族很忌讳高句丽人民和�貊部落人民之间有血缘纽带的这段历史，总喜欢强调他们和夫馀王族的亲密关系。《三国志·魏志· 高句丽传》曾提到“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这个说法，就高句丽贵族而言是对的。至于高句丽的人民，那么应该说是涉、貊族而不是夫馀族。
高句丽的创业君主，名唤朱蒙。传说“朱蒙母河伯女，为夫徐王闭于宫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遂生朱蒙。所以朱蒙自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魏书·高句丽传》)。后来夫馀人要杀朱蒙，朱蒙从夫馀南逃，建立了高句丽国。高句丽国的统治贵族固然是夫馀人，而构成高句丽国的人民却不是夫馀人，他们主要是貊人和泼人，当然也有古朝鲜人， 以及沃沮人的南方一部分。高句丽国的形成，也经历过一个各族人民融合的较长历程。
朱蒙四传至莫来，曾北征夫馀，夫馀王战败，夫馀的势力开始向北面撤退，但高句丽王始终无法征服夫馀，夫馀仍以今吉林农安为都城。在北魏时期，夫馀国还是用豆莫娄国这个名称，作为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强大部落而存在着。旧史说高句丽强盛之后，“乃并夫馀”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高句丽国初都纥升骨城(在今我国辽宁省桓仁西北)，后来从纥升骨城迁都到丸都城(今我国吉林省集安)。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又把都城从丸都城迁到平壤。我们现在先讲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再讲平壤城时期的高句丽。丸都城时期的高句丽，其地“南与朝鲜、泼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润水。 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三国志·魏志·高句丽传》)“故其俗节于饮食。"(《后汉书·高句丽传》)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因此高句丽人西面想向汉朝的辽东郡发展，北面想侵凌夫馀，东面想蚕食南沃沮，尤其不忘南下略定}朝鲜半岛。高句丽有五个大的氏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指曹魏时)桂娄部代之”。“绝奴部世与王婚”，所以势力也很大。高句丽已经进人奴隶社会，国内阶级分化非常明显，。

党项是羌族的一个部落名称。他们居住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东部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北“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新唐书·党项传》)。党项“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羖毛为屋。服裘褐，披毡为上。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北史·党项传》)
北朝的北魏后期和西魏、北周时期，党项部落已经进入早期奴隶社会，他们的酋长开始对四邻进行掠夺，并不断侵扰魏、周的边境，尤其在周末隋初政权交替、中原扰攘的时候。他们的首领以拓跋为姓，如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其酋帅拓跋宁从等率众诣旭州(即千旭戍，当在今甘肃碌曲东)内附。从《北史·党项传》所说党项“东接临洮、西平”以及隋唐时期称西倾山以南的黄河岸为党项岸(见《太平寰宇记》)一事看来，当时党项人的足迹，已经推进到洮水和湟水流域了。到了唐代，吐蕃强大，吐谷浑破灭，党项也被迫北迁，居住灵州和夏州之间，后来形成为与宋及辽、金先后鼎峙的西夏政权。
1《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虏。

宕昌与邓至宕昌，是羌族的一个部落。“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众二万余落。”政治中心宕昌城，在今甘肃宕昌西。“姓别自为部落，各立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征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 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其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 杀牛羊以祭天。”(《周书·宕昌传》)
宕昌的首领姓梁，世为酋帅，自称宕昌王。宕昌王经常派遣使者向北魏进贡朱砂、雌黄、白石胆等方物，北魏也还赠以车骑、 戎马、锦彩等物，加强了彼此间经济文化联系。西魏时宕昌王梁定，北周时宕昌王梁弥定不时侵犯西魏、北周的边境。北周武帝于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命大将军田弘率兵击破宕昌国，以其地为宕州(治阳宕，今甘肃宕昌西)。
邓至羌，亦称白水羌，居住在仇池以西，岭(岷山)以北，宕昌以南。它的政治中心邓至城，在今四川九寨沟县南，白水江东岸。邓至的“风俗物产，亦与宕昌略同”(《周书·邓至传》)。在北魏初，有白水酋帅像舒治自称邓至王。舒治十一传至像檐桁， 因内乱失国，投奔西魏，西魏相宇文泰派兵护送他回邓至，以后就在邓至置邓州(治尚安，今四川九寨沟县西北)。

附国的西面，连接着女国。这个女国，地居吐谷浑汗国的西南，可能指的是今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了。在南北朝末年，还是世代以女性为国王，所以被称为女国。“王姓苏毗”，苏毗大概是部落的名称。国政概由女王掌管，“女王之夫”，“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 “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苏毗部落)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隋书·女国传》)从这个继承制度， 可以见到苏毗部落里，氏族制残余也是很严重的。“其地五男三女，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 生子皆从母姓。”(《通典·边防典·女国传》)“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隋书·女国传》)“男子皆被发， 妇人辫发而紫之。”(《通典·边防典·女国传》)"以皮为鞋。”“课税无常。”其地“气候多寒”(《隋书·女国传》)。“风俗土著，宜桑麻，熟五谷。”(《北史·吐谷浑传附女国传》)人民多“以射猎为业”。“出输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俗事阿修罗神”(《隋书·女国传》),可见这时候佛教还没有开始传入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