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范宁已有“古者使人，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的说法。南齐时代，由于徭役的频繁，荆州一带，甚至造成“四野百县，路无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宋书·沈攸之传》)的凄惨景况。海陵王延兴元年的诏书也承认“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南齐书·海陵王纪》),这就是说，公家尽管规定每年力役二十天，而州郡县地方官吏额外摊派给农民的力役，甚至增加到几个月。
一年中“殆无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额的租调负担，使国家课户的对象-自耕小农不得不渐趋于赤贫化。南齐时代，浙东的大县山阴，有“人户三万”(《宋书·良吏·江秉之传》，内有“课户二万”。大资产的人家，大都是世家大族，他们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二万户中，资产不满三千文的，就占有二分之一； 此外还有顶穷的“露户役民”，他们更谈不上有什么财产，可是“三五属官”(《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谓“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替政府服兵役)，“百端输调”(各式各样的剥削)，什么都压在他们的头上(见《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他们为了不沦落到部曲、佃客的队伍里去，就不得不挣扎而告贷于高利贷者。那时经营高利贷者，有世家大族， 如琅邪王珣(王导孙)“好聚积，财物布在民间”(《宋书·王弘传》),皆有券书。清河崔庆绪“家财千万”，死时“假贷文疏”(《南齐书·崔慰祖传》)甚多。又吴郡顾绰，“私财甚丰”， “乡里士庶， 多负其责”(《宋书·顾觊之传》),放出高利贷而收到的借据，有一厨之多。又有王公妃主，如宋孝武帝诸子刘子尚等，在江南各处设立经营高利贷的铺子--邸舍，“为患遍天下”(《宋书·沈怀文传》);即就会稽一地而言，“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其贷放高利贷后，“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 梁武帝第六弟临川王萧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南史·梁临川王宏传》)。又如典掌机要的寒人中书通事舍人山阴吕文度，亦“于余姚立邸，颇纵横”(《梁书·止足·顾宪之传》)。当时僧侣地主寺院的常住财产，也很富有，因此他们都兼营高利贷。南齐时，有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荆州江陵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曰:‘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施主)乃能见还。'"(《南史·循吏·甄法崇传》可见小自一束苎麻，大至黄金贵金属，都可质钱，抵押品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农民的穷困，是高利贷者寄生的温床，如果不穷困， 自耕小农是不会向高利贷者借债的；但是如果自耕小农穷到一无所有，缺乏物品抵押，那么他也就失去向高利贷者借贷的资格了，所以借债者以自耕小农居多。王公、妃、主以及世族、僧侣大地主们，过去对于自耕小农，是没法用封建地租的方法去剥削他们的，现在这些自耕小农在一年中“殆无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额租调之下，更加贫困起来，他们不得不陷入从自己身上榨取脂膏的高利贷者的罗网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