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赵的皇帝刘曜包围洛阳，石勒率军来救援。刘曜竟撤除了对洛阳东边金墉城的包围，将部队陈列于洛水之西，企图与石勒决战，结果一战而败，被擒身亡。

究其败因，在于刘曜平日沉溺于饮酒博彩，不能体恤士卒；临阵又轻率地撤除围城之势，向西列阵；让石勒看出了怯懦的态势。最终在狂醉之中，将自己送入了绝境。他的失败，根源在于此，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他没有听从部下在成皋险要之地，阻击石勒的计策。

试想，倘若刘曜当时能选择深沟高垒，切断石勒进入洛阳的通道，使石勒内外无法策应，那么石勒初来乍到的锐气必然受挫，也无法解金墉城之围。战事一旦旷日持久，石勒的军队上下便会产生懈怠思归之气，届时求归不得，求进不能。其下场就是重蹈后来在洛阳城下被擒的窦建德的覆辙。

但如果再退一步，假使刘曜真的分兵去扼守成皋，试图在百里之外迎敌，那么他派去抵御石勒的将领，本就不是石勒的对手，其结果必然是先遭挫败而溃散。一旦这支部队溃败，那么正在围攻洛阳的主力部队军心也必将土崩瓦解，败亡之局便无可挽回了。

至于石勒曾说：“以重兵扼守成皋，是上策；凭借洛水顽抗，是中策；固守洛阳城，只能束手就擒。”这不过是石勒担心刘曜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来消耗自己，因而故意说出这番话来安定军心罢了，并非战场的真实判断。当刘曜果真撤围并向西列阵，将后方的蒲坂作为退路时，石勒立刻欣喜地说：“可以恭贺我了。”这才是石勒内心真实的看法。

刘曜从千里之外调兵遣将，去攻打他人坚守的城池，本是用兵大忌。而作为围城的一方，主动撤围、分兵去险要之地迎击援军，在险要并非为我方牢固控制、且撤去围城的军，则在自身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其实是错上加错。 朱元璋带兵解救南昌之围时，陈友谅解南昌之围，带兵迎战朱元璋，最终兵败身死于鄱阳湖，便是后车之鉴。 一旦军队分开，就难以重新合并；一旦行动起来，又难以中途止步。

石勒的智谋足以洞察此中利害，他那番“上中下三策”的言论，不过是用来安定军心的反话。后世若有人信以为真，石勒在九泉之下恐怕也要发笑了。 所以，于战争，必须看透行动的利害本质，不能轻易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