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

董卓專權，令蔡邕出仕，蔡邕稱病不去。董卓大怒，威脅「我力能族人」，蔡邕只好前往洛陽。

在皇帝出奔逃亡之后，董卓救驾，将皇帝接入洛阳，重新立了皇帝，新立的汉献帝实际上是汉灵帝的遗嘱继承人。董卓也重构东汉中央政权，使东汉中央政权恢复正常政治秩序。但是没多久，天下诸侯，尤其关东诸侯，就起兵要讨伐董卓。这种讨伐合理吗？不完全是合理的。

董卓其实是先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在这种政治秩序下，天下的州牧及名士普遍不认董卓这个获得。

《资治通鉴》说党人被禁锢之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又互相标榜，形成“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

灾害是压力测试。
财政是缓冲器。
官僚体系是传导网络。
地方社会是蓄水池。
宗教是意义生产系统。
而皇权，则决定整个系统能不能纠错。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在回顾袁氏兴盛时总结道：“自安以下，四世五公，皆能以德自传，故门生故吏遍天下。”从汉章帝朝的袁安，到袁敞、袁汤、袁逢、袁隗，汝南袁氏四代之中有五人位登三公。三公不仅是朝廷重臣，更拥有海量的辟召名额。数十年间，袁氏家族在全国范围内辟召了成百上千的中下层士人，这些人在日后又升迁为州牧、刺史、郡守，进而再举荐新的门生。

王夫之曾深刻地写道：“国之亡，有自以亡也……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

《后汉书·后妃纪序》中是这样记载的：“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 东京在东汉指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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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之通西域也，曰“斷匈奴右臂”。君諱其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徼功幸賞之實，而為之辭爾。夫西域豈足以為匈奴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與之進退。”此當時實征理勢之言也。

抑考張騫、傅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其王、破其國翱翔寢處其地而莫之敢讎。若是者，曾可以為漢而制匈奴乎？可以黨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也，自遼左以至朔方，橫互數千里，皆可闌入，抑何事南繞玉門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誣也較著。光武閉關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為有無而決之矣。

夷狄而為中國害，其防之也，勞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如無能害而徼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無患焉而勞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于金，再亡於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為黠夷笑，王化貞之愚，其流毒慘矣哉！

公元48年，东汉朝廷将南匈奴数十万部众，成系统地分封迁徙到了今天的山西中部、北部，陕西榆林、延安一带，以及河北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也就是西河、上党、太原、雁门、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并州八郡。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

公元87年，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公元88年，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争，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

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説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没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宫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説，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户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内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秏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