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伟大功业的君主，必然有与他一同起事的元从旧臣，这些人的功劳肯定是不能忘记的；然而，若是对他们过度信赖、委以专权，那么祸乱也就会由此而生。晋元帝司马睿能够在江东延续国祚，确实得到了王导王氏家族的辅佐，但最终招致 王敦 之乱，其祸患的根源，就在于任命 王敦 总督 江州/扬州/荆州/湘州/交州/广州 六州诸军事大权。

王氏家族虽然有拥立之功，但在军事上，真正在寿春一带抵御北方石勒的，是纪瞻率领江东兵马在淮河右岸奋力抗击的结果。那些追随元帝一同渡江的故旧，在战场上并未建立分毫功绩。至于说到安定江州、湘州，奠定上游地区以巩固建康基业的，功劳则在 刘弘；而刘弘所任用并建立功勋的，是 陶侃。平定陈敏、铲除杜弢，都是陶侃的战功。

然而，陶侃的捷报刚刚传到，朝廷便急忙派遣 王敦 去夺取他的兵权，凌驾于他之上，并将 陶侃 贬至偏远的广州，以此来满足王敦的私欲。这使得陶侃即便想为朝廷效忠，也已被王敦扼住了咽喉，无法前进。这是何等悖谬的决策！

陶侃之所以能在荆、湘二州取得成功，是因为刘弘对他推心置腹、毫无猜疑，从而使他心悦诚服。到了此时，元帝如此行事，陶侃的忠心便再也难以保证了。等到后来，陶侃有了“登天之梦”的传闻，并在苏峻之乱时踌躇不前，朝廷中固然会有人说：“如果 专任 陶侃，他恐怕会成为第二个王敦。” 但他们却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王敦可以为私利杀害兄长而毫不顾惜，陶侃却能对刘弘赤胆忠心、始终不二，二人的忠奸善恶，已是泾渭分明。陶侃最终未能成为朝廷的纯粹忠臣，是元帝自己开启了猜忌的先例，王敦又首先发动叛乱作为示范，而陶侃终究不忍心做出王敦那样的行为。朝廷对陶侃百般猜疑、处处制衡，这不过是在满足王氏家族的私心，不是从晋朝的利益出发。

一同起事的旧臣，即便不掌握大的权力，也与君主天然亲近，新近归附的能人，即便权势显赫，但关键的决策权并不在他们手中，其内心也非君主所能完全洞悉。

虽然，汉高祖刘邦与萧何、曹参一同起事，但在运筹帷幄、决断疑难之时，他任用的是张良、陈平；在掌握重兵、镇守要地方面，他任用的是韩信、彭越。如此一来，新归附的人感觉得到信任而欣喜，而一同起事的旧臣也感到安稳。韩信 曾说： “陛下善于驾驭将领。” 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晋元帝司马睿却始终感念王氏的拥立之恩，对有才能的新臣加以猜忌和疏远。幸运的是，王导尚存一丝忌惮，而王敦又凶悍蛮横，尚不足以收买天下人心为己所用，否则，司马氏的天下，恐怕就要不能与王氏平分了。

司马睿他拥有陶侃这样的良将却不知重用，这本身就注定司马睿难有大的作为。

最终内乱四起，外部的侵略也始终无法抵御，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就是如此。

喜好被人奉承的人，即便身负大恶，也自以为是善行；即便身受大辱，也自以为是荣耀；即便大祸临头，也自以为是福分。君子因此而丧失德行，小人因此而加速败亡，所以这些是很值得警醒的。

石勒此人，横行天下，杀王弥如同宰杀圈中之猪，背叛刘聪也易如反掌，天下人听到他的名字，无不为之心惊胆寒。然而，他仅仅用一番卑躬屈膝的言辞去谄媚王浚，王浚便对他深信不疑。

再看唐高祖李渊，他兴起于晋阳，迅速攻下西京长安，稳固地占据了整个河东地区并加以安抚，其志向又岂是甘居人下？然而，他只用了一番谦卑恭顺的言辞来引诱李密，李密便也对他深信不疑。

结果，王浚死于石勒之手，李密被大唐所擒。大难就在眼前，他们却毫无察觉。王浚为人凶狠乖张，会被这种伎俩迷惑，本也理所当然。而李密，他兴兵以来，屡经败绩，颠沛流离，可以说是尝尽了艰难困苦，却在听到奉承之言后，也如同沉醉的狂人一般，丧失了应有的警觉。

由此可见，天下能够使人品德败坏、身死国灭的祸患，沉迷酒色都还算不上，唯有喜好奉承，才是其中最厉害的。想当年，即便是元祐年间的那些贤人君子，尚且被奸臣蔡京所迷惑，因此，我们又怎能仅苛责王浚、李密他们骄横愚昧呢？

话说 南宋 宋高宗得以免于被金人抓走，而在杭州能延续国祚，可说是侥幸；而琅邪王 司马睿 能躲过刘曜、石勒的祸乱，在建康延续晋室，则并非仅仅是幸运。

当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腾、司马越等诸王相互攻伐、天下大乱之际，司马睿能够毅然抽身，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图存续，这无疑是卓越的远见。司马睿的归返，是王导力劝的结果。王导对时局的洞察非常深入，而司马睿听从劝谏也十分果决。他们君臣之间这种相得无间的关系，便是从此刻开始的，自此二人开始彼此契合、同心协力，建立东晋，实有深厚根基可循。

在八王争斗最为酷烈之时，西晋皇室内部纷乱纠葛，身处其中的人大多深陷困局，没有办法脱身。司马睿在回归封国之前，表现得似乎随波逐流，无意于任何一方；王导虽出身望族，也只是在东海王司马越手下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官职，对于当时正邪顺逆的激烈交锋，从未明确表露过自己的立场。然而，这正是他们无人能及的地方。

老子有言：“静为躁君。”此非泛泛空谈。所谓“静”，是在天下纷扰之际，内心沉稳，外观世变，从容筹谋，暗中运筹帷幄，专注于可乘之机。那些躁动不安者，并不能理解这份“静”中的主动与进取；而行“静”之者，早已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天地虽大，万物之变总有起始与终局。凡可为之事，并无外力可禁止；真正难处在于身陷权谋网罗之中，被酒食礼仪所羁绊、官爵名位所牵累，不觉之间便已身处兵戎相见的泥潭。唯有澄心定志，分辨事势之微妙，一旦见机当行，即可果断决策。此正是王导与司马睿之间心意相通、默契无言的根本。

这种处世之术，正是老子、庄子之道在乱世中的应对之策。若能得时得势，便可纵横天下，以柔克刚；即便无所作为，亦可“缘督以为经”，不至于犯禁触祸。琅邪王司马睿凭借此道在江东保全了宗庙社稷，而王导也因此使其家族世代昌盛，正得力于此。

然而，应当指出，这种处乱应变之道，仅适用于时局动荡、世局未定之时。倘若天下既安，局势已定，仍拘泥于此，则不足以有所建树、成就功业。司马睿与王导始终依循此道，正是晋朝最终丧失中原、无复北伐希望之由。

孔子看到学生的文章狂放而空洞，就强调需要有所节制和裁抑。

 如果没有深刻研究动静之间的哲理，懂得与时、与世进退的奥妙，是难以明白王导与司马睿的睿见的。

王弥曾劝说刘曜将都城定于洛阳，但刘曜未予采纳。王弥因此对其不以为然，甚至最终背叛。但王弥出身草莽，仅具盗贼首领的局限眼光，自然难以评断胡人政权中真正深具远略者的谋划。相比之下，石勒同为胡人，却比刘曜持更有战略眼光，心机更深沉。而刘曜的谋士张宾，其战略眼光之高远，更非王弥所能窥测。

石勒驻葛陂时，其部将孔苌主张夜袭寿春攻击纪瞻，以此牵制江东。然而石勒却不采纳，反以为笑谈，转而听从张宾建议，转北经营 邺城。事实证明，此举为其日后立足中原、纵横天下奠定基础。石勒并非畏惧纪瞻，而是深知纪瞻虽强，仍有胜算。而江淮虽富饶，却不利于长期据守与图治，这正体现了石勒对天下形势的深刻理解。

江淮地区春季多阴雨连绵，每年如此。石勒与纪瞻相持之际，纪瞻一方并未因此困顿，反倒石勒军受地利之限而陷被动，可见“地气”差异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或可理解为天命的显现。

回顾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北方为礼仪之地，而南方多被视为蛮夷之域。汉高祖虽起自丰沛，却借重楚地力量得以成就大业，标志着天命的重心由北而南迁。郡县与封建的制度变迁，可由人力为之，而天下气运之转移，则为天道所主，其背后反映的是“天人合一”的深层政治理念。

随着天命南移，北方匈奴族群逐渐强大，其生存也开始与幽州、并州、冀州、雍州的地气相契合。故而，三代以前，华夏与蛮夷的分界在燕山；而三代以后，则移至黄河流域。

若非本族适居之地，却妄图据有他人故土，不仅难以久居，更难得民心与天命之眷顾。北魏拓跋氏南迁洛阳之后，六镇反客为主，占据旧地，并造成魏室衰亡，此后北齐、北周继承其地，亦未得长久。金朝末帝完颜守绪迁都蔡州后，亦促成金国灭亡。反观契丹耶律氏虽失政权，其支系子孙仍在北地得以存续。元朝虽灭，其蒙古后裔亦在塞外延绵生息数百年。

由此观之，若离本族根基而妄求他地，逆天而动，终难延世久安。周礼·冬官考工记有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所以，聪明之人自知因地制宜，识时顺势；愚者则拘泥一隅，妄动妄为。王弥、孔苌即属此类，故终为刘曜、石勒所笑尔。

江淮以南 物产丰饶，米粟、鱼盐、金锡、草木、蔬果、丝麻无所不备。夷狄自非不识其利，但仍避之如蛇蝎，唯恐其害者，实为保种存族之远虑之举。由此可见，上天珍惜此地，将其作为华夏文明和礼乐命脉延续之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夷狄尚知此理，而中原士人反失其守，令人深感悲愤。

西晉 惠帝 的愚蠢，古今無人能可以匹敌，國家因此滅亡。唐朝的顺宗虽然病重而且神志不清，宋朝的光宗被凶悍的妻子控制，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这几位的情况和惠帝相比也好不了多少，但唐朝和宋朝却没有因此灭亡，这是因为有其他人在支撑。放眼晋朝的朝廷大臣，有谁能够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呢？

齐王攸是否懂得体察民情，他能不能像慕容恪那样做一个好臣子，我不敢确定。傅咸、刘毅虽然是敢于进谏的士人，可以让他们作为耳目来了解情况，但不能把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因为他们不能顾全大局。张华是谋略之士，可以和他一同建功立业，但不能让他来坚守正道，因为他不能担当起重大的节操。把国家托付给这几个人的手里，都不能挽救惠帝的危局，更何况是荀勖、冯紞、贾谧、杨骏这些骄横奸佞的小人，他们互相争斗，就像手持兵器一样！

傅咸、刘毅能够冒着生命危险规劝武帝的过失，但对于贾充的奸诈，即使同朝为官，他们也不能揭发他的罪恶。张华掌管国家大权时，朝野还算比较平静，但对于废除杨皇后的事情，他竟然请求以赵飞燕的罪名来定罪，又因为贾谧受到人们的推崇就盲目效仿，竟然不能阻止那些邪恶的行为。张华不能因此逃脱导致晋朝灭亡的罪责。

有人说，狄仁杰身处淫荡的皇后和奸臣之间，与他们周旋而不感到羞耻，有人将存续拯救唐朝的功劳应该归于他。但你们怎么知道张华就没有秘密的举措，只是不幸没有成功呢？

平心而论，狄仁杰是在武则天当政时忽然显贵起来的，在高宗时期，他并没有担任过大臣或主管国政，他的权力本来就比较轻，所以他不得不借助武则天的权力来渡过大难。张华受到武帝的深切信任，参与了平定吴国的大计，作为开国元老，他被派往地方任职，又进入了中央枢纽，受到天下人的敬仰。然而，他竟然依附于邪恶之党，用粉饰太平的业绩来掩盖治国之过，这难道能称得上是大臣的职责吗？

他的行为败坏，威望丧失，志向动摇，想要在之后有所作为，在已经混乱的局面中斡旋，他能做到吗？

说西晋的朝廷中没有一个能担当重任的人，这话并不过分。

晋朝的士人，行为放荡不羁，骄奢淫逸，柔弱懈怠，名教已经破裂，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魏朝的政治，虽然严苛地考察事务和功绩，但忽略了节操和道义，天下人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名义了。晋朝继承了魏朝，却变得更加宽容懈怠，士人的廉耻之心也就荡然无存了。孔融死后，士人的气节就如同灰烬，嵇康死后，清议被断绝，名教成为天下人讳莫如深的话题，人们同流合污也不以为耻。

那些把世俗的事情放在心上的人，就列举各种常规事务，以此来博取忠贞干练的名声，张华、傅咸、刘毅之类就是这样的人。不如此的人，就是崇尚虚浮，逃避得失，以求自保，就像阮籍、王衍、乐广之流。这两种人互相竞争，却将立国的大体、个人的大节置若罔闻；国家的存亡，又有谁会认真思考并加以预防呢？所以，他们能和贾充一起共事而不感到羞愧，能和杨骏并列而不感到忌讳。

像这样，即使得到一个中等水平的君主，也难以长久维持国家，更何况是愚蠢得无可比拟的惠帝呢？当董养 进入太学堂时而感嘆地说：“天人之理既絕，大亂將作。”他这话真是说对了！

秦朝灭掉六国之后就销毁了兵器，晋朝平定吴国后也废除了州郡兵，但没过多久就大乱而灭亡了。

《泰誓》中说武王打败殷朝后，把牛马放归田野，把盔甲武器收起来，告诉天下不再使用，秦朝和晋朝的做法和周朝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结果却大相径庭呢？

商纣王的时候，残暴统治人民，但诸侯有的归顺西边的周，有的留在东方侍奉商纣，并没有经常互相攻打，争相叛乱。天下人的心都倾向于和平安定，那些喜欢打仗、爱惹事生非的人也没有兴盛起来。等到纣王残暴的统治被推翻，周朝的政治得以实行，诸侯们都恢复了以前的旧习俗，也没有人去随意改动，不需要去压制他们。

战国时期的争斗，一直到秦朝和项羽时期，持续了数百年，到汉朝初年才安定下来。三国时期的争斗，一直到隋朝末年，持续了数百年，到唐朝初年才安定下来。安史之乱，延续到五代，共一百多年，到宋太祖时期才安定下来。靖康之难，延续到元朝，共二百多年，到明太祖时期才安定下来。

这些时期并非没有短暂的休止时期，看似可以安定，但那些纷争的根源没有断绝，很快又会重新兴起。这不仅是因为上面有暴君，国家有奸臣，更重要的是人心和风俗一旦被搅动就难以平静，那些虚伪矫诈的习气已经养成，杀戮的念头很容易被激发，即使上面想要平息，也很难平息。

秦朝和晋朝怎么能一下子就收拢天下的民心和锐气，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安定下来呢？所以陈胜在耕作时也想造反，石勒在东门也曾发出呼啸，都是趁着空虚就想举事。这就是为什么兵器不能立刻销毁，因为问题在底层。。

况且周朝的兴盛，文王虽然手握兵权，拥有征伐的权力，当时还在忙于征伐密、阮、崇、黎等国，但早已开始修养文德，勤于学习圣贤之道，演习《周易》，培养有才能的士人，供养年长的老人，采纳南国各地的民俗风情，革除其中的淫乱之处。孩子们玩耍而摘取芣苢，女子忙于农事而采摘蘋蘩，他们并没有放下农具就去谈论治国之道，也没有停止耕作就去讲授技艺。他们用优良的政策来柔和地对待百姓，以调和天地的平和之气，而对于兵戈之事，只是不得已才试用一下。

上面不看重武备，下面也就轻视它。圣人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心，陶冶性情，以求大治。

对于战事，战争不需要很久，就已结束。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真正的文治，可以让他们洗净屈辱，在文治中获得荣耀。

秦朝并吞六国、灭亡周朝，晋朝篡夺曹魏政权而后吞并吴国，他们唯恐谋划不够险恶，力量唯恐不够取胜，日常任用阴险残忍的人，急于想要取得成功，而且还奢侈放纵，破坏人伦的规范。那些和他们一同成功、一同享福的人，又因为奢侈淫荡而引起天下的忌恨，无法清除天下人的淫邪之念，反而养成了那些强悍狡猾之徒在民间滋生。

即使好不容易士兵们解散了，兵器也还没完全销毁，他们就想让这些人屈服于官吏的法律，但没有人能降低身段、收敛心志来顺从官吏。朝廷没有长远规划与教育，却想在旦夕之间就营造出太平盛世的样子，这只会招致侮辱。这就是为什么兵器不能立刻销毁，因为教化的关键在朝廷。

陶璜、山涛极力反对裁撤兵员的提议，事后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但天下刚刚脱离水深火热，就又置身于打打杀杀的危险之中吗？实则要从根本上看待问题。历史上圣人出现时，乱事就很容易平息，商朝和周朝就是这样，这是因为他们遵循了“道”。如果圣人不出现，就等到乱到极点，人民都厌倦了苦难，渴望停止战争，帝王才能顺势安抚他们，就像汉朝和唐朝统一天下那样，这是天下运势转机之所在。

能够效仿商周之治的，恐怕只有光武帝刘秀了。当时盗贼横行，但他却提倡道德，尊崇礼仪，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从而在动荡不安中悄悄地消除了民怨。战乱不待人除而自消，社会自然而太平。然而，黎阳的屯兵之举，也说明光武不敢仗着放牛归马，就拟比于周朝，实则有鉴于周公城洛邑镇服东方之举措。

刘渊虽有桀骜不驯、不甘居人下的野心，但难道他一开始的志向就是如此吗？看他讥笑 随何和 陆贾 缺乏军事才能，又批评絳侯周勃和灌婴没有文才，就知道他最多也就是希望自己能达到随何、陆贾、絳侯、灌婴那样的人物。

后来他掌控了五部胡人，听说司马颖战败了，他还想趁机去攻击鲜卑和乌桓，说明那时候他还未必真心要背叛晋朝，更别说灭掉它了。

是司马颖主动招惹他，刘宣等人煽动他，他才开始祸乱天下，最终推翻了晋朝。

匈奴人自从来到边塞以来，在西河繁衍生活了很多年。

但刘渊不甘心只做个普通人，结果不到两代，他的子孙宗族以及整个部族都死在靳准的手里，没有留下一个人。

刘渊不仅祸害了天下，还害了自己，他到底要获得什么好处？而接受了司马颖的挑衅和刘宣的鼓动，把冒顿以来延续了数十代的子孙部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毁灭掉呢？

司马颖失败之后，胡人就像河水泛滥一样，鱼儿四处突击，最终刘渊的族群也灭亡，真是太惨了！

而追究这一切祸患的根源，那就是王浚勾结鲜卑的务勿尘在先。司马氏家族内乱时，本来就没有向外族求援，也没有招惹来外族入侵。王浚虽然狡猾，但实力不足，竟然先去勾结鲜卑，开启了千年的外族入侵历史。

司马颖害怕鲜卑，就招来刘渊来对抗他们。

结果双方互相利用胡人，但司马颖最终没有让自己免于被杀，王浚也被石勒杀死。那些祸害天下的人，报应一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是灾祸的报应；灾祸延续到百代之后，那是为害的余波阿。石敬瑭的妻儿都被契丹杀死，没有留下子嗣，这难道不正是报应吗！所以说，王浚是千古以来的罪魁祸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纷纷效仿他的人，最终何以都灭亡了！

王導在江南掌管政务时，陈頵曾建议他改革晋朝旧有的制度，强调赏罚分明，名实相符，以振奋纲纪。

虽然很多人赞同陈頵的看法，但可惜王导没有采纳。

然而，如果王导真的听从了陈頵的建议，彻底改变过去的方针，依靠严苛的法律和制度来整顿已经松懈的民心，那么江南的存亡就很难说了。俗话说：“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之。”但这并不是治国的道理。琴弦不调，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松紧，而不是苛责琴弦，急于更换。不调的琴弦，是因为弦太松了，你急着把它绷紧，结果是粗弦绷得太紧会断，细弦也会断，更何况还能调好呢？

西晋 以来，官吏和百姓早就习惯了虚浮的风气，喜欢散漫。一旦突然严加管束，下层民众怎么能承受得了呢？而且，当时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的人才，像周顗、庾亮、顾荣、贺循这些人，都是在洛阳的老臣，习惯了清谈玄虚的作风，从来没经历过严苛的约束。如果突然让他们去执行严谨的章程，他们肯定无法适应，最后都会离去。这样一来，那些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人，就会被从底层提拔上来，各自争权夺利，官吏不习惯，百姓不安宁，士人心涣散，内乱就无法遏制了。

卞壶、陶侃这些人，确实是严谨有能力的官员，王导也把卞壶提拔到朝廷，重用陶侃在地方任职。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风气之改革，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宋朝也曾因为统治宽松、政事废弛而受到批评。王安石为了改革，严厉的措施导致大家开始怨恨。而元祐、绍圣、建中靖国这几个时期，屡次惩罚和改革，宋朝反而灭亡了。锻铁太心急，加热过度就会折断。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不满之前的局面，就矫枉过正，结果反而更加偏离。显然用来治理太平盛世都不可能，更何况是在国家危难、人心不稳的时候呢？

不止是这些。汉朝末年，社会风气看重声誉，曹操就用严酷的手段来纠正。曹魏时期，强调名实相符，司马懿反而采取了宽容的手段。他们都乐于抓住前人的过失，指出君主的错误，以此来迎合人心，让他们乐于归附自己。

在王导的时代，王敦就曾用过这种手段；后来桓温也用过。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前进和获取功利，最终走向了叛逆。

王导只是没有这些不轨的野心，所以他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改革，从容不迫地驾驭局面，不暴露自己的才能。

难道王导就没有陈頵的远见吗？桓彝曾夸奖王导是管仲在世，这说明王导没有像王衍 等人那样狂放不羁，破坏社会风俗。其次，他人又如何能知道王导实际是欣赏陈頵的建议的，只是不轻易表露出来了？

真正懂得当世战略的人，不会因为喜好而急躁，也不会因为形势而逼迫。那些狭隘的人不懂，只求一时痛快，却责怪他们不能做到，愚笨之人不值得深谈！

诸葛亮北伐用兵的策略，很多人不理解，尤其是和魏延的提议相比，就更显得扑朔迷离。

魏延当时建议，直接率兵从子午谷（zǐ wǔ gǔ）奇袭长安，这是一条正规的作战路线。而诸葛亮选择绕道祁山（qí shān）出兵，进军秦州和陇州，这属于奇兵战术。汉高祖刘邦当年就曾放弃栈道（zhàn dào），直接出兵陈仓，以奇兵攻取了关中三秦地区，三秦势力因此瓦解，刘邦趁势追击，一举奠定胜局。但诸葛亮的做法却和刘邦不同。

我认为，不应该用堂堂正正的阵法正面强攻敌人的坚固城池。即使占领了秦州和陇州，长安的守军也绰绰有余。长安是魏国最关键的据点，只要长安不失，汉军就拿魏国没办法。而诸葛亮迂回西出，在敌人势力分散的时候去进攻，魏国反而会认为汉军是趁虚而入，可能会有所畏惧而不直接正面交战，这样一来，敌人的士气会更高，而我军却会因为连连作战而疲惫不堪。

当时夏侯楙（xià hóu mào）是可以乘虚而入的。曹魏看到汉军多年不出，就放松了警惕，突然汉军兵临城下，援军还没赶到，夏侯楙小有得志。但过不了多久，援军就会集结，守军也会更加坚固，就算想攻下一个小城都难，更何况是攻打魏国整体的防御呢？所以陈寿说诸葛亮不擅长应变将略，这话真是有道理的。

不过，仔细想想，诸葛亮也肯定不是没想过这些。他规划了这么多年，才发动了这次北伐，难道他会想不到这些问题吗？如果他真的害怕这些风险，那不如干脆不出兵，避免劳民伤财。

我觉得，诸葛亮心里肯定有他的全局规划。他知道曹魏不会这么快灭亡，也知道后主刘禅（liú chán）扶不起，不能指望他能收复失地。他之所以出兵北伐，进攻是表象，实际上是为了防御。这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且不能让别人看穿他的意图，所以才没能让魏延心服口服，反而让他心生怨恨。

秦州和陇州，并不是长安的要地，而是西蜀的门户。天水、南安、安定这几个地方，地势险要，民风彪悍。如果能占领这些地方作为外围屏障，那么武都、阴平就会在掌控之中。这样一来，魏国就无法越过剑门关来收复蜀国北部，也无法绕过街亭（jiē tíng）、武都（wǔ dú）等地来进攻蜀国西部。这样蜀国就可以稳固地存在下去，等待时机再进军。这才是诸葛亮的真正打算。后来诸葛亮去世，蜀国衰落，魏国果然从阴平偷袭汉中，那时候人们才明白，诸葛亮的真正计划，名为进攻，实为防御。

诸葛亮刚开始为刘备谋划时说过：“天下有变，命将出宛、雒，自向秦川。”意思就是天下有变乱，就派大将从宛城、洛阳出兵，直接进攻秦川（指关中地区）。这指的是直接进攻长安，这样可以和宛城、洛阳的军队互相呼应。但是，如果从陇右（lǒng yòu）方向西出，那就和宛城、洛阳的军队相距千里，首尾不能相顾，互相也无法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祁山之师，并不是诸葛亮最初的意图。只是因为皇帝昏庸，敌方强大，他才改变计划，以保全蜀国为目标。诸葛亮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这些道理是无法和魏延这样的人说清楚的。

曹魏王朝的灭亡，从曹丕临终前下诏让司马懿辅政那会儿起，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你想想，司马懿当初只是个小小的文学掾，难道他一开始就心怀不轨，想篡夺曹魏的江山吗？那会儿是曹魏无人可用，才启用并重用他啊。司马懿的能力，跟曹操比起来可差远了。曹操当年那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割据二袁、俘虏吕布、吞并刘表、北征乌桓，哪一件不是丰功伟绩？司马懿可没这么大的功劳。曹操在乱世之中迎接汉献帝，重建汉室江山，名垂青史，可司马懿连这都没赶上。再说，那时候曹魏有人才，司马懿根本没机会篡夺。

曹魏之所以会无人可用，还得怪曹丕自己不争气。而且，这事儿不光是曹丕一个人的错。曹丕当时诏令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一起辅政，这真是多此一举。太子曹叡已经长大了，朝中大臣们都盼望着他能早点亲政，各位大臣也都在各司其职，还需要什么辅政大臣？曹丕之所以让陈群和司马懿一起辅政，就是想让他们互相制约曹真，防止曹真一家独大。但是，就算没有后来曹爽那么愚蠢的人，曹真也不能长久地守护曹魏江山。让陈群、司马懿来制约曹真，而又让曹真、司马懿和陈群去制约谁呢？就是曹植和他的兄弟们。所以说，曹魏的灭亡，归根结底是从曹操偏爱曹植，而曹植却想着争夺太子之位的那天开始的。兄弟之间互相猜忌，结果只能是拱手将江山送给别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原因。

汉高祖刘邦曾经想把赵王刘如意立为太子，唐高宗李治也对太子建成心存疑虑。宋太祖赵匡胤则因为母亲的遗嘱而扰乱了储君之法。这些王朝在建立之初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然而，只有曹家因为这些内部纷争而招致了灭族之祸。上天不保佑篡位者，反而让那些野心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代，互相猜忌，彼此制约，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这样，即使矛盾激化在兄弟之间，也轮不到司马懿这样外姓人来趁机夺权，他也不会有机会掌握兵权来钳制皇族。想想汉朝和唐朝，虽然内部有过皇子争斗，但都没有像曹魏这样出现外臣掌握大权的情况，他们怎么会有大患呢？曹魏之所以走向灭亡，是天意如此？还是人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他们的不肖不也是上天的安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