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 南宋 宋高宗得以免于被金人抓走，而在杭州能延续国祚，可说是侥幸；而琅邪王 司马睿 能躲过刘曜、石勒的祸乱，在建康延续晋室，则并非仅仅是幸运。

当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腾、司马越等诸王相互攻伐、天下大乱之际，司马睿能够毅然抽身，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图存续，这无疑是卓越的远见。司马睿的归返，是王导力劝的结果。王导对时局的洞察非常深入，而司马睿听从劝谏也十分果决。他们君臣之间这种相得无间的关系，便是从此刻开始的，自此二人开始彼此契合、同心协力，建立东晋，实有深厚根基可循。

在八王争斗最为酷烈之时，西晋皇室内部纷乱纠葛，身处其中的人大多深陷困局，没有办法脱身。司马睿在回归封国之前，表现得似乎随波逐流，无意于任何一方；王导虽出身望族，也只是在东海王司马越手下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官职，对于当时正邪顺逆的激烈交锋，从未明确表露过自己的立场。然而，这正是他们无人能及的地方。

老子有言：“静为躁君。”此非泛泛空谈。所谓“静”，是在天下纷扰之际，内心沉稳，外观世变，从容筹谋，暗中运筹帷幄，专注于可乘之机。那些躁动不安者，并不能理解这份“静”中的主动与进取；而行“静”之者，早已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天地虽大，万物之变总有起始与终局。凡可为之事，并无外力可禁止；真正难处在于身陷权谋网罗之中，被酒食礼仪所羁绊、官爵名位所牵累，不觉之间便已身处兵戎相见的泥潭。唯有澄心定志，分辨事势之微妙，一旦见机当行，即可果断决策。此正是王导与司马睿之间心意相通、默契无言的根本。

这种处世之术，正是老子、庄子之道在乱世中的应对之策。若能得时得势，便可纵横天下，以柔克刚；即便无所作为，亦可“缘督以为经”，不至于犯禁触祸。琅邪王司马睿凭借此道在江东保全了宗庙社稷，而王导也因此使其家族世代昌盛，正得力于此。

然而，应当指出，这种处乱应变之道，仅适用于时局动荡、世局未定之时。倘若天下既安，局势已定，仍拘泥于此，则不足以有所建树、成就功业。司马睿与王导始终依循此道，正是晋朝最终丧失中原、无复北伐希望之由。

孔子看到学生的文章狂放而空洞，就强调需要有所节制和裁抑。

 如果没有深刻研究动静之间的哲理，懂得与时、与世进退的奥妙，是难以明白王导与司马睿的睿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