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發展的輕重強弱之勢，看似已成定局、無可逆轉，然而，轉機往往正在其中悄然醞釀，只是世人未能察覺罷了。宦官之禍，在整個東漢時期蔓延不絕，到了漢靈帝時更是登峰造極，無以復加。黨人 奮力抗爭卻以身殉道，竇武策劃誅滅宦官卻反遭殺身之禍，陽球 竭力打擊他們也最終被害。此後，還有誰敢以身犯險，蹈此水火，姑且一試呢？

然而，天下盜賊已如蜂群般四起，他們都將矛頭指向宦官，並以此作為號召。四海之內的貧苦百姓，因子弟門生、狐朋狗黨濫任大官、盤踞要地，導致被盤剝殆盡的人們，無不咬牙切齒地詛咒他們，盼望其從速滅亡。那些曾遭宦官誅殺禁錮之人的子孫宗族，與宦官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甘願與其同歸於盡，每日都懷著滿腔憤恨，伺機報復。士大夫中但凡不與其同流合污，卻又不得不屈居其下的人，也都積攢著怨毒與怒火，等待著上天降下懲罰的時刻。要知道，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這些聖君明王的後裔，本是名正言順的天下之君，最終尚且落得國破身亡的下場，何況這些卑鄙無賴的閹人，他們又豈能長久如此而不招致禍患呢？所以說，物極必反，勢窮則變，這是人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

既然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那麼一旦動手剷除他們，就會像烈風吹熄將盡的殘燈一般，必然是既迅速又容易的事情。陳琳 曾說：“這就像用巨大的熔爐去燒一根毛髮那樣輕而易舉。”曹操 也說：“要誅殺那些罪魁禍首，一個獄吏就足夠了。”然而，何進 卻如同拿著一把小小的匕首去對付猛虎，他呼喊援兵時饑不擇食，最終的潰敗也毫無決斷的氣概可言。袁紹以英雄豪傑自居，充當何進的首席謀士，卻在危急關頭輾轉反側、束手無策；反而派遣鮑信去招募泰山兵，讓丁原在孟津點燃戰火，甚至召董卓引兵進犯京師。何進早已心膽俱裂、六神無主，而袁紹也無力輔佐。曹操對此冷眼發笑，袁紹卻憂心忡忡，兩人智謀計策的優劣，在此已昭然若揭。

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在於：

第一，何進以外戚的身份攻擊宦官，人們忌憚於竇武的前車之鑒，不肯真心實意地支持他。

第二，何進所依仗的不過是何太后，一舉一動都要等待太后首肯才敢施行，想憑一個婦人去對抗宦官集團，智謀上本就有所不及，反而多被宦官所蠱惑。

第三，袁隗 身為朝廷重臣，卻老邁平庸、尸位素餐，沒有能力以國家社稷為己任。

第四，鄭泰、盧植等人初出茅廬，資歷淺、威望輕，起不到太大作用；而楊彪、黃琬之流，也與袁隗相比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第五，袁紹 兄弟包藏禍心，企圖乘亂起事，並無戮力同心、效忠王室的誠意。

第六，曹操 目光敏銳，判斷堅定，但他自己也心懷叵測，對王室的內亂聽之任之，靜觀其變，看待何進的昏聵迷亂，不過 付之一笑。

第七，皇甫嵩、蓋勳 等人顧惜名節道義，不願輕舉妄動、恣意妄為，而何進急躁冒進，也不把他們引為心腹。

憑藉這樣七種已然注定失敗的態勢去誅除宦官，本來就不是他何進所能勝任的。即便他想讓災禍不至於殃及國家社稷，又豈能做到呢？

總而言之，內心懷著奪權的私慾，對外又沒有正直之士的輔助，像何進這樣的人，實在是不值一談。以往的覆轍，當作將來的借鑒。凡是上天所不容許，仁人志士所不認同，天下百姓只是屈從於淫威、受誘於小利，而非真心擁戴的統治，再加上其苛政暴虐，驕奢淫逸，日益腐朽，使得民家子弟離散，妻室成寡，長年累月如此放縱而不加收斂——像這樣的勢力，其覆滅敗亡不過是朝夕之間的事情，如同黃河決堤、魚肉腐爛一般，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明智的人會靜觀待變，等待天時；勇敢的人則會果斷抉擇，勇於擔當。切莫驚慌失措、倉促行事，也切莫被所謂“扭轉乾坤”的艱難險阻所嚇倒。事情的成敗，全在於行事之人罷了。你看那曹操，不也曾安坐一旁，嘲笑何進的愚蠢嗎？何況那些堅守正道、匡扶社稷，不像曹操那樣懷有私心的人呢！

东汉的楚王英信奉浮屠，卻落得謀反而死的下場；笮融徵收民財，極盡奢華地侍奉浮屠，最終卻因劫掠而被殺於刀下；梁武帝捨身供養浮屠，卻因挑起禍端、喜好殺戮而亡國。可見邪說迷惑人心，招致的禍患竟是如此慘烈！

浮屠之教，本以慈悲憐憫為宗旨，以清靜無為為本體，將貪婪、嗔怒、愚癡視為最大的戒律。然而楚王英、笮融、梁武帝，卻都是好動嗜殺、怒氣難消之人，他們執迷於功名利祿，最終招來禍患。這與浮屠的教義完全背道而馳，但為何惡報卻如此迅速應驗呢？原因在於，人的心性，不在於表面的 行為，而在於其內在的情感和度量。一旦內在的情感和度量發生偏差，反而會被外在的事物所激發，在一個方面受到壓制，就會在另一個方面爆發出來，一旦潰敗就難以收拾了。浮屠之說，誇大其詞，宣揚可以顛倒乾坤，一切都在其意念之中，認為只要意念到位，沒有什麼得不到的。學習這種學說的人，往往會放縱自己的慾望，而沒有道義可以堅守。而且，這種教義，名為慈悲，實則殘忍。自己的頭髮和皮膚可以捨棄，妻子兒女可以拋棄，君王父親也可以背叛，凡是情感上難以割捨的，都要強行斷絕，這樣一旦爆發，就會 決絕無情，毫無顧忌。

再說他們的學說，禁止人的慾望，卻沒有明確的取捨標準。於是就 認為，一飲一食、一衣一宿，只要有所貪戀，就都是貪婪染著。甚至到了貪得無厭、禍害天下的地步，其貪婪的罪過，也與貪圖一絲一粟的罪報相同，沒有差別。既然人不能不穿衣吃飯，而又以此作為身外的拖累，那麼又何必畏懼那極度的貪婪饕餮而不敢去做呢？如果嚴厲約束，那麼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成了枷鎖；如果寬鬆放任，那麼成功與毀滅沒有區別，事理都可以沒有障礙，心裡的罪惡消除了，大的惡行也就冰釋了，暴虐兇狠的 行為 都成了夢幻泡影，一旦醒悟就都歸於空無。所以學習這種學說的人，沒有不變得乖戾异常，以放纵某一念的。

一旦掙脫了枷鎖，就會自以為身處自由自在的真如法界，即使面對刀鋒虎口也似乎毫無畏懼，放下屠刀，走出淫穢場所，似乎立刻就能獲得所謂的法身。先是極端的壓制，然後必然是極端的放縱，這是必然的趨勢。楚王英有什麼顧忌而不謀反？笮融有什麼顧慮而不去劫掠？梁武帝又有什麼忌憚而不接納叛徒、激怒鄰國，驅趕百姓去送死呢？趙閱道、張子韶、陸子靜最終沒有走向邪惡，那是幸運！而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卻已經禍害了家國了！

学佛不易。

话说汉朝想要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对外宣称是“砍断匈奴的右臂”。皇上心里可能是贪图那里的利益，喜欢建立功劳，而大臣们呢，也可能藏着侥幸获得赏赐的小心思，所以就编造出这么个说法来。

但是，西域那些小国，难道真的能算是匈奴的右臂吗？班固就说过：“西域那些国家，各有各的首领，兵力分散弱小，没有统一的势力。他们虽然名义上归属匈奴，但实际上并不亲近依附。匈奴能得到他们的马匹和毛织品，却不能指挥他们共同进退。” 这才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和合理的分析。

再想想张骞、傅介子、班超这些人出使西域，手下不过几十人，后来屯田的士兵也就几百人，竟然就能杀死人家的国王，攻破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地盘上自由自在地活动，竟然没有人敢报仇。这样看来，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替汉朝制约匈奴呢？又怎么可能勾结匈奴来危害汉朝呢？

而且，匈奴侵犯汉朝，从辽东一直到朔方，横跨几千里，到处都可以杀入，哪里需要南下绕过遥远的玉门关来窥视河西走廊呢？这样看来，汉武帝和张骞的说法就显得很荒谬了。后来的光武帝关闭关卡，断绝与西域的联系，说：“東西南北自在也”，意思是东西南北，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就清楚地看到了西域对汉朝来说并非至关重要，所以才果断地放弃了。

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如果他们能对中原造成危害，那么防备他们，即使再劳累也不能吝惜，而且考虑问题一定要周全。如果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危害我们，我们却想从他们那里获取利益，那么即使表面上没有付出什么劳力，祸患也会潜伏下来；即使现在没有忧患，将来的痛苦也会不堪重负。聪明的人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一点。宋朝之所以两次亡于外族（先是金，后是元），都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想用少数民族来攻打少数民族，恰恰只会成为那些狡猾的少数民族的笑柄。明朝末年王化贞的愚蠢做法，留下的祸害就很惨痛！

光武帝对待功臣，可以说是恩情极为优厚了：让他们位列高官，自身得以安稳，名声也不受损害。但唯独对马援却恩情淡薄，到底是为何了？

那些为建立国家出尽全力，最终却遭遇罪责的人，有些是因为君主忌惮他过于强大，有些是厌恶他不够谦逊，但马援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被光武帝厌弃罢了。

老子 未必是全知全能的圣人，但他在立身处世方面确很有见地。他说过：“功成名遂身退“，意思是 功成名就之后，就应该引身而退。”

这是洞察了事物消长、进退的规律后，才能说出善于把握进退的至理名言。

马援一生功业巨大。马援平定了陇地和蜀地，又向北抵御了匈奴，向南平定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但马援的功业还不够让他停下来。

武陵一带发生叛乱，光武帝体恤马援年老，不同意他前往平叛的请求，马援却坚持请求出征。

天下已经安定，功名已经显赫，保全身体以孝敬父母，安享俸禄官位以效忠君主，何必一定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才算痛快呢？

光武帝从这件事上，知道了马援不珍惜自己；

而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正是英明君主所厌弃的。

俗话说：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為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意思是 如果不是贪图掳掠俘获的利益，为什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在军旅中奔波，而不知道收敛呢？

后来关于（马援私藏）明珠的诽谤，也就由此而来了。

年老却不知满足，驱使国家的军队去实现自己的意愿，实在足以令人厌弃。

所以马援最终身死名裂，家族基业也差一点不能保全。

他违背了四季更迭、盛衰消长的规律，不合乎寒来暑往、适时进退的道理，喜好战争、乐于杀伐而忘记了自己正常的生命轨迹，这就叫做“逆天之道”。

老子 的话，难道没有道理不成？

《易经》的教诲，重在确立根本的原则，但也强调必须顺应时势。“趣时 即顺应时势 ”的含义十分精妙：有该进取的时候应该去顺应，如果时机未过却先懈怠了，这不是顺应时势；该退避的时候应该退避，如果时机已过却还在劳碌，这也不是顺应时势。《易经·离卦》说：“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意思是太阳偏西了，象征老年，若不敲着瓦器唱歌自娱，就会有老年迟暮的悲叹，这是凶兆。”   马援 不正是如此吗？

史书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记述往事，能给后来的人作为借鉴和老师。如果写史书的人，只顾着记载一大堆繁杂琐事，却不能阐明治理国家、经世致用的大道理、大方略，使得后人想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了解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得失枢机）却无从下手，那么这样的史书又有什么用呢？

想当初，汉光武帝刘秀开始经略河北地区时，铜马等各路贼寇差不多有几百万人；到后来打败他们的时候，虽然有一部分人溃败逃散了，但接受他们投降的也有几十万人。这个时候，光武帝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完全集结起来，仍然需要借助这些降兵来作战。随后，刘茂聚集了十多万人马在京县、密县一带投降了他；朱鲔的部队将近三十万人也在洛阳投降；吴汉、王梁在漳水攻打檀乡的敌军，在邺城以东接受了十多万人的投降；五校的部队有五万人在羛阳投降；其余拥立孙登的贼寇五万人，在河北投降；赤眉军先后投降的人数无法计算，其中向东溃逃的残部尚有十多万人，在宜阳投降；吴汉还招降了青犊军，冯异招降了延岑、张邯的部队，盖延招降了刘永的残部，王常招降了青犊军四万多人，耿弇招降了张步的士卒十多万。总而言之，先后接受的降兵降将，真是数不胜数。仗打赢了，威望也树立起来了，可是这成千上万桀骜不驯的人都听从我的约束，又该如何安置他们呢？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常常发愁兵力不足而急于夺取别人的军队；光武帝则是兵员过剩，但要安抚他们却很不容易。这就是光武帝平定天下比汉高祖更困难的地方。

民众的本性是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平静下来的，尤其是在乱世之中。当他们放下农具拿起武器的时候，或许有些人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究其根本，大都是些游手好闲、骄横不法的人。等到他们习惯了军旅生涯，抢掠食物填饱肚子，抢掠妇女作为妻室，纵马驰骋、大声喧哗，行路时高歌，安坐时傲慢，那么即使当初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把他们全部编入军队，那么农民种的粮食不够供养，织女织的布帛不够他们穿戴，官府日夜操劳也供应不上他们的粮饷。如果全部遣散他们回去务农，可是田地已经荒芜了，他们的手脚也已经懒散惯了，加上他们向来恣意妄为、放荡不羁，在父老乡亲面前也根本受不了管束。所以，这些人一旦聚集或解散，都会密切关注各地的动静，很容易随风而起，对于这种已经被鼓动起来而难以恢复平静的民心士气，实在是无可奈何啊！

但光武帝处理这种情况，不到十年天下就安定太平了，这其中必定有非常高明的策略和方法。可惜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如何安抚和镇定这些人的，如此看来，班固、荀悦这些人只不过是写了些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并没有真正着眼于经世治国的宏大方略啊！后代的人又能从哪里借鉴学习呢？

既然如此，不得已，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去推测和摸索他施政的大致情况：大概是像征召名士伏湛、提拔贤才卓茂那样，奖赏重用敦厚朴实的官吏，以此来调和、疏导那些嚣张跋扈的社会风气；让那些懒散的人能够安然自得地回归家园，民众不会因为心怀怨恨而排斥歧视他们，官吏们也不吝惜教诲引导，使他们能改过自新、纳入正轨。这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消磨掉他们身上的戾气和不良习气，几百万人的浮躁情绪和暴戾之气，用一种仁德宽厚的理念来收束便绰绰有余了。大概他这种崇尚文治、不轻易动用武力的（觌文匿武）意图，早在战争尚未平息的时候就已经昭然若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言之中相互传递。当那些人还在从军打仗的时候，心中早已有了回归安宁生活的愿望，再给予他们田地房产、安居乐业的条件，又怎么会不心悦诚服呢？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光武帝才真正算得上是百王之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之前的汉高祖，在他之后的唐朝、宋朝诸位皇帝，都没有经历过像光武帝那样，天下几乎所有人都拿起武器以流动劫掠，数量多达千万人的时代。

所以，对于历史，要理解他的深意，思考他所应对的巨大变局，用宽广的胸怀去衡量包容，以天理仁心去看待天下。

汉光武帝刘秀之得天下，较之汉高帝刘邦，尤为艰难。

建武二年，虽已定都雒阳，天下之乱实则方兴未艾。帝所能倚仗以成就大业者，唯河北一地而已。然彭宠叛于幽州，五校仍横行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军却环伺其外，邓禹无力控制。郾、宛、堵乡、新野、弘农，近在咽喉心腹之地，寇叛接踵而至，彼此牵制，远非更始帝在长安时可比。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行东方，实为陈、汝之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等可徐图平定者，暂且不论。若比高帝出关之后，仅项羽一股，灭之则天下即定，其难易之差，岂非天差地远！

有人说曰：项羽乃劲敌，赤眉、五校、刘永诸寇，皆非项羽之匹，则光武应更易。夫寇岂有常势？项羽虽强，尚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强！曹操曾虑袁绍难平，然最终与之抗衡者，仅周瑜一隅之地；苻坚荡平慕容、姚氏累世积寇，却一朝兵败，不敌谢玄一旅之师。时势所兴，人心所向，人为之添翼，天助其聪慧，此乃燎原之火，一星未灭，转瞬已焚尽山林，其势岂可估量！况合力而争者，目标专一，心无旁骛，焉得不易！若分势四应，此起彼伏，永无宁日，焉得不难！倘高帝当荥阳相持之际，遭遇光武层出不穷之敌，对手乘虚而入，掣其后方，项羽无需邀约，他人自为犄角之势，高帝亦必不能支。则光武之难，甚矣！其神武真深不可测！

探究其制胜平乱之道，无他，唯“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急，以宽制猛”而已。帝言：“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不独治天下，其取天下，亦复如是。柔者非谓懦弱，乃返璞归真，顺应人心，不犯阴阳禁忌。

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帝庶几近之！高帝兴起，天下群起亡秦，逐鹿中原，名义上无可匹敌，人心亦无所惑。光武则凭借思汉民心而兴，然刘玄、刘盆子、孺子婴、刘永、刘嘉，皆为汉室之胄，继承正统未有定论。若名分道义动摇，则智勇不足以服众，故更始帝亡而旧部犹挟宗室以逞其志。然则光武所以能折服群雄、独霸天下者，舍“道”其谁何？天下方四分五裂，群雄逐鹿，光武独以“道”胜。即位未久，即修郊庙，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赏，举贤伏湛，征召卓茂，勉寇恂以安抚河内，命冯异以抚定关中，一概从容镇静，团结已附之心，不急于战事。而诸桀骜不驯之辈，皆自陷困境，终至土崩瓦解。此等局面，纵使高帝处之，未必能如此安定。光武之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若后世得天下者皆如高帝般崛起，而无光武之宏图伟略承继于后，则天下后世将疑商汤、周武 誓诰为一纸空文， 唯信智勇可定四海。如无光武帝，曹操何惮而不称帝？石虎、朱温虽称帝，但让令天下寒心而不能长久称霸。 三代以下，取天下者，唯光武帝一人而已，宋太祖堪称其次。虽不无小疵，然大节已臻完美。

论及光武帝对待彭宠的态度，要说他不是刻薄寡恩，恐怕说不过去。当年王郎作乱时，如果没有耿况和彭宠的力量，光武帝也不会取得那样的胜利。

然而，天下大致安定后，却将 彭宠 置若罔闻，反而把年轻气盛、骄傲自大的 朱浮 置于其上，彭宠又怎能不心生怨恨呢？（光武帝）泄露了朱浮弹劾彭宠的奏章来激怒彭宠，促使他尽快反叛以便能将其消灭，有时候实在不明白光武帝是何心？

或许是因为彭宠最初派突骑兵帮助光武帝讨伐王郎时，彭宠并没有坚定的追随之心，只是被吴汉、王梁胁迫和引诱所致，而耿况、寇恂也从旁劝说了他，因此（光武帝）心中对此事留下了芥蒂，所以即使彭宠有功劳，也被视作一种罪过吗？

要知道，天下群雄并起，各方都疑王疑帝（互相猜疑谁是真正的王和帝），

在风尘之下（乱世之中）谁胜谁败岂是容易揣测的？

然而，既然彭宠曾对光武帝有功并解救了他的危急，那么固不可忘这份恩情。

光武帝能容忍那些反复无常的人，为何却不能容忍彭宠呢？到底为何？

实际上，彭宠之所以没有得到好结局，也是有咎由自取的原因。耿况最初归附光武帝，也是寇恂促成的决定；并且，在听从寇恂的建议后，耿况派他的儿子耿弇亲自前来归附，在讨论称帝的议题时，耿弇毫不避讳地秘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因此，寇恂虽然受到委任，却不能掩盖耿况父子表达忠心的实情。

彭宠却不是这样，他听从吴汉和王梁的策略，就直接派吴汉和王梁去负责，资助他们兵力，成就了吴汉和王梁的丰功伟绩，而彭宠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吴汉 和 王梁在中原驰驱 奔波征战，而他自己却晏坐于渔阳），这是何等地不自己建立功业，反而将权力与功业拱手让人呢？

如果彭宠的愚笨不至于如此，那么就可以推测彭宠当时怀有犹豫不决的心态了。

他可能想着，如果光武帝兴盛了，那么吴汉和王梁就为他建功立业；

如果光武帝失败了，那么吴汉和王梁承担责任，而他自己仍然坐拥渔阳以处于事外。

身处乱世，拥重兵，绝不可能安然无恙，这绝不是儒生策士可以徘徊顾虑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还不可以委身，那么就像窦融那样，即使迟归附，光武帝也没有猜忌之心；

如果仔细审度后认为可以依附，那么生死存亡得失就决于一念；至于那些姑且跟随，但又给自己留有退路的人，犯了英主英的大忌，承受众多言语的指责和攻击，没有能幸免的。

易经说：“需于泥，致寇至。”

即使小心谨慎都面临危险，何况是悍妻群小之交煽，即被那些凶悍的妻子和卑鄙的小人相互煽动呢？

乱世中的去留抉择，决之以义而已（只需要根据道义来决定）；

道义确定后，再守之以信（坚守承诺），那么即使遇到凶险，也可以无咎（没有大的过错）。犹豫不决是成大事的祸害，不是说要急躁，而是说不要两头观望，心存侥幸。

彭宠的覆灭，非旦夕之故矣。

光武帝，如果对于彭宠 能忽略其心迹，惦记其功绩，用不忘记患难之初心的态度来对待他，那么事情自然不至于彭宠反叛。

所以，对于光武帝的刻薄寡恩，也不能以 彭宠 的首鼠两端 来推脱。

当初，楚怀王派遣刘邦入关，结果刘邦的帝业由此奠定；更始帝派刘秀去收服河北，而光武帝的帝业也从此奠定。那些大有作为之人，在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并非一开始就躬为戎首，做诸起义军的领袖，反而常常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发展。

等到他们的威名已经显著，如果仍然仅仅跟随着大部队行动，那么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就不由自己掌握，而是因人而异了。若是稍稍想争取一些权力，祸患就可能发于肘腋近在眼前了，这就是 宋义 死于项羽之手，以及 刘伯升刘演 死于李轶、朱鲔之手的原因。

那么既然如此，是否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如果项羽阻止刘邦入关，更始帝听从朱鲔的建议而拒绝刘赐的请求，不将河北托付给光武帝，那么项羽和更始帝就能最终保住帝位而无人与争吗？答案是：不能。

就像鸟兽之间靠气力互相压制一样，人之相役以道，人与人之间互相驾驭要靠天道正确的方法。项羽拥有韩信、陈平这样的人中龙凤，却无法阻止他们离去；更始帝有隗嚣这样的人物，却无法降服他，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来驾驭他们。即便把刘邦、光武帝放在自己股掌之上（完全控制），既无法充分利用他们，又不能轻易杀掉他们，项羽和更始帝也只会自困于无术（因为没有仁义策略而使自己陷入困境）。

三齐之地刚刚受封就反叛了，彭越、陈余、英布等人翱翔桀骜，等待时机；王郎在河北篡起；赤眉军也反戈而西向。项羽和更始帝最终都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只会徒召混乱于天下。就连尔朱兆都无法制服高欢，何况项羽和更始帝涵育不深之人了！所以，认为范增和朱鲔是忠心谋士的人，实在是愚蠢啊！他们的建议对失败毫无帮助，只会白白地扰乱天下。如果无 驾驭豪杰，安定四海之道，反而总是操疑忌之心以困人，那么他们的灭亡只会更快。

昆阳之战，让光武帝刘秀威震天下，汉朝的复兴事业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王邑和王寻率领的军队，号称百万，面对像瓦片拼凑起来一样（缺乏组织）的汉军，这场战争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当时，众位将领都想分散撤回各自的城池固守，但光武帝下定决心要迎击敌人。众将领不听从，在敌人面前胆怯退缩，（如果那样）灭亡就在眼前。光武帝心里清楚这次战役的吉凶（知道必须迎敌），但很难向那些平庸的将领们解释清楚。在这种时候，原本应该是要慷慨激昂地力争，甚至痛哭流涕地恳求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然而（光武帝）却微笑着起身，等待着他们的请求，而不强迫他们开口。万一诸将不再发问而是立刻惊慌溃散，难道（光武帝）能不跟着他们一起走向灭亡吗？唉！这就是有远大抱负的人与那种只有一股子蛮劲、自以为是的人不同之处啊。

王寻和王邑的军队，几乎已经要压到我们头上了，众位将领想分散撤退，但其实是逃不掉的。光武帝知道他们想逃也逃不掉，而如果这时候还强迫和他们争辩，只会引得他们大声吵嚷，互相助长对方的怯懦之气，这样一来，不争或许还有成功的机会，一旦争辩就肯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而且不仅仅如此。假如敌军没有立刻逼近，诸将即使惊慌溃散，敌军紧随其后，王邑没有谋略，严尤优柔寡断，虽然兵多但没有纪律，看上去强大但内部空虚。那么在诸将溃败之后，敌军会骄傲松懈，我们趁势从乱中崛起，趁机反击，难道就没有应对的办法吗？只是不如现在迎击这样容易罢了。诸将即使自己灭亡了，而光武帝本来就不该灭亡，就像项梁死了而刘邦却兴起了，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在微笑之下，（光武帝）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哪里有闲工夫去和那些平庸的人争辩长短呢？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原因。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人的努力；生存还是灭亡，则取决于天命；（光武帝）肩负着汉朝兴盛或衰败的重任，如果王寻和王邑真的可以长驱直入，而诸将也无法再振作，那么事情的成败，自身的生死，都要交给天意，而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如果他没有那种面对生存还是灭亡时，一笑置之听凭时机决定的气度和胸怀，那么他的情感就会首先被自己的生命所牵绊。即使他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与诸将争辩，也和那些将领们只关心自身安危的心情一样了。仅仅依靠偶然想到的一个策略，怀着愤怒去强求实现，这更是走向失败的道路，又怎么能比诸将的混乱更有优势呢？

天下如此之大，生死的原因，兴盛和衰败的关键，不是能够超然其外的人，就不能深入其中并扭转局面。所以武王的诗说：“勿貳爾心”在事情发生之前要慎重谋划，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要坦然忘却得失计较。上天赐予帝王智慧，也一定会赐予他们勇气。勇气，不是匹夫之勇或自以为是，而是面对生死存亡能够保持平静而不失态度的品质。光武帝微笑着起身，而不与诸将争论进退，这正是他作为有远大抱负者远超常人的地方，尤其体现在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