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治理国家，自然有他的一套宏大规划；小人把持朝政，也有他的一套生存伎俩。

问题在于，当小人骤然得势时，他们深恨君子，所以哪怕是君子的一点小过失，他们也会揪住不放，然后彻底推翻君子的所有政策，非要反着来。

天下有时候哪里会如此二分？

裴度是“相而将者”，他的本色是宰相，领兵只是借用权柄来指挥三军，他并不是职业军人。如果他也学着在沉浮之间保全自己，那作为宰相的道义就变轻了，不足以成为社稷生民的卫士。

自开元盛世以后，河北的人才，像李太初（李泰伯）、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司马光）这样的人物，简直如晨星一般稀少。而且他们大多游宦四方，没想过回来教化乡里。北宋邵康节（邵雍）先生还把乱世归咎于南方人做宰相，这实在是冤枉。

如果李绛真的思虑深远、决策周密，他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宦官掌兵的不当，将神策军收归兵部统辖，严加选拔和训练。一旦边境有警报，立刻派遣文武大臣率领前往策应。对外能抵御外寇，对内能平定叛乱，与各地的节度使相互呼应，功过赏罚一视同仁。

唐之大才唯有李泌与李绛二人而已！

下罪己招者多，成者少，何以唐德宗能成？

唐朝的君臣，急于求得乱世的苟且安定，一听到叛军瓦解，就惊喜得手足无措，把毒蝎毒蜂都收纳在怀里。

河朔藩镇跋扈天下，唐德宗何以处之？

两税看着好很多，但在与通货膨胀或紧缩遭遇时，情况就要复杂很多。

至于大唐招致这场叛乱的原因，失误就在于对仆固怀恩太过信任了。

第一大失误：朝廷答应了回纥的和亲，却让仆固怀恩的女儿嫁过去。这让他得以勾结戎狄作为外援，有了起兵的资本。

第二大失误：任命雍王为元帥收复东都，却不设副元帅，反而让怀恩统领各营节度使，实际上做了雍王的副手。

第三大失误：夺了郭子仪（汾阳王）的兵权，把朔方军交给了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