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弥曾劝说刘曜将都城定于洛阳，但刘曜未予采纳。王弥因此对其不以为然，甚至最终背叛。但王弥出身草莽，仅具盗贼首领的局限眼光，自然难以评断胡人政权中真正深具远略者的谋划。相比之下，石勒同为胡人，却比刘曜持更有战略眼光，心机更深沉。而刘曜的谋士张宾，其战略眼光之高远，更非王弥所能窥测。

石勒驻葛陂时，其部将孔苌主张夜袭寿春攻击纪瞻，以此牵制江东。然而石勒却不采纳，反以为笑谈，转而听从张宾建议，转北经营 邺城。事实证明，此举为其日后立足中原、纵横天下奠定基础。石勒并非畏惧纪瞻，而是深知纪瞻虽强，仍有胜算。而江淮虽富饶，却不利于长期据守与图治，这正体现了石勒对天下形势的深刻理解。

江淮地区春季多阴雨连绵，每年如此。石勒与纪瞻相持之际，纪瞻一方并未因此困顿，反倒石勒军受地利之限而陷被动，可见“地气”差异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或可理解为天命的显现。

回顾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北方为礼仪之地，而南方多被视为蛮夷之域。汉高祖虽起自丰沛，却借重楚地力量得以成就大业，标志着天命的重心由北而南迁。郡县与封建的制度变迁，可由人力为之，而天下气运之转移，则为天道所主，其背后反映的是“天人合一”的深层政治理念。

随着天命南移，北方匈奴族群逐渐强大，其生存也开始与幽州、并州、冀州、雍州的地气相契合。故而，三代以前，华夏与蛮夷的分界在燕山；而三代以后，则移至黄河流域。

若非本族适居之地，却妄图据有他人故土，不仅难以久居，更难得民心与天命之眷顾。北魏拓跋氏南迁洛阳之后，六镇反客为主，占据旧地，并造成魏室衰亡，此后北齐、北周继承其地，亦未得长久。金朝末帝完颜守绪迁都蔡州后，亦促成金国灭亡。反观契丹耶律氏虽失政权，其支系子孙仍在北地得以存续。元朝虽灭，其蒙古后裔亦在塞外延绵生息数百年。

由此观之，若离本族根基而妄求他地，逆天而动，终难延世久安。周礼·冬官考工记有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所以，聪明之人自知因地制宜，识时顺势；愚者则拘泥一隅，妄动妄为。王弥、孔苌即属此类，故终为刘曜、石勒所笑尔。

江淮以南 物产丰饶，米粟、鱼盐、金锡、草木、蔬果、丝麻无所不备。夷狄自非不识其利，但仍避之如蛇蝎，唯恐其害者，实为保种存族之远虑之举。由此可见，上天珍惜此地，将其作为华夏文明和礼乐命脉延续之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夷狄尚知此理，而中原士人反失其守，令人深感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