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的群臣之中，能够真正担当起宰辅重任的，恐怕只有郗鉴（郗公）一人。郗鉴能守忠义，以公义为先，以天下安宁为要。能调和大族矛盾，从而延续了晋朝。

卞壸（卞令）是一位忠诚刚正之士，也确实是朝廷所倚重的人物。但若要说他能够收揽人心、移风易俗，从而安定国家社稷，我则不敢苟同。 西晋的败亡，根源在于上下纲纪松弛，人人放纵。他们口头上尊奉黄老之学，实际上崇尚的却是贪婪、放荡与享乐。对此，王衍、谢鲲一流的人物，自然是难辞其咎。

然而，东晋初建之时，面临着胡人外族进逼、内部叛臣作乱的局面。当时社会上的人心，已经习惯了放纵安逸，畏惧约束，这种风气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在此之时，卞壸严明法纪，以纠正这种风气，使人心为之震慑，重新知道了纲常名教的存在。可以说，他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然而，如果任由他的做法推行到底，一味地惩戒惩罚而没有止境，就等于是强迫人们去遵循他们早已不习惯的规范，结果只会导致人心思离、社会解体。而那些能言善辩的小人，则会乘机粉饰钻营，谋求进身。如此一来，最终既不能保证人心的长久稳固，也无法确保国家形势的真正安定。

王敦 之所以反叛，是受到了刁协、刘隗等人操之过急的逼迫；苏峻 之所以反叛，是受到了庾亮严苛执法的激化。这种试图以强硬堵塞而歼灭的做法，正是大禹之父鲧治水失败的原因。

因此，古代的圣明君主深知人心容易松弛而流于放纵，他们总是用道德教化来慰勉百姓，而不是单纯用功绩来严苛考核；用礼乐来潜移默化，而不是单纯用刑罚名号来严厉督责。《易经》的《临》卦象辞说：：咸臨，吉，無不利“，意思是“君主以至诚感化天下，则吉祥而无往不利。” 这说明，治理天下靠的是感化，而不是强力压制。殷商末年社会风气淫靡，而《诗经·二南》所展现的教化，却能让百姓悠然自得的采摘游乐于 芣苢（车前草），在《摽有梅》的氛围下安然自得。

对于极度松弛的局面，如果用极度紧张的手段去扭转，那么这种紧张的态势必定无法持久，最终又会回归到新一轮的松弛。这种做法，名义上是施行王道，实际上却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酷政，最终不导致家国倾覆，几无可能。

所以说，像卞壸这样在朝堂之上正襟危坐，以警示群臣的放荡安逸，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若要委任他来统领天下，安定社稷，稳固百官之心，则是断然不可的。《易经》中说，“夬，揚于王廷。” 意思是决断天下大事尤其宣判罪人之罪恶行径，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以阴谋之方式，兵戎相见，着实不值得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