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與那些沒有數字的人〉

韓承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你相信 #數字 嗎？相信數字所建構的世界就等同於事實嗎？

你知道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知識人，是多麼狂熱地追求各種統計數字嗎？！

「中國人沒有精確掌握和使用數字的習慣，這是在近代史料裡頭常見的一種說法。這裡面有來自外部的聲音，也有發自國人的批評與反省。……『我們沒有數字』這種意見，在科學調查與研究的推波助瀾下，顯得益發真實與緊張。20世紀以降，配合著1920年代以來主張實地調查和搜集民間各種數字資料的社會調查運動，越來越多人發現『中國缺乏數字』。」

19世紀晚期開始，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便在著作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指出，中國人總是含糊地認識數目字；梁啟超更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問題，中國缺乏 #統計數字 和相關知識及制度。不過，國家如果欠缺搜集數字資料的統計技術，是優點還是缺點呢？

「如果直接站在現代、西方和理性思維的角度，那統計學之於國家治理自然是必須具備的技術工具。但我們更應該去追蹤，在國家嘗試透過數字治理建構『國家—社會∕人民』關係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張力。但是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到 #晚清 時候來看，狀況就不太一樣了。當時追求統計學與數字者，都還未能想像或預測到這種內在矛盾與張力，只是熱切的希望中國能搜集並製造更多能反映國家真實樣貌的數字。」

對晚清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缺乏統計技術，自然是重大的缺陷。這時候，一本來自域外、翻譯自 #西方統計年鑑（Year Book），用各種數字來描寫世界萬象的書冊──由傳教士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1836－1907）口譯和鄭昌棪（生卒年不詳）撰作，江南機器製造局於1875-1876年出版的《列國歲計政要》，吸引了眾人的眼光。這種編纂及出版目的的參考性書籍，在晚清為何且如何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呢？

「從西方傳來的年鑑，以統計知識揭露了西方國家的勝出處，更彰顯中國的核心問題：行政官僚體系還未具備建構 #數字政治 的知識與技術。也就是說，國家若要富強，就必須要生產各種數字，掌握國家內部的事實。」

不過，傳統中國完全沒有處理數字的能力嗎？數學、卜算技術還有民間商業的複式簿記技術，不也是對數字的處理嗎？

「晚清時候可能沒有太多人會朝這個方向想，進而形成反省性思考。多數人是以『我們沒有數字』為出發點，急於建構一套新的治理模式。這個目的與晚清最後十年的立憲政治交織在一起，成為政府與知識人共同關懷的核心課題。只是，相信統計數字能富國強兵這種想法和主張，最後並沒能真的做出什麼成果，反倒讓國家與社會產生一種追求統計數字的形式主義困境。」

這種形式主義困境，展現在哪些地方，又反映晚清知識人怎樣的思考邏輯呢？另一方面，同時期的明治時期日本，又怎麼因應類似的統計數字挑戰呢？

最後，透過近代中國的案例，我們該如何看待眼前所見的各種數字、據其所提煉的各種公共意見和主張，又該如何評估數字所代表的「真實」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一起跟著韓承樺的介紹，來看看晚清的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沒有數字」的困境，各種現象又如何反映時人的思考邏輯──

➤閱讀全文請至 https://wp.me/paSMXO-238

➤歷史學柑仔店FB 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forumtw

➤歷史學柑仔店IG https://www.instagram.com/historykamatiam/

--

Hosting provided by Sou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