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我們可以怎麼樣從整體上把握 #傳統中國、特別是秦朝確立 #皇帝 統治後，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初的政治傳統？

#余英時 的學思歷程和各種見解，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余英時是二十世紀後半享譽國際的人文學者，為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做出巨大貢獻，在中文世界尤具影響力。他一個極為人稱道之處，就是關於思想史和儒學的著述，而此二者與政治有密切關係。他也很早便指出，中國史上大一統政府的延續性、帝王至高無上之特性、社會經濟發展、價值觀念、以至宗教和法律制度的表現等，皆『和 #中國的政治傳統 密切相關』。當然，余英時的觀點，無法代表所有歷史學家眼裡的中國政治傳統，但無論同意與否，我認為他的看法確實值得重視，也是未來尋求更深入探究和比較的一個良好出發點。」

余英時在人文學術上做出極大貢獻，許多作品在臺灣是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發行，甚富影響力。余先生過世後，聯經也在網站上規劃紀念專輯，有助認識他的學思歷程和各種見解。以中國政治傳統來說，皇帝及其權力、士／知識人 與政治傳統、秩序的理念、秩序觀的變化，可說是把握他對中國政治傳統觀點的幾條線索。

「和許多研究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學者一樣，余英時認為皇帝制度，或說皇帝的至高權力，是影響甚至決定傳統政治文化面貌的重要因素。……皇權統治（皇帝制度）是秦朝兼併六國後才確立的，而皇權的發展也跟學術思潮有關。余英時指出戰國時期學術自由『提供了許多可能性』，讓人可以『對當時政治、社會種種大問題提出各種解答』。但秦朝以降開始壓制學術自由，要以皇帝和政治的權威介入思想，明、清時期尤其激烈。」

上述想法，可說是源於余英時早年的名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整個中國政治傳統，可謂是環繞皇帝及其權威而建立起來的。皇權的壓迫，也會影響到知識人本身的學術和政治選擇。如明代政治風氣往往打壓讀書人，限制他們在政治舞台上追求理想的可能。不過，皇帝及皇權雖然佔據極重要的位置，但余英時並未簡單為中國政治傳統貼上君主專制這個標籤；中國政治傳統中至少有兩股力量──官僚制度與士人的政治觀念，能為皇帝權威設下若干約束。由於官僚的主體是士人，提出政治理念的也是他們，皇帝與官僚和政治理念的互動，也不妨理解為皇權與士人的互動。

「在余英時眼中，把握士或知識人的角色，是理解中國政治傳統必不可少的一環。他認為中國的知識人從公元前五世紀開始，便著意於透過『道』改變世界；但另一方面，由於缺乏限制皇權的制度性憑藉，中國知識人只能靠『修身』、『精神修養』，以此得『道』來對抗皇帝。因為『道』的『唯一保證』，是知識人的內心修養。」

不過，「道」的內涵是什麼呢？另一方面，「士人」群體如何產生，又如何在19世紀開始產生轉變？近代的知識人，和傳統的「士」精神又有何共通呢？這些問題，都是余英時論述士人與政治傳統時的關懷重點。另一方面，士人所追求的「道」，核心的追求如果是建立秩序，那此一秩序，又會以什麼樣貌展現呢？

「余英時就以『倫』為中心分析中國的秩序觀。在他看來，『倫』或『人倫』涉及人與人、群體和不同社群的關係，本身就與秩序息息相關。在個人的層次之上，所有政治、社會組織都與人的互動有關，都是人倫關係的逐步擴大，最基本的出發點則是家庭。許多政治理念，例如『均』、『安』、『和』，既是治國的目標，也是家庭所追求的狀態。能把家庭處理好，才有可能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

這種建立和評估這種人倫秩序的原則，以及倫理與政治觀念，主要源於何處呢？這樣的秩序觀歷經怎樣的內部折衝，又在十九世紀末西方軍事力量與觀念的衝擊下，產生怎樣的根本改變？新型態的秩序，又走向何方？

最後，政治傳統的確立、變化與重建，固然與思想觀念有關，但在此之上，余英時最為核心的關懷，又是什麼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一起跟著傅揚的介紹，來看看余英時如何看待中國政治傳統，各種觀點又如何反映他的關懷與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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