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大發現時代的金石考古與歷史研究〉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新材料的發現，對於歷史學研究帶來什麼幫助呢？

金石學與考古學有怎樣的異同？他們又各自引發怎樣的學術思潮？

「史料的大發現帶來學問的突破，在十一世紀有金石學，在二十世紀有現代史學。新史料讓學者批判現有框架，發展出新方法，最終誕生新學術。今日二十一世紀的史學是上世紀的延續，新材料與新方法仍是創新的要素，新議題由此展開。」

1925年，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王國維（1877-1927）便曾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現〕。」他回顧漢代以來學術史上的重大發現，其中十九世紀末以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與西域各處的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被譽為特別重要的四大發現。這當中，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更使上古史的研究成果最為可觀。

甲骨文帶來怎樣的學術創新呢？

「甲骨文的發現，正好上承乾嘉以來的考據風氣，在堅實的商周銅器銘文的考證基礎之上，甲骨文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促成一波史學的重大突破。……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書時，倡導『二重証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將出土古文字與傳世文獻互證。他強調新材料的重要，倡導以『二重証據法』來進行研究，展現出二十世紀的現代性格。」

這樣的學術創新，又與當時的新思潮產生怎樣的互動或對話？

「二十世紀初的知識界，在西力——如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衝擊下，不少知識份子對傳統產生懷疑，疑古的風氣高漲。……要解決古史辨的諸多謎團，只能靠科學考古，讓地下出土材料說話。與過去學者只重視有字甲骨或作為禮儀重器的青銅器不同，傅斯年與李濟還關注其他的遺物與痕跡，例如建築礎石、破陶片、骨角器等，它們共同見證了商文明的發展。 借助地層學與類型學等現代方法，這些傳統文獻不載的地下出土物，成為重建商代歷史與文化最可靠的直接材料。」

新史料的發現與學術新風氣的開展，是民初知識分子的專利嗎？還是有更早的淵源？

「對於古代經典心存懷疑，乃至於援引出土材料來辨證文獻記載，嚴格說來不是民國學者所獨創，九百年前的宋朝也曾有過一波的風起雲湧。那時的領導者是歐陽修（1007-1072），這位文化先鋒在很多方面都有過人成就。……私底下的歐陽修大量收集古代青銅器與石碑拓片，對相關制度、人物、事件進行考訂與研究，與經史典籍相辨證，這些成績收錄在《集古錄》一書中。歐陽修與同好對古銅碑拓的收藏研究引起同時代人的共鳴，也啟迪了往後幾個世代的年輕人前仆後繼地投入，因而開創出『金石學』這門新學問。」

宋代金石學有怎樣的學術傳統，又引發怎樣的文化風氣？從學術方法來看，宋代金石學與近代考古學有怎樣的異同？與歷史學有何種聯繫呢？

本週的柑仔店新品，跟著許雅惠的介紹，看看宋代與民初這兩個「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如何引發研究方法的創新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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