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观察思考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自由派与极端保皇派的辩论中，托克维尔断定，尽管波旁王朝重登王位，但旧法国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保皇派如何祭出旧制度的亡灵，给社会“洗脑”，法国人已绝无可能重拾旧制度的碎片，跟着绝对王权的旗帜走。法国向何处去？建设民主制度是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

问：是不是查理十世的顽冥不化引起法国新的动荡，反而加快了波旁王朝的彻底灭亡？

 

答：是这样的。英国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西登托普有一段话，总结了法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状况，他说：“大辩论（他这是指自由派与极端保守派为法国前途的辩论）使自由派必须证明，极端保皇派的主张，不仅道德上有违正义，实践上也不可能成功。即使极端保皇派一时可以操纵政治权力，法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趋势，将使这一重建贵族制的规划，仅仅具有文物的价值。议会的法令哪怕有军队和教会撑腰，也不能把十九世纪法国的种种特征，比如财产分散、市场经济和社会流动，尽数取消。所以，构成极端保皇派主体的乡村贵族和曾经的流亡分子，在自由派看来，无异于一群梦游者，抱着庄园制和等级制的梦想不放，但那样的一个法国业已不存在”。他这一段话，把法国面临的政治选择的必然性说透了。但是，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世。他却不明大势，逆潮流而动。这里有个插曲，我们看出历史的演变会何等错位。路易十八去世后，夏多布里昂立即写了一本小册子《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题目用的是老王晏驾，新王继位的套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新王继位要去兰斯大教堂加冕，因为历代君主在兰斯大教堂加冕、涂圣油，表明有天主教信仰的王权的正统。夏多布里昂自己说：“是我的文字促成了这件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仪式还有丝毫信仰，而是因为合法王权什么都缺乏，不管是好是歹，都必须用一切手段支持它”。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政治上是个正统保皇党，思想上却是个自由派。他是希望新王朝能以君主立宪的形式，给法国带来自由。谁知查理十世以法国王室传统形式去兰斯加了冕，心里却真以为自己可以是路易十四再世，能重新收拾绝对王权的旧山河。夏多布里昂大失所望。他说：“我们本可以以自由和宗教来重新开始君主制的统治，可惜大家不喜欢自由”。他甚至用拿破仑加冕来作比较，认为拿破仑的遗产仍控制着一切。他说：“它出现在事件的背景上和思想深处，我们所处的堕落时代的纸页，一碰到他那雄

问：看起来夏多布里昂的观点和那些自由派是很接近的。

答：是这样的。像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这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为出版自由大声疾呼，一个预计民主的到来。这就是说，历史会召唤那些才智之士，从不同的立场上看到同一个真理。和夏多布里昂相比，托克维尔更是站在两派之间。虽然他的家庭和夏多布里昂是同一背景，他的思想却受自由派，也就是所谓空论派那些人的启发、教诲，所以他的视角独特，他一下子抓住了自由派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就是斯塔尔夫人所论的“平等的进步”，和基佐所论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民主化”。正在他的思想开始出现曙光之时，法国动荡起来了。1830年，愚而自用的查理十世突然连发四道敕令，限制出版自由、解散下议院、以国王意旨修改选举法、提前举行选举。这些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人民起义，反抗这些倒退的法令，巴黎街头街垒林立，流血冲突不断。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十世就收回敕令，宣布退位，让位于他的孙子，即所谓“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这就是所谓“光荣三日”，现在巴士底广场上的自由柱就是为了纪念这场革命而立。在查理十世匆匆逃离巴黎时，托克维尔在场，他亲眼看到国王所乘马车装饰的波旁王朝的徽章上溅满泥水，心中百感交集，泪如雨下。他说：“即便到最后，我对查理十世还有残余的感情”。上台的路易－菲利普号称“法国人的国王”，在这个七月王朝之下，法国的君主制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当“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陪伴被推举出来当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到达罗亚尔宫时，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拉法耶特说：“您知道，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我将美国的宪政制度视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奥尔良公爵说：“我跟您想的一样，在美国度过两年，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法国的状况下，在目前的民意下， 您是否认为接受这样一种宪政制度，对我们而言是合适的？”拉法耶特回答说：“不，今天的法国人民所必需的，乃是一种深得人心的、且处于共和制度中，彻底的共和制度，的王权”。奥尔良公爵说：“这正是我所想”。

问：这对话似乎决定了法国一段时间内的政治选择。

答：奥尔良公爵作为波旁的幼支，本无权继承大统。因为查理十世退位的条件是，由奥尔良公爵摄政，但王冠要戴在他的孙子波尔多公爵的头上，也就是可能的亨利五世。但是狡猾的奥尔良公爵却巧妙地篡了位，所以夏多布里昂骂他是“欺负了孤儿寡母”。上了位的奥尔良公爵曾召见过夏多布里昂，他当面要求奥尔良公爵以摄政之名，扶持未来的亨利五世。在他们谈话时，夏多布里昂观察到奥尔良公爵扭扭捏捏，浑身不自在。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位摄政王自己想当国王。我们回到前面拉法耶特与奥尔良公爵的对话。那时，法国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眼光已转向美国，托克维尔就在这个动荡的时刻，下定决心辞去法院的职务，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为名去美国。1848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十二版的前言中说：“本书写于十五年前，写作时始终专注着一个思想，即认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1831年4月2日，托克维尔和他的好友博蒙登上了驶往北美的船，他的出发将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一部旷世杰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次把美国民主制度当作研究对象，并向世界宣告：“身份平等是事所毕至，天意使然。民主岂能止步不前？”下一次，我来给听友们介绍这部书。

［提要］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覆灭有着出自本能的哀悼，因为他看重贵族阶层旧传统中的一些优秀品质，比如忠信、慷慨、虔敬、高雅等等。但他清醒地知道，这个制度因它固有的弊端而必然灭亡。他在思考、探寻，有没有一种制度，能为人们创建新的生存方式，又保留旧制度中的好东西呢？

问：生长在这样一个苦难的贵族之家，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发展，一定很有影响吧？

答：当然，只是托克维尔一直努力挣脱这个影响，为自己的思考寻找新的方向。我们还是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托克维尔的成长过程吧。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巴黎维勒－勒维克街，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在这个正统保皇派的家庭中，笼罩着一种怀念波旁王朝的气氛。据托克维尔自己记载：“有一个晚上，我们围坐在火堆旁，拥有甜美而深情的嗓音的母亲，开始唱起一首熟悉的保皇派之歌，诉说路易十六的悲伤和死亡。当她唱完，我们都泪流满面。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十五年前就死了，这个人曾是我们的国王”。托克维尔在家里很受宠爱，因为夏多布里昂的两个侄子，由托克维尔的父亲抚养，所以夏多布里昂常去他们家。他纪录托克维尔在“维尔纳伊受宠的程度，比我当年在贡堡还甚。他是不是最后一个在襁褓中默默无闻，但将来我会见证的成名之人？托克维尔探索了美国的城市，而我探索了美国的荒原”。果然，后来两人都是名声大振。也正是夏多布里昂把托克维尔带入了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基后，立即颁布了《宪章》(Charte)，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它承认了立宪原则，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的女儿昂古莱姆公爵夫人不忘为她父亲辩护并为此牺牲了生命的马勒泽布的后人，托克维尔的父亲被任命为曼恩卢瓦尔省省长，又转任莫泽尔省省长，全家搬到了梅兹。托克维尔就在梅兹读书。

问：他的青春期和学习期可真够动荡的。

答：没错。那正是法国要确定它的政治体制未来方向的关键时刻。拿破仑和复辟王朝终结了第一共和国，但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并不愿意彻底复辟旧制度，他们要保留革命已经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所以此刻是新旧世界并存。重要的托克维尔传记作者休·布罗根指出了托克维尔此刻的处境：“他深陷两个世界之间，在他出生的世界中不能安眠，又不能自信地进入那无情地出现在他面前的世界”。路易十八登基后颁布的《宪章》，确立了贵族院和众议院的体制，而且允许对众议员进行小范围的选举。表面上看君主立宪下的代议制政权形式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极端保皇势力，掌握了政权，他们在“无双议会”中占据多数，并且一步步推行反动的复辟措施。在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阿图瓦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于此对立的，则是卢瓦耶-克拉尔、基佐、巴朗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当时被人称为空论派。也有贡斯当、斯塔尔夫人这些传统自由派。这些人都是雷加米埃夫人沙龙的常客。托克维尔也厕身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基佐的作品，认真参加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的法国文明史讲座。他敏感地把握住复辟之后，摆在法国人面前的基本问题，法国向何处去。当时政府内部有一些手握实权的大臣，比如内政大臣勒内、掌玺大臣塞尔伯爵、警务大臣德卡兹，他们很受自由派思想家的影响，在执政期间推行很多自由主义的开明措施，甚至在1819年通过了塞尔新闻法，在新闻自由方面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在路易十八的立宪君主制之下，法国人却获得了比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更多的言论自由。

问：这倒是和人们一般的想象不同。

答：的确如此。在那一段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过一段放松的时候，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是历史往往被一些偶然事件改变方向。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路易十八在他弟弟阿图瓦伯爵的压力下，撤了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德卡兹的职，结果法国社会中最落后的势力、绝对皇权派掌握了国家命脉。当时托克维尔年纪很轻，却极为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志向，要做政治人。在这里要谈谈这位阿图瓦伯爵，也就是未来的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阿图瓦伯爵就是这么块料。他所支持的极端保皇派，把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东西，全部加以恢复，比如重归政教合一，渎圣可以判死罪，恢复长子继承权，否定专业人士治国，把政府的职位留给贵族后代，恢复书报审查，取消出版言论自由，废除陪审团制，关闭大学中的自由讲座，让教士重新掌管教育，甚至要恢复行会，禁止自由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总之路易十八宪章中吸纳的大革命成果，要被全部废除，让法国重回旧制度。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是有哀悼之心的。但面对全面倒退的政治局面，他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下次再谈。

［提要］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né à Paris le 29 juillet 1805 et mort à Cannes e 16 avril 1859）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密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 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他的洞见和预言，至今影响着世界民主制度的发展的进程。

 

 

问：我们今天终于走到了托克维尔，这个名字在中国也有不少人知道，但对他的思想了解得并不深入。

答：是的，托克维尔这个人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他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研究民主制度的开山之作。可以说，只要讨论民主制度，都会借助这部书，不管你是反对还是拥护民主制度，只要你想说点有意义的话，这部书总是要读的。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在经历了纳粹第三帝国和苏维埃红色帝国的崩溃之后，学术界思想界对托克维尔的兴趣日益高涨。在中国，因为2013年有位高官提到了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是媒体跟风捧场，托克维尔在中国又大红大紫起来。可是，这阵吹捧之风对深入研究托克维尔的思想毫无助益。我们知道，二十世纪末，苏维埃红色帝国垮台之后，美国日裔哲学家福山写了一部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认为民主自由精神，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展开的终极阶段。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相比较而言，是一个更优的制度。但是十几年过后，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一些国家成功地生根成长起来。比如在俄罗斯，它有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但它的政治运行仍然靠普京的强人政治。而中国则孕育出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倒退的怪胎。它的意识形态选择，依然信奉早已被世界大部分国家抛弃的马列主义。国家的价值选择和普世价值毫不沾边儿，反倒追想“脏唐烂汉”，要实现文革时红卫兵的理想，让世界一片红。而美国的特朗普，也不大顾及西方传统的政治理念。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当前世界的乱局，倒恰好给我们机会，来温习一下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思考。

答：确实是个好机会，让我们和听友们一起做这件事。好，书归正传，先讲托克维尔的身世。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他的远祖曾跟随征服者威廉渡海征服英国。他的母系则是穿袍贵族，也就是靠知识或商业服务于国家而获封的贵族。这个贵族身份是托克维尔很珍视的东西，但是他不是把这个身份当成高人一等，谋取利益的特权，而是以这个阶层内人士的眼光，分析贵族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贵族和法国文化，及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母只因临被处决前，罗伯斯庇尔倒台才幸免。但他的父亲埃尔韦虽年仅24岁，出狱时已经满头白发。他的家族中被处死的、年纪最大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勒泽布。1750年他是路易十五的出版总监，曾冒着风险保护百科全书派的作者，保护启蒙哲人。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被禁止出版时，马勒泽布悄悄跑去给狄德罗报信儿，并妥善地收藏起百科全书的全部稿件。而且他巧妙地帮助卢梭出版他的著作，卢梭这个有被迫害妄想狂的人，却一辈子感谢马勒泽布。这位老人有三个孙女，一位嫁给了夏多布里昂的哥哥，一位嫁给了埃尔韦·托克维尔，也就是阿里克赛·托克维尔的父亲，所以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是远亲。托克维尔的这位外曾祖父是他内心中的榜样。这位老贵族是一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同时又保持着对波旁王朝的忠心。但这个忠诚不是佞臣的趋炎附势，而是一位诤臣，在为国王服务时，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1775年，他致信路易十六，反对解散税务法院，他在信中说：“任何一个公民单位，或社会，都保留有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国王最初始的宪章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追溯得更远，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理性权利。但是陛下，它从您的臣民那里被夺走了。我要冒昧地指出，在这一方面，政府像顽劣的儿童一样不知节制”。

问：这位老人真够勇敢的。

答：更勇敢的还在后面。当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特别法庭受审判时，马勒泽布坚决要求充当路易十六的律师，为路易十六辩护。他当时心存希望，以为路易十六至少会保住性命。但在审判进入最后阶段时，他明白罗伯斯庇尔不会放过路易十六，所以他在致最后的结辩词时，泪流满面。罗伯斯庇尔站起来说：“我原谅马勒泽布先生为路易流的眼泪，但是我要告诉他，国王必须死”。事后，人们都劝老人逃离法国，那时逃离还相对容易。但他坚决不走，他心想，万一王后玛丽·安多奈特被审，他也许能帮上忙。果然革命法庭没有放过这位老人，1794年4月，他被捕了。在他被从法庭带往刑场时，因双手被绑住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他平静地说了一句话：“真不是个好兆头，罗马人再不能前行”。他是至死都以古罗马英雄为榜样，现在他的雕像竖立在巴黎大法院的中庭，作为律师的榜样。

问：马勒泽布的英雄气概，他的曾外孙托克维尔是牢记在心的。

答：是这样。托克维尔自己说：“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在托克维尔身后的文档中，有一张纸上，记着这样的话：“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永不会忘记”。我们今天介绍的托克维尔这个苦难的贵族背景，对理解他今后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都极为重要。

［提要］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制度和法律首先要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但是在集权社会中，以自由的名义却可以彻底剥夺人的自由。专制统治者并不直接否定自由这个概念，只是他们的自由观是以人民、国家、阶级、党之名，剥夺个人自由。

问：上次你讲了消极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石，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干涉他人自由的行为呢？

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因为在柏林提出两种自由之后，有重要的思想家，比如剑桥学派的思想史家斯金纳，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都对这两种自由概念有自己的分析解释。不过我们今天谈积极自由，主要是在贡斯当对现代自由的捍卫上，也就是如何才能避免他人，这个他人可以是僭主，可以以国家、阶级、人民的名义，来任意剥夺个人的自由。所以柏林把积极自由归结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请听友们注意，柏林在这里问的关键，是为什么、凭什么有人可以去决定他人该如何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思考、言论、价值和道德选择。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一个人如果他的行为，只是由自己所发并指向自己，也就是说他的选择只关乎自己不受别人干涉的行动自由，那么他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消极自由的选择。但若他要把他的选择，他的信念推己及人，去干涉他人的行动，那么他就是积极自由的实践者。在我们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些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区别。比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算作一种消极自由的态度。而他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有些积极自由的味道了。

问：那么一个人自己的认知，自己的选择，又怎么能转化为对别人的干涉，对别人的自由的剥夺呢？

答：柏林是把这个根源一直追到柏拉图、黑格尔。我们举黑格尔哲学为例，在他看来，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认识过程，所谓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人不认识必然规律时，人是盲目被动的，一旦他认识了必然规律，他就能把握和控制自然或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时，他就是自由的了。但问题就出在谁是这个认识必然的主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认识主体，人，改造成具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改造非同小可。在黑格尔那里，人是普遍的、抽象的一般人。他总是在普遍精神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认识和人的自由。而马克思却把认识必然从而获得自由的能力，交给了一个阶级，把普遍的人具体化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定阶级，而且断定这个阶级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一旦这个革命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投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仿佛就有了天然的特权，他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历史命运，他可以规划未来，为人类历史指明方向。到了列宁斯大林时代，这个特殊的阶级先锋队，就成了掌握宇宙真理，代表了人类前进方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听友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起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的宣传用语，什么“先锋队”，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三个代表”，用哈耶克的说法，这些都属于致命的自负。它的老根儿，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更要命的是，这套革命意识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它要侵入你的生活，消灭你的消极自由，改造你的头脑，让你信服它，跟从它，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就有了“三忠于”、“四无限”，有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表现恰恰是积极自由的表现。柏林总结道：“如果我们要了解积极自由的意义，则我们要问的是，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做，做什么？而不是去问，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或者自由地做哪些事儿？”

问：那我们为什么会接受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侵犯呢？

答：问得好。柏林对此有详细解说。他认为：“这一类语言之所以显得有理，是因为我们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或大众健康的名义，来对人施以强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是有理由的。因为群众若是在民智已开的阶段，他们自己也会去追求这些目标，如今他们没有去追求，只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或腐化。如此一来，我很容易认为，我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强制他的”。实际上，我们也是经常被这样教导的，像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生下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实际上说的是，只有党才明白我内心的理性的追求，才懂我的灵魂，用柏林的话就是，人们的：“内心里有某种奥妙的东西，某种潜在的理性意志，或真正的目标，这种奥妙的东西虽然被他们表面上的感觉、行动、言语所掩饰，却正是他们真实的自我。……一旦我采取这样的观点，就可能使我忽视人类或社会实际的愿望，借人们的真实的自我为名，并且代表那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时心里却坚持认为，只要是人类的真正目标，诸如幸福、责任之履行、智慧、公正社会，或自我完成等，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相吻合。而这自由，既是自由地选择他真正的，但却经常埋没而未得表明的自我“。听友们应该可以体会到，这种积极自由的态度会变成压迫人的专制制度的理论辩护，成为思想警察干涉公民自由的合法借口。所以柏林由衷地说：“没有人比贡斯当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正是贡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引发后来思想家对自由性质的深入讨论。正是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的分析，引发密尔、托克维尔等人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贡斯当对现在我们称之为消极自由的权利的捍卫，提醒我们注意，不受约束的权力，不论由什么人掌握，都会摧毁人的自由。柏林对贡斯当理论贡献的总结是：“唯有权利才是绝对的，而权力无论它多么强大，都不具有绝对性”。

［提要］ 如果宣称拥护人民主权却没有制度的约束，那么它丝毫不能保障自由。相反，它会成为僭政者野心的掩饰。以人民主权为名的公意，也可能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甚至可能成为“多数的暴政”的理论辩护。

 

问：上次你谈到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今天是不是详细地讲一讲？

答：好。柏林在分析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时说：“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条界限。这一道界限应当划在何处，极费争论”。其实，贡斯当清楚地划了这道界限。我来给听友们引述一下他的说法：“全体公民享有主权的含义是，除非得到授权，没有任何个人，任何派别，任何有偏向的联合体，能够僭取主权。但是也不能由此就认为，全体公民或者那些被他们授予主权的人，对个人的存在能够全权处置。相反，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然仍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它有权置身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主权只是一个有限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存在的起点，是主权管辖权的终点。社会跨过这一界限，它就会像手握屠刀的暴君一样邪恶。……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同意并不足以使社会的行为合法化，有些行为是不可能得到赞同的”。贡斯当的这个论述极为精辟、准确。我们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种全国范围的疯狂，对毛泽东万众一心的崇拜，并不给这种全民参与的罪恶以合法性。所谓群众专政，也不能让那些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正当化。

问：所以，贡斯当才批评卢梭的公意说。

答：对。贡斯当认为卢梭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看出人民主权背后的公意并不必然是自由的保障。为什么呢？因为贡斯当看到，当个人把自己的所有权利都交给共同体时，他仿佛与共同体签了一个自愿的契约，这样他就与这个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在人格和权利上平等了。但其实，这个共同体是抽象的，而每一个人是具体的，把具体的人变成一个抽象共同体中的因子，个人就虚无化了。而且，一旦这个抽象的共同体要具体化为一个行动的主权者时，它就必须由具体的一小部分人运作权力。因此：“他是让自己服从于以全体名义行事的人。由此可见，我们作出了全部奉献之后，并不能取得与全体平等的地位。因为某些人会从其他人的牺牲中，获取独享的利益”。这是贡斯当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中，从拿破仑军事帝国的统治中得出的教训。

问：你在前面讲卢梭时，提到了卢梭有”强迫人自由"的想法。

答：对，这正是贡斯当不能同意卢梭的地方。被强迫的自由不是自由。贡斯当指出：“一旦主权不受限制，个人在政府面前将无处可逃。即使你声称要让政府服从普遍意志，那也是徒劳。总是他们在支配着这种意志的内容，而你的所有戒备全都无济于事”。所以他大声疾呼：“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权力，都会成为非法的权力。公民的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享有财产及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没有任何权力能够对这些权利，提出异议而不会败坏自己的声誉”。贡斯当在这里规定的几项个人自由，就是现代自由的核心。这些自由使个人不必受公意的胁迫，他有权说自己想说的观点，信自己想信的宗教，挣得自己的财产并随意支配它。和志同道合者组成自己的社团，去实现自己的追求。这些基本自由，就是柏林所要深入讨论的消极自由。也就是“在何种限度内，某一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所能做的事儿，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而不受别人的干涉”。那么什么是这种干涉和强制呢？柏林接着指出：“强制意指某些人故意在我本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内，对我横加干涉。唯有在某人使你无法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说，你缺乏政治自由”。听友们应该知道，被剥夺了消极自由的人，就是奴隶。因为这种对消极自由的剥夺，一定要凭借权力的专横，凭借暴力来实现，而如果我们连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都被剥夺，那我们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像柏林所说：“我们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才不至于否定掉我的本性”。也就是说，保有了消极自由，我们才可以算作人。

问：可是我们知道在那些专制国家中，人民确实保不住自己的消极自由啊。

答：是啊，特别是在那些列宁式政党控制的国家中。党国体制不允许有任何脱离它控制的个人自由。言论自由被不许妄议和恶毒攻击罪彻底扼杀。宗教信仰由国家监控，任何私人出版物都不被允许，结社组党更是大罪。老百姓除了默默接受管制，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在这种剥夺了消极自由的暴政之下，人只是服务于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只是党国的奴隶。而党国永远理直气壮地宣称，只有它能代表你，教育你，拯救你。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讨论的积极自由问题。

［提要］ 贡斯当分析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别，引发当代政治思想史界对自由概念的进一步讨论。柏林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观念，深化了贡斯当的自由观，但也引起一些争论。消极自由的保障是什么？如果我们断定只有共和代议制政体能保障消极自由，那么为获得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形式，不是必然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积极自由的投入吗？

问：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主要表现为政治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又如何保障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呢？

答：问得好。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先看贡斯当怎么说，再看柏林怎样深化这个问题。贡斯当指出：“在古代的组织中，人们越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贡献于行使政治权利，他们便越感到自由。与此相反，就我们可以享有的那类自由而言，政治权利的行使，为我们私人利益留下的时间越多，自由对我们就越珍贵”。因此贡斯当提出，国家政治生活需要代议制度，他用简洁的话说：“代议制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去亲自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他还打个比喻说“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儿，富人雇佣管家”。听友们在这里要注意，贡斯当论述现代自由的两层意思，第一，现代人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容许外在权力管制。第二，政治权力要交给由公民选择授权并加以严格监督的政治代表行使。这就在两方面保护了私人自由，一是在个人自由的领域内，要坚决排斥外在权力的干涉，一是在个人政治权利的领域内，由自己的代表进行政治活动，使公民个人有更多的时间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去做。应该说，贡斯当是相当清醒的，他指出：“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问：看起来贡斯当已经注意到，两种自由有区别又有联系。

答：是这样。所以柏林，这是一位极重要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在二次大战之后，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他注意到：“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个范围被僭越，个人将会发现自己如身陷囹圄般无法发挥自己的天赋能力。而不能施展自己的天赋能力，则根本无法去追求那些善好与神圣的目的”。他要仔细规定一个范围，一个领域，在这个限度之内，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涉和禁制。他称这种自由为消极自由 negatif liberty。同时他还指出，与这种消极被动的自由相比，还有一种自由，那就是渴望积极行动，做自己行为的主人。再进一步，这个积极主动的自我的自由，不但要做自己的主，还要做他人与外界的主。柏林把这种自由称作积极自由 positif liberty。这种自由是一种参与的主动行为，所以他一定会表现在对政治权利的争取之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自由看作不要做什么的自由，和要去做什么的自由，把它看作个体被动与主动的状态。在英文中就是free from …... 和 free to...... 的区别。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柏林对自由的这个区分，是受贡斯当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区分的启发。柏林说：“自由与隐私权最雄辩的维护者贡斯当，忘不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独裁，他宣称，至少宗教、观点、言论自由和财产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不容横加侵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消极自由是对权力的限制，是对一切专制暴政的防范，它宣布了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个体，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之事，他都可以选择去做。他的私人空间不容任何权力的侵犯。

问：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要获取某种权力的自由？

答：积极自由的问题比较复杂，你的理解大致是准确的，但是还需要加以解释。因为贡斯当把古代自由看作是个人拥有政治权利 right 和决定城邦事务的权力 power 。拥有权利 right 和掌握权力 power，几乎是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贡斯当认为，人民的普遍意志，授权给某些人，他得到的这个权力是合法的。如果权力失去普遍意志的认可，用我们中国人爱说的话，叫失去民心，那么它就不再合法。所以贡斯当会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按照这条标准，凡不是由人民的普遍意志授权，而凭借暴力维持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但是我们知道，所谓共和国必定要依据人民主权建国，现今大多数专制暴政国家，也都叫共和国。从前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现在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从当下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贡斯当的洞见。他200多年前指出：“抽象承认人民主权，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价值”。“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扔给人类社会一个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造成一项罪恶”。随后，他指出：“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词。但是这些颂词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这个谴责不可谓不强烈。但是贡斯当从来不否认卢梭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本心。他相当尊重卢梭，但是在碰到理论问题时，碰到对真理的追求时，他是毫不妥协的。这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我们只要想想所有的专制暴政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最经常地把人民放在嘴上。凡事都要以人民的名义，可真正的人民在权力的傲慢面前等于零。下次，我再给听友们讲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和积极自由的概念。

［提要］ 古代人以捍卫城邦，参与城邦政治来享有公民自由。同时，也以压制个人自由，以集体的专断剥夺公民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谓“没有了国家，你什么都不是”，是一句愚蠢邪恶的话，它为一切以国家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的罪行背书。

问：上次你留下一个伏笔，为什么对古代自由的模仿，会在现代社会中剥夺人的自由？今天，你是不是可以给听友们解释一下。

答：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就面临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我们在前面讲卢梭时，已经给听友们介绍过，有些人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公意说，契约论，给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比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创始者。但是，最早看出卢梭公意说有可能用来为专制政权辩护的人是贡斯当。我们知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由于结成契约关系的个人，是自愿向社会共同体交出了自己的权利的，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因此他才放心大胆地去论述主权的不可分割。他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政治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意所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贡斯当看到卢梭这种说法，使一个政治体，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可以拥有侵犯个体的权力，才指出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区别。贡斯当说：“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贡斯当批评的不仅是卢梭，他更严厉的批评矛头所向是马布利。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从马布利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灵感。正是马布利宣称：“我拥护斯巴达人的做法，以贫困、自制、节制和勇敢自豪的斯巴达人是幸福的”。马布利的理想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国家严厉地监视着每一个人，让人人都过一种禁欲的、没有个人享受的清教徒生活。

问：他的这些理想在苏俄和中国的共产制度下，已经实现了不少啊。

答：是的，我们就亲身经历过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但是贡斯当却看穿了马布利学说的实质，他指出：“马布利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了自由。他谴责人的独立性，希望法律管制瞬息万变的思想与意见，毫不留情地监视人们，不给人们留下任何逃避其权力的避难所。他像憎恶自己的敌人那样憎恶个人自由”。但是贡斯当并不是为了和卢梭、马布利展开论战，而是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极端派，比如热爱斯巴达的罗伯斯庇尔，把卢梭和马布利对公意的推崇，对个人生活的鄙视，变成了严苛的法律。甚至依照卢梭的宗教思想，设立了“至上崇拜节”。于此同时，却是断头台林立，血雨腥风遍布法国。雅各宾党人以无比热情的理想主义和追求自由的决心，造成了大恐怖的时代。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为获取自由该付出的代价。贡斯当眼看这种以自由为名的新暴政，在法国大有市场，所以他奋起疾呼：“个人自由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他说：“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是不可缺失的。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轻而易举了”。请听友们注意，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在苏俄式的共产专制制度下，意识形态宣传最喜欢宣扬集体主义，爱党爱国。他们要管控个人的一切空间，从日常生活到头脑思想。正是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也同时剥夺了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力部门甚至可以低俗为借口，禁止人们开玩笑，但问题在于谁有资格来判断什么是低俗，更不要说老百姓天然就有“低俗”的权利。这是纯属个人空间的事情，侵入这个空间，就是对人身自由的侮辱和剥夺。

问：其实当权者说老百姓低俗，可一旦这些人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落马，揭出来的事情都是些男盗女娼。

答：所以贡斯当回说，政府越没有权力去干涉个人自由，自由才越有保障。他提醒人们注意：“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和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这一点我们从当前民主国家的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中，看到了这种危险。贡斯当从两个方面来设想防止这种危险。第一，他坚持国家一定实行代议制度，大众委托一些人代表自己的利益行使权力，同时“也必须对他们的代表行使一种积极而持续的监视，必须保留权利，以便当代表背弃了对他们的信任时，将其免职，当他们滥用权力时，剥夺其权力”。第二，他反复强调政治权利是个人绝不能忽视的，因为离开政治自由，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各类自由，便不可能有切实的保障。他告诫说：“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就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

问：其实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并没有要人们忽视哪一种自由，对他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答：你看得很准。他在演讲结束时特别强调：“我们绝不是要放弃我所描述的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必须学会将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他还指出，那种能使公民升华到更高的道德境界的制度，才是更好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又回到了古典政治理想。

［提要］ 本杰明·贡斯当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毫不动摇的信仰，源于他对自由理念的清晰了解。他对自由这个人类思想史上重要的观念，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使个人自由的理念立基于最日常，从而也是最坚实的现实之上。他的分析指明，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剥夺个人自由。

问：自由这个观念是启蒙时代各个思想家都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说贡斯当在这个问题上更深入了一步呢？

答：启蒙哲人对自由的阐述，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听友们可能能够回想起来，但是我提醒听友们注意，启蒙哲人的阐述，往往是集中在某个具体的领域，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命题，比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但是对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却未加以深入探讨。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自由就是不受外界他人强制，而依自己的愿望行动，像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就是自然而然地把不自由同外在强制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自由本身却很需要考究一番。贡斯当1819年，发表了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就是对自由本身作历史性的考察。他在演讲中，首先就提醒大家注意，实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自由，古代的自由与现代的自由，却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区别。他所谓的古代的自由，就是希腊人的自由，现代自由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获得的自由。贡斯当为什么要区分这两种自由呢？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中造成无数人头落地的雅各宾专政，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古斯巴达的政治体制，而这个模仿变成了最凶残的暴政，在贡斯当看来，真正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是代议制政府，而这种“我们今天赖以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

问：那什么是古代民族所享有的自由呢？

答：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主权。例如，他们可以在市集广场讨论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财务、批评罢免执政官。这种自由权利，实际上是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享有完全的权利。这是因为古代城邦相对狭小，公民数量有限，日常劳作由奴隶承担，所以每一个公民有条件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但是，贡斯当立即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他举古斯巴达为例，音乐家不能在他的七弦琴上多加一根弦，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去看望他的新娘。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苏格拉底因为讲课而被判处死刑的例子。作为公民，在公共事务中，苏格拉底是自由的，作为个人，他却无权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哲学。那么，什么是现代人的自由呢？贡斯当作了一个总结，第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和虐待的权利”。第二“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挥霍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是由而迁徙的权利”。第三“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第四“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通过当权者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问：看起来这是文明国家宪法中都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答：是的。但规定是规定，这些权利能否实行，是否有保障，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却是另一回事儿。比如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些权利都是宪法条文，但我们也知道，它几乎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一条能够实行。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下面再分析。在这里我们还是先谈谈，贡斯当为什么要区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贡斯当引用孔多塞的名言：“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古代人的自由是政治性的权利，个人对社群是完全服从的，他们的自由是集体性的。而在现代社会，私人生活的领域出现了，我们有了私生活这样的概念。贡斯当认为，与古代人相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生活中是独立的”。在古代社会，“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而“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淹没在广大民众之中，他几乎从来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响，他个人的意志也不会给整体国家的决定，提供任何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影响。因此他的政治权利实际上是被稀释在广大民众之中了。于此相反，他个人生活的私人空间却无比地扩大了，所以他的自由反而更直接地体现在私人生活的领域。贡斯当断言：“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利，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保障称作自由。

问：贡斯当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我想大家都能体会到这种区别。

答：贡斯当接下来就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种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他这是在批评雅各宾专政干涉私人领域，滥杀无辜的罪行。但是，他还是认为，大革命中对古代社会的模仿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这个人就是以斯巴达人为榜样的。但为什么对古代自由的模仿，会成为对自由的彻底剥夺呢？我们下次再讲。

［提要］ 本杰明·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是十九世纪自由理念的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捍卫者，也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将他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并列，认为他的思想是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在法国的表达。他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区别的分析，又启发了以赛·柏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

问：前面你已经介绍过贡斯当对僭政的分析，这和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关系吧？

答：当然。僭政统治的要害，就是剥夺人的自由。贡斯当心目中的僭政，一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一是压制个人自由的拿破仑帝国。贡斯当这个人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他的性格有些特殊，为人处事很不稳定。看他的行为，总觉得他有点儿魂不守舍。在奥赛博物馆学院派画廊中，有莎夏尔绘的一幅贡斯当的肖像，是他晚年功成名就之后的形象，很是庄重威严。但他年轻时可绝不是这个形象。我还是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贡斯当的生平。他是1767年出生在瑞士的洛桑，但是他的祖上是逃避法国宗教迫害，移居瑞士的加尔文派教徒。他父亲是一位贵族，极重视教育，所以贡斯当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1782年到德国读书，不到一年就转去了英国，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读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英国因素，就来自他青年时代在英国所受的教育。听友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过，法国启蒙主义者对英国政治思想的汲取吸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英国通信》其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受到英国思想的影响。从个人经历来说，贡斯当是个问题男孩儿，他的性格和他的名字正相反。本来贡斯当这个词，是稳定持久的意思，而他却最是容易摇摆不定，因为他有出生创伤。他的母亲生下他后就染病去世，使贡斯当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总希望能找到童年丧失的那种受人照料、呵护的感觉。《雷加米埃夫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丝·瓦日纳说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比他年长，比他强势的女人的爱情，至少在他面前要强势。于此同时，他又只想着摆脱这种掌控，可没有这种爱，他其实活不下去”。这是说到点儿上了。

问：那他这一生，一定和女人纠缠不清？

答：对。和他保持爱情关系最长，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就是斯塔尔夫人，这位当年欧洲首屈一指的才女。他俩可以说是一对儿欢喜冤家，彼此精神上欣赏，生活上冲突，虽然共同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还生有一个女孩儿，但又终日吵闹，互不信任。贡斯当受斯塔尔夫人的影响很深，从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到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斯塔尔夫人点燃了贡斯当的天才之火。斯塔尔夫人创造出科丽娜这个追求爱情的自由女性形象，贡斯当创造出阿道尔夫这个性格消极又充满幻想与激情的男性形象。帕特里克·科尔曼在小说《阿道尔夫》的导言中说：“贡斯当的描述，对一个感到生活极度空虚，极度怀疑自己感情，以至于发现自己无力承担任何个人或公共义务的男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生渴望情感满足的贡斯当，其实很早就结了婚，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冯·克拉蒙女士，当时贡斯当在布伦瑞克这个德意志小公国的宫廷中供职，生活乏味、孤独，结果他娶的这位女士和他全不对路，很快就离了婚。随后，他和一位出生在荷兰的小说家伊莎贝尔·德·夏里艾发展出一段心心相印的关系，但当他认识了斯塔尔夫人之后，就完全被她的才华和性格慑服了。在斯塔尔夫人和拿破仑的冲突中，贡斯当是完全站在斯塔尔夫人一边，甚至追随她去流亡。不过他天生的性格不稳定，时常让他情绪波动，而斯塔尔夫人虽说能在精神上启发他支持他，却无法给他女性的温柔呵护，这却是贡斯当内心深处的渴求。结果贡斯当经常自暴自弃，甚至沾上了赌博的毛病，弄的自己负债累累，这时他遇到了夏洛特·冯·哈登堡，这是他十年前的老情人，在她身上贡斯当重新发现了他想要的东西。

问：贡斯当的小说《阿道尔夫》是不是受这段爱情经历的启发？

答：可以说是，又不全是。他是把他一生所经历过的各种女性糅合到一起，创造出埃雷诺儿这个形象。不过在他写小说之前，已经开始研究政治自由问题。1806年他就完成了《政治原则》一书的初稿，同时斯塔尔夫人的控制欲让他苦不堪言。在他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许多对斯塔尔夫人的怨言，有的还挺恶毒。终于，他偷偷和夏洛特结了婚，斯塔尔夫人知道之后，两个人终于分了手，当然这只是结束了情人关系，却仍然保持了友谊。拿破仑兵败俄罗斯之后，他发表了《征服的精神与僭主政治》。拿破仑垮台后，他幻想能帮助复辟王朝，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百日政变拿破仑重新上台，又召他起草新宪法。拿破仑再次垮台之后，他干脆去了英国。在复辟王朝时期，他发表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以他成熟的自由理念，充当议会中的自由派代言人。1830年七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登上王位，贡斯当满心希望能通过路易-菲利普实现他的君主立宪理想，确立法兰西的自由。不幸突然去世。政府以“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之名，为他举行了国葬。瓦日纳说他：“像个未出师的日耳曼留级生，高个子，笨手笨脚，背微驼，高度近视，苍白的眼神藏在有色圆框眼镜后面，更不要提他那种无法模仿的笨拙，总之是个倒霉鬼。可是多么才华横溢，敏锐的才智，鞭辟入里，一肚子学问藏在这个丑陋的外表后面”。圣-伯夫后来说他：“才智，才智，永远是才智”。下次我再给听友们介绍他的才智。

［提要］夏多布里昂一生著作等身，但对后世最有意义的著作是《墓畔回忆录》。这部书写了三十多年，记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考，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化、外交、社会、人物栩栩如生的画卷。圣·伯夫称，仅此一书，便足以使夏多布里昂不朽。然而在这部书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在支持、鼓励着他完成这部著作，她就是当时法国社交界美人中的美人雷加米埃夫人。

问：达维德是不是给这位雷加米埃夫人画过一张像？

答：对，现在这幅画就摆在卢浮宫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廊。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这个人情感动荡起伏极大，如果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时常安抚他，给他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那么他很可能不能几十年坚持不断地写完这部书。因为他的写作受外界刺激而来，因外界刺激消失而去，比如说，他花了很大精力写成《试论古今革命》一书，但是他母亲去世，并且传话给他，希望他重归基督教的怀抱，他一下子要停止《试论古今革命》的出版，认为这是一本无意义的书，因为它不符合他母亲的愿望。而且当他知道传话给他的姐姐也去世了，他一下子就决定要全力研究基督教。他自己说：“这两个从坟墓传出的声音，令我吃惊。我哭了，我信了，成了基督徒”。夏多布里昂曾对拿破仑抱有希望，认为他可以平息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把法国引上正轨。但1804年拿破仑绑架枪杀了昂甘公爵，他是波旁王朝可能的继承人。夏多布里昂就此和拿破仑彻底决裂了，因为一个老贵族的荣誉感使他不能忍受对波旁王朝的冒犯，特别是拿破仑使用了绑架这种卑鄙的手段，从此以后他就永远处在政治斗争和文学创作的撕扯之中。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百日政变，直到七月革命，他都身处风暴中心。1811年底，他开始撰写《墓畔回忆录》，第一章“狼谷”的截稿是1811年12月31日，这正是他和雷加米埃夫人重逢的日子。

问：你是不是给听友们介绍一下雷加米埃夫人？

答：好。雷加米埃夫人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甚至欧洲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她有一段离奇的婚姻，当时在大革命的混乱中，人人都没有安全感，革命党人随时可能把旧时代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送进监狱，没收财产。所以在她16岁那年，她嫁给了雷加米埃先生，但这是为了掩人耳目的假婚姻。这个女孩子其实是雷加米埃先生的私生女。这一纸婚姻合同可以保证，万一雷加米埃先生出了意外，他的财产可以转到他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的女儿手中，使财产得以保全。结果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的父亲，让他名义上的妻子，他最疼爱的女儿可以有钱建立一个接待法国各类精英的沙龙。雷加米埃夫人极美，当时人称“美人中的美人”。夏多布里昂曾经形容她的外貌有如拉斐尔笔下的圣母。雷加米埃夫人性格极好，善良聪慧，又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当时在她沙龙中 出入的几乎是巴黎整个上流社会，而且这些人往往不是同一个政治派别的，有拿破仑家族的成员，也有波旁王朝的老贵族，自由派，保皇派，立宪派，都能在她的沙龙中平心静气地谈论自己的观点。后来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人，如斯塔尔夫人，贡斯当，夏多布里昂成了这个沙龙的核心。雷加米埃夫人对朋友忠诚不二，不管你是权势在手，还是落魄倒运，她都给以深厚的友谊。在朋友有困难时，她尽其可能一伸援手，甚至为了和斯塔尔夫人的友谊，得罪了拿破仑，被拿破仑流放。她勇敢、平静地接受了流放，却不改变对朋友的忠诚。这里的故事就太多了，听友们可以去看国内新出版的雷加米埃夫人的传记，书名叫《绝代有佳人》。雷加米埃夫人是夏多布里昂的红颜知己，两人在近三十年中相知相爱。正是在雷加米埃夫人的支持帮助下，《墓畔回忆录》得以完成。这部传世杰作中，有专门写雷加米埃夫人的一卷。而且夏多布里昂曾经想把这部书题献给雷加米埃夫人，只因雷夫人的谦虚、反对才作罢。

问：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心中的楷模就是雷加米埃夫人。

答：这是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的。杰奎琳·肯尼迪曾在法国留学，读法国文学，所以她深知雷加米埃夫人的魅力。拉马丁这位大诗人曾说，雷加米埃夫人有一种“和谐美满”的个性。她在大革命前后的社会动荡中，坚守传统价值，绝不随波逐流，以一个女性的韧性支持着许多在政治斗争中遍体鳞伤的大男人。她的智力、审美感、判断力，让夏多布里昂受益匪浅。像夏多布里昂这样一个桀骜不驯之人，会向她坦诚“您改变了我的天性”。听友们需要记住，在18-19世纪的法国，沙龙是最重要的文化平台，而且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个沙龙就是一个创造、磨砾、发布精神产品的发布站，文人们在沙龙中交谈辩论，互相批评和互相吸取，成就了许多旷世杰作。法国文艺批评大家圣·伯夫曾经参加过由雷加米埃夫人在自己的林中修道院沙龙组织的《墓畔回忆录》的朗诵会。他记述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沙龙里，在那种神秘美感的笼罩下，没有人不被这美所触动，那是时间本身赋予的难以言传的力量。它也成了时间的缪斯，特别是那恰如其分的人性的美好，跟无上的美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馥郁芳香，吸引每个人，永不消失”。在夏多布里昂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每天下午他都会准时到雷加米埃夫人的住处，和她交流或者给她朗诵片段。雷夫人会平静地谈自己的看法，在夏多布里昂的最后岁月中，雷加米埃夫人一直在她身旁。如果夏多布里昂的一生是一幅暴风雨的画卷，那么雷加米埃夫人就是照彻那暴风雨画卷上的一抹平静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