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初期的户调征收额，史无明文，我个人认为大体上也是沿袭西晋的。西晋的户调，每户纳绢三匹、绵三斤，由于东晋初期江南地区蚕桑的养殖尚未普遍，户调以布而不以绢，故与田租并列，或称租、布，或称租、调6。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皇太后诏中，有“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基者，全除一年租布”(《晋书·孝武帝纪》)之语，租指田租，布指丁布(或户布)，至于绢布怎样折合，就无法稽考了。到了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又重定户调，下令:“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宋书·孝武帝纪》)在麻乡地区征收户布以外，还在浙东的蚕桑之乡征调绵、绢，“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 (《宋书·沈怀文传》.由于浙东农民蚕桑所得的丝、绢，数量不多，有时只好向市上购买绵、绢来缴纳给政府，囤积居奇的大族豪右，趁此机会，故意抬高绵绢价格，卖与自耕小农或贷与自耕小农，绢价高涨，“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丝一两，亦三四百” 《宋书·沈怀文传》。穷苦的农民，实在缴不起，“贫者卖妻儿， 甚者或自缢死”(《宋书·沈怀文传》，这样，即使过去生活过得较宽裕一些的自耕小农，也不得不陷入高利贷者的罗网里去了。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九年，浙“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宋书·前废帝纪》。刘宋政权不但没有施行赈济与减免租调，而且下令“听受杂物当租"(《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所谓“杂物当租”，也就是说，政府放宽剥削的种类，使农民在租米之外，搜索各种物资，如钱布或钱布以外的杂物等等，来折合租米，向政府缴纳，使政府不因旱灾而减少剥削收人。无怪这次东土旱灾，虽“病未半古， 而死已倍之”，要“并命比室，口减过半”(《宋书·孔季恭传》论) 了。到了南齐时代，又把这种杂物当租的办法法制化了。在齐武帝的永明四年(公元486年)，规定田租户调，二分取钱，一分取布。那时的布，每匹市价一百多文，政府的官价却规定为每匹五百文。当时钱币缺乏，农民只有布和米，没有铸币，为了完纳户调，不得不把已有的布匹以每匹市价一百多文卖掉，换了钱， 再向政府缴纳折合官价每一匹五百文的户布。这么一来，农民缴户调，如根据过去刘宋时的定制每户缴纳布四匹的话，在一分取布、二分取钱的折纳办法规定出之后，以每匹布市价一百五十文来计算，实际要缴到布十匹八尺九寸。这还不算，同时，农民向政府缴钱的时候，钱币还须轮廓完整，否则不收；可是那时的古钱，多被民间剪凿破损，轮廓完整的钱币，极其少有。农民需用当时流行的钱币一千七百文去掉换这种合乎规格的钱币一千文， 还很难换得到，这更迫使编户齐民的自耕小农迅速地失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