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 Jimmy。

最近重读《小岛经济学》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正在亲历书中描述的"通缩困境"场景。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小岛上，而是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小岛经济学》用一座孤岛、几位渔民和一张捕鱼网，生动地解释了储蓄、投资、生产力、货币流通等宏观经济概念。2024 年以来，“通货紧缩"这个专业术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人的视野中。房价下行、消费降级、工资增长停滞，人们一边说"钱越来越难赚”，一边又发现"越来越不敢花钱"。

书中有一段关键情节：渔民们因为对未来不确定而选择不消费、不投资，只储蓄鱼干。结果没有人建新渔网，没有人捕鱼，经济停滞，鱼的流通减少。这就是通缩最可怕的地方——消费推迟导致需求下降，价格下跌，收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钱表面上"更值钱"了，但经济越来越冷，机会越来越少。

让我们看看现实中的中国。最近一年，确实出现了多项通缩信号：CPI 多个月份为负，PPI 连续 20 多个月为负，房价持续下行，年轻人失业率高，工资增长停滞。降息、降准不断出台，但居民和企业仍然"不愿花钱、不敢借钱"。简单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钱不短、但信心短"的阶段。

这让我想到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泡沫破裂后的"失落三十年"。对比两国情况，我们发现惊人的相似性：房地产下行、人口老龄化、企业投资收缩、消费者期待价格更低而拒绝消费、货币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我们不是在重复日本的过程，但正走在极其相似的路径上。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小岛经济学》告诉我们，小岛最终摆脱困境的关键不是"更省"，而是投资新工具、激励消费与生产的正循环、建立信任、引导资金流入真正有产出的方向。

类比现实，中国要走出通缩泥潭，需要重建信心，让人们相信未来会更好；政府财政要更有为，加大基础设施与民生投资；避免过度依赖房地产，推动新经济领域发展；调整人口与城市化战略。

通货紧缩就像一个看起来不疼的病：你手里的钱好像更值钱了，但你找不到工作、房子卖不出去、商店里空荡荡。这时候，你不该问"我的钱更值钱了吗"，而该问：“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能让我把钱变成更有价值的生活？”

如果我们只看表面数字，而不关心整个经济机器是否在正常运转，就可能陷入"沉默的停滞"。但只要我们认清局势、果断行动，我们还不晚。

欢迎大家分享你对中国当前通缩趋势的看法，以及你是否也在犹豫消费、推迟投资？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 Jimmy 的播客。

这期节目，想和你聊聊一个看似遥远，却影响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主题——时间。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站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排着队准备踏上那条“0 度经线”。地上那条银色的线，人们争相合影，看上去就像某种神圣的起点。我戴着耳机，耳边正好播着 Pink Floyd 的那首《时间》，忽然间有点恍惚：为什么这条线在伦敦？不是巴黎？不是北京？不是世界的某个地理中心，而是英国的一个小山坡？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世界有二十四个时区，每个小时跨越十五度经度。北京时间、伦敦时间、纽约时间……但我们很少去想，所谓“标准时间”到底是谁制定的？“标准”又意味着什么？它真的公平吗？

在今天这个以效率为王的世界里，时间是最基础的秩序之一。但这个秩序的背后，其实是一段段历史和权力的痕迹。1884 年，一场国际会议决定，以格林尼治作为世界时间的起点——当时的英国，海权强盛，殖民遍布全球，自然也就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权力。

你可能觉得，那不过是一条线而已。但想想看，这条线的确立，影响了全球的地图、航海、列车时刻，甚至是你我每天的作息节奏。这不是科学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博弈的产物。

不仅如此，今天世界上的时间制度，其实充满了“例外”。中国地大物博，却全国统一用北京时间，新疆民间却另行其道；印度比标准时晚半小时，尼泊尔甚至再多十五分钟，仿佛在刻意拉开一点差距，表达主权；还有像澳大利亚、萨摩亚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刻钟”时区……这些安排的背后，不只是地理位置，而是文化、政治、历史的交缠。

科学让我们可以测量时间，但没法决定我们如何感受它。每个人对时间的体验，都是流动的、模糊的，有时让人焦虑，有时令人释怀。而那些看似统一的标准，很多时候只是方便某些制度运行，却未必符合我们的生活节奏。

那天傍晚，在天文台的山坡上看日落，太阳慢慢沉下去，我忽然明白：我们活在一个被“标准”时间主导的世界，却时常忘了，那个“标准”，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秩序、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隐性支配。

所以，我想借这期播客问你——我们是否还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去定义时间？在被安排好的节奏中，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由？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愿你在自己的时间里，走得从容、活得自在。

大家好，欢迎收听 Jimmy 的播客。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华为最新发布的一款折叠屏笔记本——MateBook Fold 非凡大师。最近在商场我也亲自体验了一下，说实话，这款售价两万多元的设备又一次把华为送上了科技舆论和创新的风口浪尖。

这台电脑宣传得很厉害，说什么“全球最轻薄”“自研芯片加持”。我现场摸了一下，确实科技感很强。但我在体验和查资料之后，发现这类高端折叠屏产品，其实远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创新那么回事，更多的是华为主动做出的市场策略、品牌升级，甚至是中国科技企业想要突围的一个缩影。

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体验，从几个角度来聊聊我对这个产品以及华为最近几年的折叠生态的一些思考。

2025 年 5 月，华为发布了这台折叠屏笔记本。主打轻薄便携和大屏办公，重量大约 1.16kg。最大亮点就是用上了华为自己的麒麟 X90 芯片，跑的是鸿蒙 PC 版系统。这标志着华为在笔记本领域已经实现了从硬件到操作系统的全链路自主。

参数非常“旗舰”：

• 麒麟 X90 自研芯片，10 核心，5 纳米工艺
• 32GB 内存，1TB/2TB NVMe SSD
• 18.3 英寸 3.3K OLED 折叠大屏，LTPO 技术，1600 尼特亮度

放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能和三星、联想这些旗舰折叠产品对标甚至超越。

其实，折叠屏笔记本不是华为第一家搞的。比如联想的 ThinkPad X1 Fold，华硕的 Zenbook 17 Fold，早就尝试过类似的形态，但都因为折痕、虚拟键盘、重量和软件适配这些问题，一直都像“概念机”，很难普及。

华为这次 MateBook Fold 的亮点，一方面是芯片、系统都自己做了，另一方面多形态适配也做得比较到位，还直接跟鸿蒙生态深度打通。但说实话，物理和生态上的痛点还是没法彻底解决。

简单说，这台设备有三种主要形态：

1. 平铺模式：完全展开成一块大屏，适合阅读、绘图和沉浸式浏览，但其实不太适合手持，用久了还得支个架。
2. 折叠模式：像传统笔记本，上半部分是显示屏，下半部分是虚拟键盘或触控板。日常办公、文档输入还行，但虚拟键盘手感和物理键盘差距还是很大。
3. 悬停模式：屏幕能卡在一个角度悬停，适合坐着用，比如视频会议，上屏放视频，下屏做笔记。听起来很科幻，但实际用下来，下屏的交互效率和空间都有点局限，还是不如传统超极本高效。

三种形态都能用，但每一种都有妥协。比如长时间办公，还是传统笔记本 + 显示器 + 键盘组合最舒服。

理想里，折叠屏笔记本最适合多任务协同，比如你要同时看资料、写文档，或者是创意设计、插画、视频编辑这类需要多窗口分工的工作。当然，移动办公和商务演示也能体现大屏优势。

但现实里，这些需求其实都有更划算的解决办法，比如用外接显示器、超极本。真正会用折叠屏笔记本的，更多还是极客、媒体和科技发烧友。

顺便说说，华为不光搞折叠笔记本，最近几年还密集推出了很多种折叠屏手机。有像 Mate X/X2 那样的横向折叠大屏旗舰，有 X3/X5 和 Pura X 主打轻薄和新奇比例，还有三折叠结构的 Mate XT 非凡大师，这些其实都是华为技术炫技和高端市场定位的一种延续。

这里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 技术突破窗口：面对外部制裁，华为需要用自研芯片、柔性屏、铰链证明自己突破了产业链卡脖子。
• 高端品牌与话语权：高端创新产品带来的品牌溢价和行业关注，是华为提升品牌护城河的重要抓手。
• 差异化市场策略：传统手机和 PC 市场高度内卷，折叠新品类利润更高，也能吸引喜欢新鲜感的用户。
• 带动生态进步：敢于率先大规模推折叠屏和鸿蒙系统，实际也是倒逼中国供应链和开发者生态进步。

说起来我对国产操作系统的进步真的感触很深。小时候家里电脑都是 Windows，后来用了苹果的 Mac、iPhone，觉得生态体验真好。大学装过 Ubuntu，玩过 Linux，但说实话，国产操作系统以前一直不被看好。

但这几年，华为敢大规模推自家的鸿蒙生态和自研芯片，即便面临外部压力，也让鸿蒙系统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这种“率先吃螃蟹”的精神，其实挺让我佩服的。

我们在看华为这些产品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们在技术上真的有突破，也要理性看清背后的品牌和市场策略。高价折叠屏、自研芯片和鸿蒙系统，不只是满足用户需求，更是为了占据品牌高地、卡位生态话语权。

这些创新产品短期内不一定能卖爆，但却能不断提升华为在全球高端消费电子领域的影响力和技术壁垒。放在中国高端制造业和自主品牌的大格局里，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华为的折叠屏产品不是为每一个普通消费者而设计的爆款，但它们绝对是中国科技企业向上突破、推动整个产业升级和品牌跃迁的真实写照。作为普通用户，我们既不需要盲目追捧，也没必要全盘否定。理性地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些企业的努力，或许更有价值。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播客，欢迎留言分享你对华为折叠产品和国产生态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析和个人观察，记得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 Jimmy 的播客。今天想带你一起走进一部让我越看越发冷汗、也越看越佩服的犯罪剧——《蛇惑》（The Serpent）。这部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在东南亚“嬉皮之路”上行凶作恶的连环杀手查尔斯·索布拉杰（Charles Sobhraj）的故事。

这部剧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泰国，像曼谷、清迈这些城市都频繁出现，还涉及到其他东南亚城市，比如香港（虽然严格来说不算东南亚，但剧中也有重要戏份）。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记得 2025 年中国演员在泰国被绑架到缅甸的新闻，其实这部剧早在 2021 年就已经播出，里面同样充满了绑架和失踪案件。巧的是，我也曾去过剧中出现的那些城市，所以看剧时格外有代入感。

他的绰号叫“毒蛇”，听起来像是那种很酷的反派，但看完剧你才知道，这个人的冷血程度远远超过了“狡猾”两个字。他不是靠武力，而是靠“人情味”杀人——主动帮旅客订票、带人逛市集、下厨做饭请客，最后却在水里下药、偷走护照、焚尸灭迹。被他盯上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怀着自由梦想、带着吉他和理想走上旅途的西方背包客。他是一个混血儿，我觉得他的装扮很有年代感，也很酷。

尤其可怕的是，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女友玛丽 - 安德烈·勒克莱尔（剧中叫 Monique）跟他一起生活，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被骗的，但她自己留下的日记却写着：“我知道我们做的是错的，但我更在意他有没有看我一眼。”那种依恋、那种自我催眠，让人看了真的说不出话来。

还有他的得力助手 Ajay，一个比索布拉杰更沉默也更执行命令的角色。他负责把受害者拖出去、处理尸体，看上去像是没什么主见，但你又忍不住去想，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挣扎？

剧集的另一条线，则讲述了荷兰外交官赫尔曼·克尼彭贝格（Herman Knippenberg）的调查过程。他原本只是个在曼谷工作的年轻文官，结果因为两名荷兰背包客失踪而介入，一查就是几十年。他顶着使馆的冷嘲热讽、牺牲自己的婚姻，靠着手写信件和打字机，一点一点拼出了索布拉杰的罪行网络。这种“一个人对抗系统”的设定，真的很打动人。

整部剧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讲故事，而是不断切换过去和现在，让你像拼图一样慢慢理解每个人的动机和转变。有些观众觉得跳跃太厉害，但我倒觉得，正是这种跳跃，让这部剧不只是“在讲案子”，而是在还原一场人性深渊的漂流。

更别说还有那些充满时代感的细节——曼谷街头、背包客的牛仔裤、尼泊尔赌场里混杂的语言……它不仅讲了一个罪案，也再现了 70 年代那个混乱、理想主义又充满危险的世界。

说到底，这部剧让我不停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真的了解我们身边的人吗？那些看起来友善、愿意帮忙的陌生人，真的只是“好人”吗？而当你意识到危险时，你会不会也像剧中那位美国女孩 Teresa Knowlton 一样，来不及逃跑，就已经身处毒蛇的怀抱？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感谢你一路听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在现实世界的“嬉皮之路”上走得更清醒，也更勇敢。

注：该播客由 NotebookLM 生成。

• 时间： 1887 年 7 月 21 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
• 地点： 山东成山头（又称成山角、山东高角）附近礁石。此地海域因礁多、流急、雾浓、风大，自古以来就是“海道极险之处”。
• 船只： “保大”号，轮船招商局所属，造于光绪元年，二年八月抵沪，成本十四万有零，以“舱阔船坚，利于行走”而常年行驶于上海、烟台、天津之间。事发时已运营 13 年。

• 7 月 19 日（五月廿九日）早 8 点，“保大”号自上海开往烟台、天津。
• 7 月 21 日（六月初一）凌晨 1 点半，船长毕德生根据罗盘判断已过成山头，且“时天色更为晴朗”，认为可安全前进，回寝室休息。
• 约 2 点，值班大副因“遇有霞雾”唤醒船长。船长上桥后，“响号筒二次，天色又是晴朗”，再次回寝室。
• 不到一刻钟，“忽闻篷面声响”，船长出舱查看，发现船已搁浅在礁石上。
• 据值班大副称，“在大雾里贴近成山头行驶”，当发现礁石时，虽试图避开，但因船速每小时十英里，已来不及。搁浅后船只固定不动。

• 搁浅后，“救护客人、行李及船货”有序进行。先用舢板将“船上所有妇人、小孩及年老之搭客上岸”，乘客“尚为安静”、“全获无恙”。
• 事发后，“近地方官亲来保护”，但“土人不肯受雇听使”。
• 天黑前，船长“率同众水手及小工数名”尽力抢救，但“仅得救起少许货物”。
• 当晚，因“此地土人甚凶暴”，且船只受损严重，船长“不敢派人住船上看守”，银舱内的约九千元银子及钞票均被水淹没，只能任船只搁置。
• 当晚，船长、船员及客人在成山头灯塔内住宿。第二天（六月初二日），派人陆路送信至烟台。

• 7 月 23 日（六月初三），盛宣怀要求北洋水师派出“威远”、“扬威”两艘军舰协助打捞。
• 由于捞救需“乘潮落之时”且“不时起雾”，打捞进展不顺，“仅捞得五十余件”，两艘军舰于 7 月 24 日（初四）返回威海卫。
• 7 月 28 日（六月初八），招商局总船长蔚霞奉盛宣怀之命，带潜水员、帮工乘“拱北”号前来。当日仅取出“铜钱、洋药”及“船上零星物件”。
• 第二天（初九），天气好转，取出“铜钱一百八十三包，及洋药三箱”，还有一些船只零件。
• 7 月 30 日（十日）上午，取出绞盘、锚等较大物件。下午风起，蔚霞查看货舱后，“不合算取出”、“不能设法”、“无从找处”，遂停止打捞，“将船头锚及铁链八十英尺遗在石上”。
• 7 月 31 日（十一日）早七点半，“保大”号突然下沉，“船身分作三段”，中段搁石，船尾入水。蔚霞见状放弃打捞，于当日下午与毕德生返回烟台。

• 乡民的打捞： 蔚霞等人弃船后，成山“东八村”乡民开始打捞漂浮物资。在乡民看来，“人弃我取”是正常行为，且多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 地方势力的介入： 荣成县城武举于廷诰组织武局弟子，企图占有这些物资。他们有官方背景，声称“浮财归公或失物归还原主”。
• 乡民与于廷诰团伙的冲突： 乡民拒绝交出打捞物，与于廷诰团伙发生冲突。乡民“奋然直上，夺其器械大半”，于廷诰等人落于下风。
• 知县的“调解”与“举报”： 荣成知县李文炳前往“调解”，经村民“跪禀”，李文炳“作保”，让于廷诰立下“永不滋事甘结”。但随后，李文炳向其上级（盛宣怀）发出了“举报信”，谎报村民捞取了大量财物，并夸大事实。
• 盛宣怀的介入与强硬态度： 盛宣怀作为招商局总办和东海关监督，是沉船货物的主人。他极力想挽回损失，相信知县的报告，认为“失而复得”是幸事。他不怕事情闹大，决定采取强硬手段。

• 8 月 12 日（六月廿三日），盛宣怀派出委员和兵弁 400 人到达成山，要求追回财物、追缴李文炳的“印结”、逮捕“凶手”，并“逼令各村交出制钱五千串赔偿船货”，无现金则“写立欠帖”。
• 乡民难以拿出巨额赔偿，盛宣怀向李鸿章报告，请求动武。盛宣怀强调“嗣后洋船再有失事，必酿巨衅”，以此触动李鸿章对涉外事件的顾虑。
• 李鸿章电示盛宣怀可调兵船及烟台守将孙金彪的“精队”前往，“稍示兵威”。
• 8 月 18 日（廿九日），盛宣怀、孙金彪亲率海陆军（包括北洋水师军舰两艘、孙金彪的“精勇”数百）声势浩大地来到成山。尽管丁汝昌对此不乐意，并告诫部队慎重行事，但军队仍展示了武力。
• 军舰炮口指向村庄，军队进驻村头，村民受到恐吓。动手打人的村民逃离，未逃走的所谓“赃犯”被捕，有的甚至被“立即割耳示众”。盛宣怀借此展示权力威风。
• 于廷诰在官府撑腰下，“凶焰愈张”，“霸据城门，捉拿东山人等”，勒索财物。
• 孙金彪所带的兵弁“队伍散漫，纪律不严”，趁机在成山一带的 8 个村庄里肆意劫掠。
• 盛宣怀见事态失控，于 8 月 20 日（七月初二）傍晚收兵，带回几个拘捕的海保、乡董，撤回烟台。

• 成山百姓的冤情通过各种渠道传至京师，有御史奏折参劾李文炳和于廷诰，并暗示对盛宣怀不满，要求彻查。奏折夸大了部分情节，但核心指向官绅勾结、扰害百姓。
• 盛宣怀得知情况后，设法化解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 9 月 28 日（八月十二日），朝廷下旨令山东巡抚张曜“秉公确查，据实复奏”。
• 1888 年 1 月 27 日（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朝廷下旨对事件进行处理。
• 官方结论（与事实存在偏差）： 奏称“保大轮船失事，沿海村民乘危捞抢”，村民“抗拒”，将于廷诰殴伤，并“逼令李文炳出具印结息事”。盛宣怀、孙金彪带兵查办时，村民仍“不交犯缴赃”，经过两日相持，才进村搜赃、带回滋事首从审办，“并无开炮轰击、骚扰毙命情事”。
• 处理结果: 提督孙金彪、道员盛宣怀被参纵勇扰民一节，查明“并无其事”，承审官员“亦无妄拿拷问等情”，毋庸置议。
• 荣城知县李文炳因“于村民聚众时，未能详晰开导，辄行给予息事印结”，属“庸懦无能”，革职。
• 武举于廷诰虽无“率众害民情事”（与御史奏折结论不同），但“平日声名甚劣”，斥革。
• 村民（海保、乡董）被定性为“乘危捞抢”、“滋事首从”，如周仁凤、王永祥、袁可符等被拘捕审讯。据《荣成县志稿》记载，70 多岁的周仁凤死于狱中。

1. 自然灾害与人祸的转化： “保大”号触礁本身是自然灾害，但在官员盛宣怀、知县李文炳和地方恶势力于廷诰的操纵下，演变成对无辜百姓的压迫和掠夺，最终酿成人祸。
2. 官商结合的危害： 盛宣怀兼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和地方官员（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他既是受害者（船东），又是拥有权力的官员。其“嗜财如命”的态度，以及利用权力解决商业损失的手段，是导致悲剧升级的关键。他将百姓的生命视为“草芥”，而只顾挽回自己的财产损失。
3. 地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 知县李文炳与武举于廷诰相互勾结，利用地方恶势力维持统治和谋取私利。在事件中，李文炳为邀功请赏而歪曲事实、向上级虚报，于廷诰则借机欺压百姓、勒索财物。
4. 强权对弱者的欺凌： 拥有军舰和武装力量的盛宣怀和孙金彪，毫不犹豫地将武力用于镇压手无寸铁的村民。村民合情合理的打捞行为被诬蔑为“乘危捞抢”，反抗恶势力的行为被定性为“滋事”。
5. 官场生态与“官官相护”： 尽管有御史仗义执言，揭露部分真相，但最终朝廷的裁决显示出明显的“官官相护”。权势更大的盛宣怀和孙金彪得以脱罪，而层级较低且未能有效化解危机的李文炳和声名狼藉的于廷诰成为替罪羊，无辜的村民则被惩戒。
6. 信息不对称与权力滥用： 知县向盛宣怀的虚报，以及盛宣怀利用其对上层的渠道（如李鸿章）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凸显了信息在权力博弈中的作用。拥有信息优势和更高权力层级的人，更容易操纵事件走向。
7. 百姓的困境与反抗： 面临生存困境的乡民，在被剥夺和压迫时会进行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微弱，但也迫使官方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并最终将事件升级到惊动朝廷的程度。

• 关于成山头的危险：“此石系紧靠成山头灯塔之北”，因其特殊地理形势，“为海道极险之处”，自古触礁丧生者无数，民谣：“成山头，成山头，十个船工九个愁。”
• 关于搁浅时的天气判断：“时天色更为晴朗，以为可以平安前进，故即下桥归寝。”
• 关于搁浅原因（大副）： “在大雾里贴近成山头行驶，伊及打望者一旦见石，虽即转舵左向西北以避，已无及矣。”
• 关于初期打捞限制：“近地方官亲来保护，惟土人不肯受雇听使。”船长“不敢派人住船上看守”。
• 关于盛宣怀对水师的不信任：“不给赏项有扣留物件等弊。”
• 丁汝昌对此的回应：“兵艘为人运转等事，非涉公事概不能装，即涉公事，断无讨赏之例。若以无赏遂即匿物，水师虽隘，行同市侩…”
• 关于乡民弃船后的行为：“乡民们开始行动了。这些纯朴的乡民，冒着生命危险，捞取一点物资，聊以补助本就艰困的生活。人弃我取，这在村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关于乡民与于廷诰的冲突：“民不畏死，奋然直上，夺其器械大半。”
• 关于知县李文炳向上级报告的动机：“如果这些财务为于廷诰占有，他则可分肥；若这些财务归了盛宣怀，他则可借机向上邀功请赏。”
• 盛宣怀寻求动武的理由：“嗣后洋船再有失事，必酿巨衅。”
• 丁汝昌对盛宣怀的提醒：“似亦慎审事机，相与因应，总以预筹日后结局地步为妥。倘有可善全之方，即不必过迫以威，恐因莠毙良。”
• 御史奏折揭露的问题：“该县知县李文炳平日信任该县武举于廷诰…事事倚为耳目…勒取财物，其奸淫情事更惨不忍言。”
• 朝廷最终裁决中对村民行为的定性：“保大轮船失事，沿海村民乘危捞抢。”
• 朝廷对盛宣怀、孙金彪的处置：“提督孙金彪、道员盛宣怀被参纵勇扰民各节，既据查明，并无其事…即著毋庸置议。”
• 朝廷对李文炳的处置：“实属庸懦无能，著即行革职。”
• 朝廷对武举于廷诰的处置：“惟平日声名甚劣，著即行斥革，以示惩儆。”
• 周仁凤的结局：“据《荣成县志稿》记载，70 多岁的周仁凤竟未能熬过这场无枉的牢狱之灾，就此呜呼哀哉。”
• 事件的讽刺结局：“真正动用军队、向平民炫耀武力的盛宣怀，则依然一手握拳，一手握钱，逍遥官场商场，风光无限。”

本次“保大”沉船案，从一起自然灾害，因为官吏的贪婪、地方恶势力的嚣张以及权力滥用，最终演变为对无辜百姓的残酷镇压，深刻揭示了清末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注：该播客由 NotebookLM 生成。

这本书是吴毅所著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这本书主要基于作者在“小镇”进行的田野调查，深入探讨了乡镇层面的政治运作和基层治理。

书中分析了一些关键概念和现象：

• 乡镇行政体系和干部挂村制度：讨论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如何通过压力和动员传递至村庄。干部挂村制度在连接政府与村庄、确保政策传达方面发挥作用，有时挂村干部甚至起到了领导村庄的作用。
• 政府在土地开发中的角色：书中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政府往往扮演着“土地商人”的角色。为了追求乡镇财政利益和发展，政府成为地方开发的主角，通过掌控利益实现机制，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利益分配原则。政府将土地收益的大部分用于缴纳规费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
• 基层治理技术：“擂”与“媒”：书中将“擂”和“媒”视为理解小镇政治的关键词。“擂”指反复无休止的督促或缠磨，是自上而下行政压力传递的方式。“媒”是一种重要的乡村治理技术，尤其用于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通过人际交往、感情投资，将公事转化为私人情谊来推动工作。对农民的“媒”则通过施以小恩小惠、收买意见领袖等方式瓦解集体抵制。
• 官民关系和农民的策略：书中探讨了官民互动中的复杂性。农民在与基层权力的利益对峙中可能采取“示弱”和“行蛮”等权力策略。作者认为农民有时看起来“刁蛮”或“扯横皮”，但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他们为应对特定社会现实和政策而形成的“特殊理性”。官与民、干与群之间的对立有时更多是“角色”对立而非“人际”对立，在日常生活中两者常常可以分开处理。
• 法律的地位和运用：书中观察到，在乡村社会中，法律常常被官民双方按需索取。对于治理者而言，法律是治理的资源；对于“无政治者”（如石场业主），政治（如上访）则成了反制治理者的武器。农民或业主在面临纠纷时，往往优先选择上访等非法律化的政策投诉方式，而非法律诉讼，这与法律救济成本高、举证困难以及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有关。
• 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角色与心态：随着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取消，村干部在经济上日益与政府关联紧密，与农民关系疏远。他们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腿脚”同时也是半独立的“经纪人”，借助位置的资源实现个人目标。乡镇干部则面临行政考评和晋升压力，其行为决策往往服从于紧跟上级政策的需求。
• “灰黑势力”的影响：书中提及“道上的伢们”或“灰黑势力”在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如聚众赌博、欺行霸市等。这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乡村政权正规化治理能力短缺所致。

总的来说，这本书通过对小镇基层治理的细致描绘，揭示了在转型期中国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科层制压力与人际关系、权力与利益博弈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注：该播客由 NotebookLM 生成。

《镜花缘》是李汝珍所著的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中国武则天（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年号光宅时期。虽然天下依靠唐朝的余荫大体无事，但武后尊崇武氏弟兄，荼毒唐朝子孙。

故事主要围绕几条线索展开：

1. 讨伐武后的尝试与后代传承：英国公徐勣之孙徐敬业与骆宾王起兵讨伐武后，但兵败。徐敬业、骆宾王将年幼的儿子（徐承志、骆承志）托付给偏将保护逃脱，并留下血书和檄文，嘱咐他们日后务必协助主上复位，继承父志。血书分别送往陇右节度使史逸、淮南节度使文隐、河东节度使章更，这些人都素有勤王之意，但兵力不足。徐敬业最终被刺死，骆宾王下落不明。一些余党和家眷逃往海外。
2. 百花仙子的贬谪与百位才女的降生：武后下旨命百花齐放，百花仙子因下棋耽误，未能及时奏请天帝，触犯了数百年前与嫦娥定下的罚约，被罚堕落红尘。后来，有一百位女性角色，她们是不同花仙子的转世。例如，百花仙子转世为唐闺臣。蜡梅花仙子转世为余丽蓉，人称“神弹子”。素馨花仙子转世为林婉如，人称“赛锺繇”。玉兰花仙子转世为司徒妩儿。这些才女贯穿了故事的后半部分。
3. 唐敖等人的海外游历：故事的重要部分描写了唐敖、其妹夫林之洋（以经商为目的）、多九公（一位博学的长者）等人的海外旅行。唐敖本身是读书人，喜好游历，对功名已无心，沿途教侄女婉如诗赋。他们游历了许多奇特的国家，如：
   • 君子国：这里的居民以互相谦让为美德，买东西时买家想加价，卖家想减价，“好让不争”。多九公认为“好让不争”是邻邦所取。
   • 大人国：居民脚下有云雾托着，行走不费力。
   • 黑齿国：居民全身漆黑。
   • 女儿国：林之洋在此被国王看中，被迫成亲，国王要他治河才肯放他回去。
   • 其他异国：如蛰喙乡、智佳国等，他们也经历了遇到强盗（余丽蓉用弹弓相助）、多九公展示医术（治疗世子箭伤、王妃的病，并借机学习韵学秘术）、收养义女司徒妩儿 等事件。他们还遇到了奇特的阵法（如斗水关的酒阵、无火关的无火阵、巴刀关的巴刀阵），这些阵法有各自的规则和禁忌，触犯者会被困甚至丧命。
4. 武则天开女科考试：武后颁布诏书，设立女子科举考试，选拔有才华的女性担任官职。考试分为县考、郡考、部试、殿试，授予不同的称谓和官职（如“文学秀女”、“文学淑女”、“文学才女”、“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对考生及其家人也有相应的奖赏。一些因故错过考试的女子（如史幽探等十人）甚至获准特别补考。众多花仙子转世的才女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在殿试后获得了功名。她们在京城聚会，进行文学交流、诗词唱和、行酒令、猜谜等活动，展现了各自的才华和性格。
5. 勤王复唐：徐敬业和骆宾王的后代（徐承志、骆承志）以及文隐、章更等人的子侄辈（文芸、章荭等），联合了众多人物（共 34 位公子），起兵讨伐武后。这些公子及其妻子（共 35 位才女）共同参与军事行动。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攻打关隘，如斗水关、无火关、巴刀关，并遭遇了奇异的阵法考验。章节列表显示最终勤王成功，唐中宗复位 [43, 第 100 回]。

总的来说，《镜花缘》是一部融合了海外游记、神话仙幻、女性才华展示、社会批判（如对科举制度、男尊女卑观念的探讨）以及勤王复辟等元素的章回体小说。它通过唐敖等人的游历展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以及对当时现实的反思，并以女性为主体展现了她们的学识和能力。

关于本此播客所讨论的内容有一篇更详细的文章，见北京小客车摇号政策十四年：成效、问题与未来出路。以下是文字稿。

大家好，欢迎收听几米宋的播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片言只语，皆是我见。

这是我的第一期播客！一直以来，我习惯在个人网站上写文章、分享见解，有时候也会发一些视频，但说实话，播客这个形式我还真是第一次尝试。这一次，我想换个方式，和大家聊聊身边的生活和观察。

那不如就从一个陪伴北京人 14 年的老话题——小客车摇号说起。这个话题争议很多，最近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北京小客车摇号政策十四年：成效、问题与未来出路》，已经发在我的博客“几米宋点 io”上，系统梳理了政策的演变、利弊和优化建议。

当然，播客不太适合细讲那么多内容，今天我就挑一些有意思的想法，轻松地和大家聊聊。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普通人，我经历了北京小客车摇号制度的完整周期：从“试试看”的随手一摇，到“中签比中彩票还难”的集体焦虑，再到如今“无车家庭”的政策红利与新能源车的高速崛起。

十四年过去，北京依然是全国最堵的城市之一。但这项政策带来的，不只是交通工具的配额，更是一种对城市治理的隐喻：它浓缩了时代的制度逻辑，也折射出公众情绪与阶层变迁。

首先聊聊这个政策的起点。

2010 年，北京汽车保有量逼近 500 万辆，尾气污染、交通瘫痪成为市民日常。于是政府推出了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摇号”。目标很直接，就是要给交通和空气质量“刹车”。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把双刃剑。

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挺乐观的。2011 年的第一轮摇号，中签率接近 10%。你可能随手一报，车就有了。但好景不长，到了 2020 年，普通指标中签率已经跌到不足 0.03%。摇号变成了拼运气——有人第一次就中，有人十几年不中。

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样的分配机制真的公平吗？机会平等听起来不错，可当你连起跑线都无法靠近，公平的幻象也就破灭了。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了“无车焦虑”。

于是，新能源指标登上舞台。

2014 年起，北京把新能源车指标单列，慢慢从 2 万、3 万提升到了今天的 8 万。一开始没多少人申请，后来一车难求。2024 年，新能源指标已经占到了全年配额的 80%。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想买车，可能只能先从电动车开始考虑。

但这不是故事的终点。

2021 年，北京又推出了“无车家庭”优先政策。本意是照顾那些多年没车的家庭，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波争议：单身人士怎么办？是不是逼大家为了个车牌去凑个家庭？公平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与此同时，车牌的灰色地带也逐渐浮出水面。

租牌、买牌、假结婚、司法黄牛、“背户大妈”……这些词听起来就像社会新闻，但它们真实地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北京车牌变成了一种新型身份象征——它不只是让你上路，更可能决定你生活的便利、职场的选择，甚至在相亲时有没有“加分项”。

那这些年限购真的缓解了拥堵吗？

说实话，有一些作用。比如 2011 年刚实行那年，北京少了几十万辆新增车。但根本性问题其实不是“车太多”，而是“路不够用”：

职住分离依然严重，城市道路密度远不如东京、巴黎，智能交通、信号优化这些基础设施跟不上。

限购就像一个紧急刹车，短期有效，但如果后面不加油改革，交通问题依然原地打转。

现在回过头看，政策在变，问题也在变。

2025 年，北京仍旧维持 10 万个年度指标，其中 8 万个是新能源。这说明限购暂时不会退出，但也暗示着一个方向的转变：从“你有没有车”，到“你怎么用车”。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也愿不愿，走向一种更公平、更有效的治理方式？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不用靠撞运气来决定出行方式？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这场关于交通、制度和公平的公共实验，已经悄悄重塑了我们的城市，也改变了我们对出行和生活的理解。

如果你也在经历“没车”“摇不上号”的焦虑，或者你有不同的观点、经历，都欢迎你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聊聊——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选择。

感谢收听本期播客。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订阅、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的下一期节目。我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