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政治受難者二代樹葉，從二代的角度分享她所看見的政治暴力創傷。她提到，小學一年級時就聽到大人在談家裡的政治案件，對每天上學時都要向蔣公銅像敬禮的她來說，那是一件非常震驚的事。樹葉曾試圖透過創作整理家族經歷，也曾試著與他人談論自己的經驗，但無論哪種方式，都需耗費大量精神與力氣，才能處理這個複雜議題。

受訪者馮暄諭，過去曾與政治受難者支持服務據點合作，擔任一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二代——C阿姨」的個案管理員。她分享C阿姨對家族記憶相當模糊，並不清楚父親受難的細節；即便如此C阿姨的生命歷程中仍處處可見政治暴力創傷的影響。

在原住民族的白色恐怖案件中，遭受政治暴力的族人，其創傷可能延續到下一代。受訪者彭仁郁曾多年與原住民族二代對話，在工作中她看見個案與原生部落關係的斷裂，個案帶著「放逐的創傷」在部落外生活，但內心仍渴望回到部落、與部落修復關係。

身處創傷中的政治受難者，可能會將傷害帶給最親近的家屬，使家屬也一同受傷。受訪者李映嫺曾與一對老夫妻一起工作——政治受難者老先生與他的伴侶才德夫人。她分享老先生身上的傷，如何化為一團帶刺的痛，並在工作中看見兩人間看似不尋常的緊密關係：老先生因自身創傷而不信任他人，以控制和精神暴力等方式施加在才德夫人身上，而才德夫人多年累積的痛苦，也找不到出口可以訴說。

受訪者彭聲傑曾在醫療現場遇到寧人——當時看起來穩定的思覺失調症患者。寧人不停向外界表達自己經歷過白色恐怖，但多年來他的行動卻常被簡化為精神症狀。彭聲傑透過多次談話，逐步協助寧人被肯認為政治受難者，看見他作為人的一面，而不僅只是有精神症狀的病人。

受訪者鄭雯璞曾在體制內擔任警察，後來因為希望好好照顧每個人的心情，而轉變成一位關注人權與轉型正義的助人工作者。她談到，政治暴力的影響不只落在當事人身上，受難者的家人與子女也承受一定程度的傷害，但這些傷卻往往難以被訴說與理解，如同隱形創傷隨著二代延續。

在白色恐怖時期，不只是一般老百姓，國家體制內的政府官員、軍人或其他人，也可能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對有軍人身份的受難者而言，他們可能遭受原本軍人社群的排擠，甚至背負叛國的壓力與污名，長期得不到理解與回應。

受訪者小花，曾在國家人權博物館擔任導覽員長達十年。她起初對臺灣歷史並不熟悉，對白色恐怖的理解也僅止於過去國高中課本所學。然而，在人權館十年的導覽工作中，小花累積了大量與政治受難者互動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