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人文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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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了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出版的《古代文选》。柳宗元是文章大家，不过再大的大家，也不可能出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精品。不是因为当年的评法批儒，我想，一般的文选不会选这篇文章。

文章很短，也很简单，就两段文字。一段是引用韩愈关于天的说法，占了全文的三分之二。第二段是柳宗元自己的看法，只占全文的三分之一。

关于“天”，韩愈是这么说的：

“现在，当人们遇到病痛、困苦、屈辱、饥寒交迫等，就抬头向天喊：‘为什么伤害人的人富足平安，帮助人的人反而命运多舛！’又或者责问老天：‘老天啊，你为什么让人陷入如此残酷、如此绝望的境地啊！’像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天’。瓜果、食品腐烂变质，便会生虫；人如果血气败坏、阻滞，就会发溃疡、赘疣、脓包、肿瘤、痔疮等，于是生虫；树木腐朽，蛀虫就生在其中，花草腐烂，萤火虫就会飞出来。这些现象，难道不就是事物败坏以后产生的吗？物质败坏，虫因而产生；天地元气、阴阳败坏，人因此而产生。一旦生虫，这些事物就败坏得越加厉害，虫咬、吃这些腐败的东西，在上面打洞，如此，虫对这些东西的祸害就越来越严重。谁如果能把这些虫消灭掉，他就是这些物质的有功之臣；谁如果让虫繁衍增加，他就是这些物质的仇敌。人败坏天地元气、阴阳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开垦荒野，砍伐山林，凿井饮用地下水，挖墓穴埋葬死人，开掘阴沟排放粪便，建筑围墙、城郭、亭台和楼阁，疏通沟渠、池塘，烧木头，炼金属，制陶器，琢玉石，使天地万物憔悴而无生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和作用。人这种对自然的破坏和扰乱从来没有停息过。人对天地元气、阴阳的祸害，不是比虫对物质祸害更厉害吗？我的观点是，有什么能残害这些人类，使人类天天减少，年年减少，他们对元气和阴阳的祸害就会减少，那就是对天地大大的有功劳；而不断让人类繁衍增长的，则是天地的仇敌。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天的这些道理，所以遇到困苦挫折就向天呼喊、向天抱怨。我认为，天听到这些呼喊和抱怨，对天有功的受到的奖赏必定很大，而对天有祸害的，受到的惩罚也是很大的。”

一千两百年前的韩愈比当代的绿色运动者激进多了！他认为人对自然宇宙的祸害如此之大，应该让人类消亡。现在人类普遍出现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愈地下有知，会怎么想？

韩愈是大文人，大思想家，但这段话中的逻辑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他首先说，瓜果食物等腐烂变质然后会生虫，继而又说虫会使瓜果食物更加腐烂变质，再继而说消灭这些虫就是对瓜果食物有功。也就是说，虫是因为瓜果食物腐烂变质而产生，并不是瓜果食物腐烂变质的原因。那么，有没有虫，瓜果腐烂变质的趋势并不会改变，消灭这些虫，对瓜果食物腐烂变质的趋势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则消灭虫这件事对瓜果食物也就无所谓有功和无功了。

这是因果归纳的混乱。这种思维的混乱，不仅我们的古人常有，现在许多人也会不意间认真地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平时在分析各类现象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最近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滞销，阳澄湖一带各个蟹市冷清萧条，没有了往年的熙熙攘攘。原因是半个多月来江南的这波新冠疫情，几个来自各地的人从上海到苏州考察古建筑和品尝大闸蟹，其中有人被确诊，有人核酸检测呈阳性。

现在，苏州人认为是上海人带来了疫情，上海人觉得是到苏州吃大闸蟹感染了疫情。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苏州阳澄湖畔的人们一边大骂上海人带来疫情，害得他们生意一落千丈，一边又盼着上海人来带旺大闸蟹生意，同时还担心上海人来会进一步摧毁他们的大闸蟹生意。

九雌十雄，蟹肥时节，上海人每年就引颈期待着这时节能去阳澄湖畔把酒持螯一解朵颐，但却担心去了阳澄湖吃大闸蟹会感染新冠病毒。

无意中，苏州人把疫情归因于上海人，上海人把疫情归因于苏州和大闸蟹，倒霉的是蟹农和大闸蟹商人，大闸蟹是否躲过了人的口腹之祸则很难定夺。据说蟹农和商人正在考虑别样的处理方法。

这些年沪苏两地在研究如何实现“沪苏同城”。我觉得如果实现防疫同城化，则“沪苏同城”就顺理成章了，大闸蟹销路更不在话下。在上海，浦东发生疫情，浦西的人该去浦东的照去；浦东的人到浦西，浦西的人并不忌惮，更不需要查码与核酸检测证明。

企业资金紧张，专家们说是因为“融资难”，进一步归因为“贷款难”。贷款为什么难？专家们说是因为银行贷款要房屋抵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房产作抵押。既然找到原因，办法当然也就简单了。一种意见是，银行不能嫌贫爱富，对于缺钱的个人和企业可以放信用贷款，并且可以不还本循环使用。另一种办法是，寻找各种东西，找各种理由，凑合着给银行做抵质押物，让银行放贷款。

一个人缺钱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有工作，很努力，但老板欠薪；收入较低，不够家庭日常消费；家庭遇到紧急情况，如大病等，捉襟见肘；铺张浪费，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等。一个人缺钱，容或有千种万种原因，肯定不会是银行不给贷款。

一个企业没有银行贷款，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发展速度，肯定不是资金紧张的原因。企业资金紧张，根本原因，一定是资产负债管理没有管好。具体来讲，有高杠杆基础上的无序扩张、短债常用、经营管理不善、产品或服务已被市场淘汰等。现阶段，过高比例、超长账期的应收款，更是企业资金紧张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提供再多的贷款，也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永远解决不了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

银行发放贷款的前提并不是借款人必须有抵质押物，而是借款人有还款能力和意愿，抵质押物只是万一贷款收不回来的后手。所以，不是有抵质押物就必须给予借款人贷款的。同时，既然抵质押物是作为贷款收不回来的后手，即第二还款来源，就必须具备明确的所有权和很强的变现能力，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凑合凑合就可以作为贷款的抵质押物的。

至于说什么银行嫌贫爱富，则更是把单纯的商业行为道德化了。银行是一个商业机构，不是慈善机构。银行发放贷款的钱，主要是包括个人储蓄在内的客户存款，银行必须保证客户存款的安全，为存款人的利益，当然必须慎重选择贷款对象。这是银行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自然行为，与嫌贫爱富没有丝毫关系。

道德绑架，是一些人的恶习，可能也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韩愈在上述这段话中，也是道德化了瓜果食物和虫、天地元气和人的关系。他把瓜果食物、天地元气作为正面事物，放在了道德高地，凡是不利于它们的行为和事物，就是反面行为和事物，就是该被消灭的。然而，按韩愈自己的叙述，虫是因为瓜果食物腐烂而产生。如果虫是不道德的，那么，这不道德的源头是瓜果食物，而不是虫自己，虫是无辜的。虫噬食腐烂的瓜果食物，是虫的生存本能，是无意识的，并没有损害瓜果食物的故意。韩愈说，谁如果让虫滋生繁衍，谁就是瓜果食物的仇人。可笑的是，让虫滋生繁衍的正是瓜果食物自己。更何况，瓜果食物的腐烂，也是自然的现象，对瓜果食物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再者说，虫是不是也该有它的生存权利呢？你韩愈要消灭虫，你不成了虫的仇人？

人，确实是天地间一个特别的物种。挖坑打洞，这些都不算什么，诚如韩愈先生所说，人还能改变自然物质的性质，如锻炼钢铁，烧制陶瓷，近代炼制石油，提取化学元素等，现在更是闹腾到火星上去了。这些，真的破坏了天地元气吗？根据人类现在科学的研究，这个地球上的生命曾经消失过，然后重新生发演化。那次生命的消失，地球经历了激烈的变化，这变化对于地球，对于宇宙，对于自然，是破坏吗？可能就我们人类的认知来说，那剧烈的变化，对于那些生命是灾难。但就地球或宇宙而言，这无所谓灾难不灾难。那时的地球，生命荒芜，人觉得是灰头土脸，地球自己可能觉得是轻松自在。话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大毁灭，也就没有人类以及与人类相伴生的各种生命。那一次生命大毁灭，对于地球，可能只是一次蜕皮。

虫，依着自己的本能寄生于腐烂的瓜果食物。人，在地球上挖坑打洞，以及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依着人的本能。人可能是所有物种中唯一一个同类相互持续大规模残杀的物种。其他物种也有物种内相互争斗残杀的现象，但一般是偶发性的，小规模的。这应该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人之所以如韩愈般把瓜果食物、天地等看作是正面事物，把虫、旱涝等看成是反面事物，也是人的生存本能造成的。地球、天地、宇宙，也是依着自己的本能在演化，瓜果食物、虫、人，只是它们演化中的现象而已。它们对瓜果食物的腐败、虫的繁衍、人的战争，有没有感觉，只有人类在胡乱猜测，有时还是道德化的猜测。

对于韩愈这通说法，柳宗元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老兄你说得很精彩，还没说完吧？我来帮你说全了！上面那个黑黑的，大家把它叫做‘天’；下面这个黄黄的，大家把它叫做‘地’；庞大而混沌不清地处在天地之间的，大家把它叫做‘元气’；那个冷暖交替的现象，大家叫它做‘阴阳’。这些东西虽然都非常庞大，但与瓜果、痈痔、草木也没什么区别。假如有谁能将祸害瓜果、痈痔、草木的虫消灭掉，它们会报答这个人吗？如果帮助这些虫繁衍增长，瓜果、痈痔、草木会对他发怒吗？天地，大瓜果而已；元气，大痈痔而已；阴阳，大草木而已。它们怎么可能赏功罚祸？为功者，只是它自然行为的结果；为祸者，也是它的自然行为。它们并没有为功为祸的主观意愿，却希望得到赏罚则是大错特错了。那些呼天抢地、抱怨上天，希望获得上天的怜悯和仁慈的人，那更是荒谬透顶了。老兄你如果相信你的仁义道德，并以此安身立命于天地之间，那就为仁义生，为仁义死，何必把存亡得失寄托于瓜果、痈痔和草木呢？”

柳宗元倒也干脆，天地无感，你人何必假正经，自作多情？是的，天地不仁，天地也无道德判断，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演化。人类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面前应保持谦卑，不要道德绑架大自然，为天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谦卑，不是崇拜，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大自然的一切。

人类现在提倡绿色发展，说白了，不是为了大自然，为了地球，只是为了人类能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是人类的本能行为。人类的科学创造，本质上，还是为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但人类发现，人类改天换地的行为有时会破坏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必须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人类说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可能是想多了。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包括因应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各种变化，都只是大自然无意识的自然反应，并不针对人类或其他任何事物，就如同瓜果食物腐烂而生虫，大自然没有要报复瓜果食物和奖励虫的意思。

自有地球以来，一直有气候变化，有些可能是人类活动的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其他原因所造成。有时气候的变化，有利于人类的生存，而有时则威胁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肯定不是单独针对人类的。人类只有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卑，平等看待自然的变化，才能在绿色发展中寻找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在绿色发展中，人类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得很崇高，代替大自然去思想、去决定，一厢情愿地以为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是人类造成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如果人类在绿色发展中真的那么想，以为大自然的一切变化都是人类造成的，那么，所谓的绿色发展就会演变成又一轮危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改天换地运动。

宇宙中有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自然现象，人类社会自身，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在人性的作用下，有其自身的运行机理。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运行，但人实际上并不能控制人类社会的运行。这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样的。同样，市场也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现象。市场中，资本总是趋利的，资本没有道德属性。人类可以兴修水利改变水的流向和流速，但改变不了水往低处流的本性。人可以通过法律、监管约束资本的行为，让资本的运作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却不能让资本具备道德属性并且不再追逐利润。

企业家就是要赚钱的，要赚钱就必须控制成本、低买高卖。再善良的企业家，可以慷慨地用企业盈利和自己的收入赞助公益事业，但在企业经营中一定是广开财源、控制成本。尽可能的垄断市场、挤压上游、收割下游、苛刻员工，是资本和企业家的本性所决定的。走向极致，当然是市场的崩溃，甚至社会的崩溃。不过，这所谓的崩溃，只是对人而言。市场和社会，就是那样演化运行的，无所谓崩溃不崩溃，就如同江河湖泊，有时惊涛骇浪，有时风平浪静。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与市场，也要和谐相处，通过法律、规则、监管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市场的运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绝不是改变市场参与者逐利的本性。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本性，无异于扼杀市场，那一定是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的。

历史上，对资本、市场和企业家的道德评判，就如人类的改造自然。宇宙一直在演化，人类社会一直在进步，人类一直在进化，市场一直在变化，但它们的本性似乎没有什么改变。这或许就是“天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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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 刘晓春    编辑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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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居民早上可以在床上一边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球各地的各种商品，数量多少只要他认为合适即可，（下单后）货物会以最快的速度送货上门。同时，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将他的财富投资于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毫不费力、毫无负担地收获预期的成果和收益。或者，他可以因为一时兴起或基于任何推荐的信息，决定将自己的财产托付给任何一个大洲上的市政当局，将自己的财产安全与当地市民信誉结合起来。只要他愿意，他无需办理护照或其他手续，就可以立即乘坐廉价而舒适的交通工具，去到任何国家或地区。他可以派他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非常便利地提取贵金属，然后他就可以带着他创造出来的财富到国外去，即便不了解当地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也没关系。”

这是凯恩斯在他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中的一段话，熟悉吗？是不是与二十年前互联网兴起时描写的互联网未来差不多？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差不多，甚至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想象？可凯恩斯描写的是当时——公元1914年的情况：

“1914年8月以前的那段时期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时代！”

“大多数人们工作努力，虽然事实上大家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但从表面看，大家还是对当下的生活相当满意。”

“但对于任何一个在能力、性格方面有卓越表现的人而言，脱离当前的处境进入中上层阶级也是可能的。对于他们而言，生活成本极低且无琐事烦扰，方便、舒适和便利程度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最富有和强大的君主。”

然而，1919年的凯恩斯实际上是在分析1914年危机的到来及一战以后的发展趋势。那年——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科学消除了距离，”梅尔斯亚德斯说，“用不了多久，人们不出家门就能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

这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一个情节，流动商人梅尔斯亚德斯正在向闭塞的南美洲殖民者后裔兜售望远镜。这话与前些年互联网、区块链大佬们兜售金融科技、区块链等激动人心的鼓吹何其相似乃尔。

人类作为思想的动物，同时也是幻想的动物，幻想未来，更幻想有另一个美好的世界。彼岸、天堂、极乐世界。过去的人们，是希望自己能全身心地进入那虚幻世界，于是，修炼自己，期待有一天能御风而行，羽化而登仙，更恨不得鸡犬升天。现在的人们，有了更强大的科技能力，想象力更大了，但却退而求其次，用科技创造一个平行宇宙，肉身则留在现实世界，通过一副VR眼镜，让视觉和意识进入虚拟世界。这就是元宇宙。

人类对于未来，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都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也因此，想象都具有相似性。希腊的神话世界与人间一样吵吵闹闹，嫉妒、偷窃、欺骗、残杀，一样不少。孙悟空大闹的天宫，同样如此。目前各类大咖关于元宇宙的想象，也都是现实世界有的一切在元宇宙都有。当然，许多大佬还会加上一句，现实世界没有的，元宇宙也有。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现实世界没有的，也绝不会超出人类的想象。

不过，元宇宙与古人相比，有两个进步。一是，人真的能够感知元宇宙中那虚拟世界，而不仅仅是想象；二是，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创造和实现经济利益，甚至这虚拟的经济利益能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货币相转化。说白了，元宇宙就是用技术创造的一个虚拟世界，能让人真实感知的不超出人的想象能力的真实世界的镜像。元宇宙能否达到这样一种境界？目前看，故事很丰满，而技术其本身还属于想象或初阶水平。

科学技术，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点。因为思想和科学，让人类发现了许多隐藏于自然背后的规律和真理，创造许多自然所不存在的事物和思想。也就是说，科学让人类真的可以无中生有。

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让这个地球可以生存如此众多的人类，人类寿命得以不断延长。可是，让人悲哀的是，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创造更好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依然充满着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科学技术也无法解决具体个人的社会生存困境。

人类社会自有科学与文化以来，就有庞大的底层弱势群体，虽然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底层群体的生活与生存依然非常窘迫，只是底层群体的具体表现和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历史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的社会制度，新的制度可能解放了旧体制下的底层阶级，但产生了新的底层阶级。同样的，个人在社会中遇到的各种生存挫折与困境，除了个人自身的努力奋斗与机遇，科学技术本身是帮不上忙的。更何况，还有那伴随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和各种烦恼。这也许是人类社会的宿命。科学技术或许可以创造一个元宇宙，甚至多个元宇宙，有如那三千大千世界，但却都是逃避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并且，现实世界该有的一切，都会镜像到那三千大千世界。

古人是修炼自己，包括肉身和灵魂，以求往生极乐世界。最不济，把灵魂修炼得纯净又纯净，从而脱离肉身，得道升天。不知道有多少古人曾经修炼成功。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和赋能，不需要修炼肉身和灵魂，灵魂也不需要脱离肉身，每个人只要戴上VR眼镜，视觉和意识就能进入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佛教有“方便法门”，方便凡夫俗子念佛成佛。科技“无法无天”，当然没有“法门”。人们无须修炼即可自由出入虚拟世界，元宇宙真可说是“方便之门”。只是，亿万不净的灵魂进入这个浑茫的元宇宙，那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吗？人世间的一切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都存在于元宇宙，那还是个逃避现实世界的好去处吗？

当你的视觉和意识漫游在茫茫元宇宙，“方便之门”外的肉身需要为视觉和意识提供多少营养和能量？如果你摘下VR眼镜，履行现实世界吃喝拉撒睡的职能，你是否还存在于元宇宙之中？如果不存在，你在元宇宙中所创造的一切是否会灭失？你在元宇宙中正谈着的情和正结着的仇，是突然中断了，还是在等待你的到来？在你暂时离开元宇宙期间，他们将如何自处？如果你虽然摘下VR眼镜吃喝拉撒睡，却依然在元宇宙中继续存在，元宇宙中的你在干什么？是什么力量和意志在没有你的情况下主导元宇宙中你的一切活动和意识？当你再次戴上VR眼镜，元宇宙中的你还是你吗？当下进入的你和已经存续在元宇宙中的你可以无缝重合吗？新进入的你和存续在元宇宙的你可以相互对话吗？戴上VR眼镜进入元宇宙的你知道你在现实世界吃喝拉撒睡时依然在元宇宙中的你干了什么事吗？也可能，你在现实世界吃喝拉撒睡的时候，元宇宙中的你是一具灵魂出窍的虚拟肉身。元宇宙中一具没有灵魂的肉身会被其他元宇宙中的人们如何处置？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梦到自己死去，躺在路边，梦中死去的自己看着周围的人们围绕着这具尸体的各种表现。元宇宙中的人们也差不多吧？

现实中你想实现的梦想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你可以在元宇宙中去实现。比如，今天因为一件事，你心中窝火，却不便发泄，可以在元宇宙中尽情发泄，而不必顾忌会得罪任何人。你想创新创业，在现实中有种种条件限制，可以在元宇宙中去创新创业，并且享受创新创业的成果，而没有现实中的各种羁绊。现实中的打工者，完全有可能在元宇宙中成为众星拱月的成功者。这当然是美好的诗和远方。然而，作为一个平行世界，参与者都是现实世界的人，在其中，你不是唯一的人类，而且除了通过VR眼镜进入元宇宙的人类，元宇宙中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类虚拟的，包括建筑、大地、天空、鸡鸭猫狗。所有这些非人类的虚拟事物，包括你的创造所获得的认可和经济收益，都是参与者们意志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元宇宙中，你并不能主宰你所想要的一切。你制作了一个新产品，能不能售出，并不是你说了算。你疯狂的发泄，周围并不是不起微澜的死水潭。在元宇宙中被你一顿狂揍的人，你不能保证他不会在现实世界中找你报复。是的，现实中你的喜悦，你完全可能带入到元宇宙中，同样的，在元宇宙中的心理崩溃，也完全可能带回到现实世界。伊甸园之门，亚当和夏娃出来后，再也没能回去。元宇宙的“方便之门”是随时可以进出的，除了一副VR眼镜，没有其他门槛。

元宇宙将是你的天堂还是地狱？这是技术决定的，还是进入元宇宙的各色人等决定的？元宇宙能改变个体的你和这个现实世界吗？关键恐怕还在于这世界到底有多少人会长期持续参与到元宇宙中去。如果真的有大批量的人整天沉浸于元宇宙，可以想见，那一定是少数精英在现实世界创造元宇宙并控制着元宇宙的运维，大量的底层群体沉浸在元宇宙中。这是一幅人类历史上多么熟悉的图景！一种是为生计而奔波的，或许是在农田劳作，或许是矿井劳作，或许是写字楼熬夜，或许是大厂996，或许是快递路上的穿行；一种是暂时对现实世界生计烦恼的逃避，如酗酒吸毒、如扑克麻将、如游戏夜店、如投注彩票等等。

人类的未来不是元宇宙。元宇宙的未来会是什么？或许有这样一些可能：

第一，作为一种技术，为现实世界的某些领域提供服务。比如，虚拟课堂、虚拟会议室、城市规划和管理、建筑物设计、战争推演、帮助人类探索未知的世界等等，会有许多可以想象的领域。总之，是为现实世界提供服务，为现实世界创造价值。这是人类所有技术的共性。

第二，作为人类的游戏或娱乐休闲方式。游戏者、娱乐者在现实世界支付真实的货币，享受游戏和娱乐的快感；投资者在现实世界赚取真实的货币，享受赚钱的快感。所谓将元宇宙中的虚拟资产价值与现实世界的真实价值实现交换或交互，大白话就是有人要通过这种方式赚到现实世界的法定货币。

所以，元宇宙最终还是人类现实世界中的虚拟世界，而不可能是一个与人类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

人类能否建设美好的人类社会，还是要靠人的智慧和良知建立良好的、能促使人向善而行且和谐相处的制度与文化，就如同诗和哲学，是人的智慧和心灵的产物。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是诗和哲学的副产品。技术，包括技术创造的元宇宙，不是诗和远方，也不是人类实现诗和远方的桃花源，最多为诗和哲学提供一些灵感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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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历史上对商鞅其人的评价，虽有争论，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即使有争论，关于他的残暴，似乎基本是定论。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史公有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最近整理旧物，翻出许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书，打算扔掉。其中有几本活页《古代文选》，觉得薄薄的，不妨读了再扔。许久不读文言文了。

这批《古代文选》是因为批林批孔，把中国思想史归结为儒法斗争，印行一些法家著作供群众学习而出版的。也正因为这一运动，使当时的我有了阅读文言文的机会。活页的，书脊处用钉书机钉一下，每辑一、两篇文言文，有简单的注释，每本人民币两分钱到五分钱不等。

先挑了《商君列传》，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篇。

中国历史有个有趣现象，各领域最早的典范往往被供奉为顶峰，后世只有膜拜的份，没有超越的可能。司马迁及他的《史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后世许多史家心目中，司马迁的记载，就意味着可信，就像现在许多专家口中的区块链。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当然也是权威定论。并且，这一“太史公曰”模式，还成了后世许多史家、思想家应用模式。不仅如此，连“三言两拍”一类的小说也套用这个模式。然而，后世又把司马迁同时定性为文学家，其文学作品就是伟大的《史记》，不仅语言优美，故事的叙述尤其高度艺术化。《史记》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无论是作为历史著作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至于其史实记载是否完全真实、历史评论是否完全正确，需由专家做研究。

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完全是道德性的，没有对商鞅变法、商鞅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做任何历史性的评价。

司马迁判定商鞅是“天资刻薄人”的第一个原因是，商鞅花言巧语，以帝王术蛊惑秦孝公，从而得到重用。也就是说，孝公是无辜的，是被商鞅的妖言迷惑了。然而，从司马迁《商鞅列传》叙述看，因为孝公要重振穆公时代的雄风，招贤纳士，商鞅因此由魏入秦。商鞅入秦后，是见了孝公四次，才被任用的。

第一次觐见孝公，商鞅滔滔不绝说了良久，孝公则时不时打瞌睡，实际上是不想听商鞅说的话。接见后孝公还愤怒地责怪推荐人姓景的太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太监因此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跟他讲五帝之道，可惜他不开悟啊！”

五天后，商鞅再次见孝公，说得更加起劲，然并卵，没有挠到孝公的痒处。孝公又大骂推荐商鞅的景太监，景太监当然还是责怪商鞅。商鞅说：“我这次给他讲三王之道，可他还是没有听进去啊。麻烦你再给他说说，让他召见我。”

商鞅第三次拜见孝公，孝公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并没有起用他。商鞅退出后，孝公对景太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商鞅与景太监说：“我这次跟孝公说了五霸之道，看他的意思很想采用这个战略。麻烦你再说道说道，让他召见我，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

于是，有了孝公第四次召见。这次，孝公听得越来越入神，不知不觉膝盖就移向商鞅，一连交谈了好几天，孝公毫无倦意。出得宫来，景太监问：“你说什么说到我君主心里了？我的君主非常高兴。”商鞅答道：“我给他说三代的帝王之道，他却说，‘那太遥远了，我等不及。有能力的国君，都希望自己能在活着时就扬名天下，怎么可能傻傻地等到死去之后数十百年成就帝王之业？’所以我就跟他讲强国的方略，君主龙颜大悦。不过，实在说，他就难以与殷周君主的美德相比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的“王道”和“霸道”之辨，对“王道”是褒，对“霸道”是贬，但总体上并不是完全否定。不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无限崇尚“王道”，就难免反对“霸道”。司马迁在这里显然是把“霸道”视作罪恶的政制。商鞅给孝公讲“霸道”，当然就是刻薄本性的表露。可是，从司马迁的描写看，孝公是先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只是还没有执行的路线图。商鞅只是一个施展才华的求职者，试了几次才摸准了门道把准了脉。只能说，商鞅确实既有实现“王道”的经世之才，也有推行“霸道”的经略之能。就他而言，雇主满意，才是王道。当然，如果行“霸道”是不道德的，那么商鞅确实就是有才无德，没有自己独立的道德底线，只是投孝公之所好。然而，太史公说商鞅刻薄，却不是这个逻辑。

司马迁说商鞅“刻薄人”的第二条理由，商鞅是通过太监引荐给孝公的。这又是道德审判。太监恐怕是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政治中的特有群体。从社会层级论，应该是社会底层，恐怕只比奴隶高一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很多时候主导了政治的走向。可是，他们虽然能左右皇帝，对官员有生杀予夺的能量，却控制不了文化，两千多年来，在文字中，他们基本上是道德的反面人物。所以，太史公只“所因由嬖臣”五个字，就可以铁板钉钉地把商鞅的人品给否定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无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还是之后，皇室与官僚体系虽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一定的条件下，双方也具有相互制衡的张力，以至于皇帝不得不借助于太监势力来打破平衡。因而，文人官僚群体就一直不鸟太监群体，终于在文字体系中把太监们钉在耻辱柱上。

再来看第三条理由：“刑公子虔”。公子虔在三年内被刑了两次。

商鞅变法，公布了新的法令。第一年推行困难，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要处罚太子，可太子是接班人，不能施刑。公子虔倒霉，他是太子的老师，“教不严，师之惰”，被刑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被处黥刑。这一次公子虔被处的是什么刑，司马迁没说，估计比公孙贾轻微。这一下，政令立即畅通，“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刑的效果无以复加，然而，太史公却无视自己记录或描写的美丽风景，把“刑公子虔”作为商鞅失德的重要罪状。三年后，公子虔又犯约，具体什么情况，司马迁没有记载，不过，公子虔被割了鼻子。

从“刑不上大夫”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政治制度的重大转折，也是人类政治的一次重大进步，中外皆然。中国或许是走先了一步，商鞅“刑公子虔”可能是这一进步的起点。公子虔何德何能，太史公没有记载一字一句，却让他站在了道德高地，以今天的视角看，不可理解。

第四条，“欺魏将卬”。这条我稍有同感。

公元前341年，齐国在马陵击败魏国军队，俘获魏太子申，击毙魏国将军、著名军事家庞涓。第二年，商鞅给孝公出主意，认为秦国和魏国，互相是心病，不是秦兼并魏，就是魏兼并秦。现在秦在您老人家的统治下日益强盛，而魏国几次败于齐国，国力空虚，其他诸侯都背叛它。我们可以趁这个时机讨伐魏国。魏国支持不住，只能东迁，而秦国就可以据“河山之固”，向东控制各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当然高兴，就让商鞅为将军率军伐魏。魏国派公子卬为将军迎击。两军相对，商鞅给公子卬送了封信，说“我们以前相处快乐，现在都成为两国的将军，我不忍心互相攻击。我们可以见个面，拜把结盟，好好喝一顿，然后罢兵，确保两国相互间的和平。”公子卬读了信，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于是会盟，喝酒，商鞅却让埋伏在周围的士兵袭击并俘虏了公子卬，进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无奈，割出河西之地以求和。魏国迁都到大梁，魏惠王成了梁惠王。商鞅则因此战受到秦孝公奖励，封於和商两个地方共十五邑，卫鞅成了商鞅、商君。

读到商鞅让伏兵袭击并俘虏公子卬，我对商鞅这一作为很不以为然，认为有违“两国交战，不杀来使”的基本准则。虽然有“兵不厌诈”一说，不过，我觉得那应该是指战略、战术上的“诈”，不应该是这样的“诈”。撇开自己的个人好恶，再看这一案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席成功的“鸿门宴”。鸿门宴是司马迁的经典文章，也是他作为文学家的重要证据。对鸿门宴情节的描写惊心动魄，只是，设宴主人项羽没有成功，被诈的刘邦成了英雄。印象中，历史上这样的酒宴并不少，“摔碗为号”几乎是标志性情节，对这一行为的评价有好有坏，好像都没有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这么严重。自司马迁后，项羽一直是正史和民间的正面人物，悲剧英雄。人们只是用“心胸狭窄”之类说他有性格缺陷，导致他败走乌江，没有成功，或者干脆说他时运不佳。总之，是惋惜他的壮志未酬，绝没有把他送上道德审判台。如果这样对比，就发现，太史公“双标”了。

太史公为什么“双标”？可能与商鞅和项羽俩人的出身有关。项羽是正宗贵族，“世世为楚将”。他聚众反秦，聚于他旗下的正是被废分封的六国贵族。商鞅，虽也是公子，却是旁支、庶出，不是正宗的。在《商君列传》最后，太史公劈头盖脸就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在《项羽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则大异其趣，既温柔又文艺，虽然最后对项羽是否定的：“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子，难道项羽是舜的后裔？难怪如此迅速地兴起！”然后说项羽，只用了三年时间打败秦国，开始分封王侯，成为霸王。但，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还是一片惋惜之情。除了放逐义帝，关于鸿门宴之类的具体事件一件都没有。事实上，根据司马迁《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和他叔叔都是直接的杀人犯，可是，在对项羽的评价中却对此只字不提。

从这一段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政治上是崇尚分封制、贵族制的。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才实行，商鞅变法，就是秦国整体推行郡县制的开始，而郡县制的肇始则是在魏国。所谓汉承秦制，只是后世就汉代整个发展过程而言，汉初恐怕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体制目标，秦的灭亡与以后的改朝换代不同，暴政可能只是导火索，六国贵族及依附贵族群体的复辟愿望才是颠覆秦朝的真正原因和力量，刘邦、项羽等军中主力应该就是这个群体。对于六国的老百姓来说，世世代代习惯于贵族的管理和统治，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做主人的。项羽跟着叔父项梁起兵不久，东阳那边也有一股数千人的义军，杀了县令，他们想找一个领头的，就找了县衙里的小官、一个忠厚长者陈婴。陈婴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大家还是强行拜他为头领，结果追随者达到两万多人。大家打算立陈婴为王。陈婴母亲对他说：“我自从嫁到你家，就没有听说过你家祖上出过显贵的人物。你现在突然得到很大的名声，是不吉利的。还是投奔到别人旗下吧！”于是，陈婴对部下说：“项家世代为将军，在楚国有名望，我们要成大事，非得项家人领头不行。”他们这一支部队因此就归到项家麾下了。这很代表了当时民间的认知方式。所以，汉初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直要到王莽复古式改制失败，才彻底从体制上告别分封制。后代儒家虽然跟着孔子赞美上古三代，但没有人真的会鼓动皇帝实行那“王道”。司马迁可能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想背景下，对项羽和商鞅做出道德评判的。

关于商鞅“刻薄人”的最后一条是“不师赵良之言”。赵良是当时秦国的隐士。中国隐士，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存在。但凡是“隐士”，就必然有“三高”：首先是品德高尚。做隐士，当然就是因为品德上有洁癖，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其次是智慧高妙。隐士对天下大势，过去、未来，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人世和宇宙有着超然的见解；再次是能力高强。这能力，包括相对低层次的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有经邦济世超级本领。所以，只要是个隐士，必然是高人，必然占据道德高地。你连隐士的话都不听、不学，当然你就不是个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品德高尚的隐士们独善其身，就是不愿意出山救民生于水火。这到底是道德还是不道德？

赵良见商鞅，是一个叫孟兰皋的介绍的。商鞅说，既然是老孟介绍的，我们交个朋友，可以吗？于是赵良来了一堆心灵鸡汤金句：孔丘说过，“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我不肖，所以不敢从命啊。我还听说，“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如果我接受你的情谊，就有贪位贪名的嫌疑，所以不敢从命。就这样，赵良一下子就把自己摆在了道德高地上，对商鞅有了居高临下之势。可是，你一个隐士，不贪位不贪名，干嘛来见位高权重的商鞅呢？

商鞅问：你是不是对我治理秦国有看法？

赵良先讲了“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之类的王道理论，又叙述了秦穆公时的大夫百里奚符合王道的政绩，然后数落商鞅一系列的恶政：通过景太监觐见孝公而得到重用，名声不好；不关心百姓生活，却大兴楼堂馆所；刑黥太子的师傅；以严刑峻法伤害人民，都是积怨啊！用非传统的歪门邪道建立权威，对人民没有教化作用。你还南面称“寡人”，约束秦国的贵公子们。《诗经》里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这样看，你做的这些都是折寿的啊。公子虔杜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还杀了祝懽、黥了公孙贾。《诗经》又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这几件事，都是不能得人的。没有武装护卫，你是不出门的。《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已经危在旦夕，还想延年益寿吗？为何不归还商和於两个封地，到偏僻的地方种地，劝秦王启用归隐之士，养老恤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这样或许可得稍稍的平安。你如果还是贪图商、於两地的财富，以掌管秦国的权力为荣，秦王一旦去世，秦国要抓你的人还会少吗？你的灭亡指日可待啊！

五个月后，孝公撒手西归，商鞅遭殃。商鞅没有听从这高人的指点。之所以不听，就政治而言，是不得不然，与道德无关。赵良说的这些，是政治现实。赵良见商鞅时，商鞅做秦国宰相已经十年，司马迁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公子虔被刑后，杜门不出八年，这些人都在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即使听从赵良的建议，躲到穷乡僻壤耕作自给，宗室贵戚们一样会追踪而至，杀之而后快。所以，听不听从赵良的话，实在与道德无关，也看不出刻薄来。反倒是，赵良说了这么多不敬的话，商鞅并没有对他不客气。所以，在对待赵良的态度上，商鞅不仅不刻薄，还非常厚道。

赵良看到了以后发展的趋势，看到了商鞅的宿命，是高人。但赵良并没有看透这大势，不知道政治运作就像水，一旦进入某种封闭的管道，就只能奔涌往前、一去不返，也只有在奔涌往前中搏杀出一条新生路，主事者想要半道退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赵良指出这样一条退路，也实在算不得高人。

对人进行道德评价是应该的，不同时代道德评判的某些标准有所不同也很正常。但对一个人只做脱离具体背景、抽象的道德评判，则是不妥的。更何况像商鞅和项羽这样的历史人物。

即使从单纯的私德论，司马迁所列举的这些理由，都很难成立。通过景太监得以攀上秦孝公，算是为了个人前途的私事，但算不得是私德有亏。其他几件对别人的事件，无论对错，没有一件牵涉到商鞅自己的私人恩怨。这些作为，倒不如说商鞅有担当的勇气。

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商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的人物，以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则商鞅也是对人类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商鞅变法，开启了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你可以对以后的政治体制有不同的评价，但结束封建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政治的进步。这方面，项羽是无法望其项背的。项羽只是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出了一份力，留下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故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商鞅还太近，确实还没有能力对商鞅的历史地位做出恰当的评价，这是不能苛刻于太史公的。

就业绩而言，商鞅是非常成功的。“居五年，秦人富强”，连周天子——周显王都要在祭祀时送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十年时间，让秦国人民“大悦”，欢欣鼓舞，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是国家富，百姓富，并且人民勇于为国而战。可以说商鞅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财富基础、民心基础。真正反对商鞅的实际上是“宗室贵戚”。宗室贵戚，包括继位的太子和他的老师最后杀了商鞅，是权力和利益使然，并不是商鞅的道德，甚至商鞅变法的制度使然。孝公以后直到秦政，商鞅变法的制度都一以贯之。由此观之，“刻薄”者，该是商鞅的对手们。

再看商鞅做事的方式方法，堪称改革和管理的经典。“徙木立信”早已是千古佳话。“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标准，以利市场的统一和交易的便利。“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奖罚分明，都是非常有效的KPI措施。

关于改革与管理，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对自己的行动不自信，是不会有成就的；对自己的事业不自信，是不会成功的。他还说：“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还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这些放在今天，都是改革金句，管理名言。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必然需要实施大刀阔斧的举措。这必然会遇到思想上、习惯上和利益上的重重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就必然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或者说得罪人。现在一些领导经常会说：“不换思想就换人!”被换的人，当然就会有意见。也因此，改革者就可能会陷入危机中，有时甚至是陷入生命危险之中。商鞅就是如此。商鞅的宿命，或许不是他看不到这些，而是在王权体制下，他无法让继位的太子依照商鞅所制定的法律来对待他商鞅。

人类社会需要道德以维护秩序，当然需要对人和社会制度进行道德评判。必须要防止那些道德洁癖式的审判，道德洁癖式的审判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极大的恶。人的思想、行为，社会制度的形成，固然有道德约束的因素，但道德不是唯一的、终极的原因。以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论，则一切都是出于人的自私。从研究的角度说，除了道德评判，更需要研究各种思想、行为、制度形成的内在机理，以期不断改善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以人类社会出现过的各种政治制度为例，无论今天人们认为是善的制度还是恶的制度，背后都有人的血雨腥风，《大宪章》就是如此，《独立宣言》是一小撮人暗室操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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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刘晓春    运营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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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少了，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劳动力人口需要供养的人口多了，有可能供养不起，于是成为了问题。更重要的，因为劳动力人口减少，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失去推动力，于是成为让人恐慌的问题。更其让人惊恐的是，人口第一大国人口增长的拐点，人口峰值就在眼前。

当下的我们，每个人都将是这拐点上的一份子。有人把中国这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大量的人口红利。眼看老龄社会的到来，不禁感叹这人口红利的丧失，呼吁放开生育，甚至建议鼓励生育。似乎只有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劳动力人口超过非劳动力人口并不断增长，就能保住人口红利，确保经济增长有不竭的动力。

人口何以成为红利？这才是人口增长失速的当下，人类需要追究的问题。

01

人口结构并非决定因素

当马寅初呼吁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当我们说中国这四十年是托人口红利的福，我们却正是在开启这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时候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那些年，我们每年千辛万苦、千方百计GDP增长保“八”，只是因为只有每年GDP增长速度高于8%，才能确保为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非洲的年轻人口似乎常年多于老年人口。中国周围的许多国家，也是年轻人口多于老年人口。他们的人口红利在哪里？

中国之所以获得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关键是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如果只有改革开放，没有全球化的机会，肯定会有人口红利，恐怕不至于这么丰厚。只有全球化的机会，没有改革开放，这机会并不会因为你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就能轻易抓住的。全球化并不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开启的，这之前是亚洲四小龙抓住了机会。

一个社会，让人们有机会去追求美好生活，有机会去创造价值，才是真正的红利来源。单纯的人口结构比例，会对社会经济有影响，但一定不是单一的决定性影响。

02

开掘现有人口潜能

所谓劳动力人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类的寿命在延长，创造价值的岗位不断丰富。传统说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是从体力劳动的角度衡量的。高度工业化，尤其是教育普及化以后，人类的生存状态，不仅有自然年龄的阶段区分，更有人为的幼儿、学习、工作和退休的阶段区分，于是劳动力人口被严格限定在毕业后到退休的年龄段。所谓红利，主要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产生的。这样的划分，是否符合现代人类，乃至未来人类的实际状况和可能状况，是值得研究的。

心理学有心理暗示一说，人如果自我认为身体不舒服，不断地这么认为，最后真的会导致身体出毛病。宏观经济方面，有市场预期，当大家都在谈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真的会到来。我们对劳动力人口年龄段的定性，也会扼杀这个年龄段以外人口的价值创造能力。一些关于人口趋势的恐慌性预测，难免不是人在自己给自己挖陷阱。

我们在说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的同时，感叹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有劳动力人口本身的红利是否被充分发掘？机关在搞干部年轻化，不少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还执行退居二线制度。更有不少大型民营企业，只聘用35岁以下的员工。

十多年前，到基层行调研，三十多岁的支行行长在感叹，行里员工老化，平均年龄四十多岁。原因是，当时为了减员增效，上级行控制新员工招聘，许多基层行多年没有补充新鲜血液。我观察了一下，确实有暮气沉沉的感觉。心里想，即使是四十多岁，也不是老人啊，不至于如此没有朝气。再进一步分析，是因为有退居二线制度。处级干部55岁退居二线，科级干部50岁退居二线。有的地方加码，股级干部45岁退居二线。这意味着，一个干部，如果30岁还没有提拔，就没有晋升的希望了；提拔后，如果没有不断地提拔，做十多年就要退居二线。最大的问题是，退居二线后，基本上就闲置在那里，连一般员工的作用都发挥不了。所以，人们在4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在心理暗示自己，老啦，老啦，事业已到尽头。因为事业已到尽头，就失去了继续学习新知识的动力，这不知不觉中就反映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上，进而反映到一个单位的精神状态上。

四十年前，提倡干部年轻化，是有当时的现实需要的。因为文革结束后，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看，当时的干部是青黄不接，需要加速干部的年轻化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股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赶上了年轻化的机会。但，我们始终认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不会是常态化的现象。没想到，当我们退休了，这样的非常态化现象依然在持续。

毫无疑问，一个企业，如果员工年轻化，会更有朝气，更有创造力。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状态，则是在加速人口红利的收缩，或者说是在加速人力资本的折旧。

如果，企业、机关年轻化的非常态化现象今后是趋势，是常态化现象，那么与其研究促进生育的政策，还不如研究如何发掘现有劳动力人口的红利潜能。这不是简单地延长退休年龄，因为延长退休年龄，无非是延长退居二线的时间，并不能让人在延长的工作年度中创造社会价值。因此，这样的改革，比放开二胎艰难得多，但却有效得多。

因为老龄社会的到来，各路英雄开始大谈开发银发市场。这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要开发银发一族的需求市场。这样看来，银发一族至少可以为黑发一族提供就业岗位，可以为黑发一族提供产生人口红利的空间。不过，我们是否考虑过，银发市场的供应端，也可以部分是银色的？人口红利的发掘，是否应该考虑全员人口，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年轻人口中。

老龄化，出生人口下降，不仅是中国的现象，几乎是经济发达与比较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需要反思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前文说到，工业社会和教育的普及，将人的一生划分为截然分明的幼儿、学生、工作、退休阶段。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寿命延长，文化素养提高，物质资料丰富，职业选择多样，家庭小型化，体力已经不再是衡量劳动力的唯一指标，这样切割式的人生阶段的划分，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样的生存状态相关联。后工业化时代，或者说数字经济时代，人类需要改变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与老龄社会和谐相处，人生阶段的界限需要设法模糊化、平滑化，甚至交替化。

03

全球人口均衡大变局

人类人口的起伏变动，历史上多有，原因不外乎战争、饥荒、瘟疫、气候变化等。但如果往深里分析，战争、饥荒、瘟疫、气候变化等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有时还是人口变化。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口变化的原因是人口变化，是一个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承受不了增加了的人口。表面上看，战争等是人为因素，是英雄们、野心家们在创造历史，实际上英雄们、野心家们是被“无形之手”无奈地推上历史的。也许他们因为知道是无奈，所以只能说是“天意”，是“上帝的选择”。历史上，因为战争、瘟疫、饥荒等原因，造成人类人口的暴力式减少，减少的往往正是有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人口，杜甫的《三吏》、《三别》有很好的反映。我们可以说，是“看得见的手”造成的，或者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但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背后似乎都有无形之手在推动，或许就是“上帝之手”。因为每次事件之后，人类社会似乎都迎来了新的均衡，人口和经济在崩溃后重新开始增长。

然而，今天，人类或许是第一次面临在和平状态下，经济高度发展，物质生活资料异常丰富条件下，人口增长失速，并且伴随着老龄化。更关键的是，这不是单纯一个国家的现象，无关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过，这“和平”状态会是常态吗？那上帝的无形之手会将我们人类推向如何境地？这可能是比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失速，人口红利消失更让人担心的。

今天，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失速虽然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但也不是完全普遍的现象，还是有着明显的贫富差异。如果仔细分析，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就进入老龄化、人口增长失速的时期了，只是因为移民政策在维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假如我们真的认为人口红利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这些国家是依靠输入性人口红利在支撑经济的发展，同时把战争、饥荒、动乱等留在了那些有丰富的劳动力人口却不产生人口红利的国家。这样的均衡方式，现在看来不能持续下去了，输入性人口红利对这些国家自身的人口结构和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于是产生了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现象。这样的现象，会将世界带向何方，这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未知数。

当是时也，我们需要从全球变局的视野来看待人口变化，不能就人口论人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开药方。放开生育政策是应该的，但鼓励生育的政策之类，还是省省为妙，解不了近忧，还会留下远患。人类的生育欲望，不是直线逻辑的产物。和平时期人口稳步增长，不一定是生育欲望增强，更主要的是因为存活率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人类往往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冥冥之中生育欲望更其强烈，在未来生老病死有保障的情况下，反而没有生育的欲望。

现代发达经济体率先进入老龄社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我很怀疑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中的真正作用。因为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家庭少子化的过程。我们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速度由前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快于这些国家一点都不奇怪，更何况我国没有输入人口红利。所以，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也会在这个时期进入老龄社会，人口增长失速。计划生育政策如此，何况奖励生育政策？新加坡搞了多年奖励生育政策，效果乏善可陈。

在老龄化的同时，我们还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也就是说，当我们惊恐于人口萎缩的时候，“地球能负担多少人类？”依然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类人口，我国人口，不会线性无限萎缩，无需过分担心。但一定也不是越多越好。

当下，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人口红利是如何产生的，肯定不是单一的劳动力低成本。实际上是要通过不断改革，建设一个让人人有机会去追求美好生活，有机会去创造价值的社会。其次，我们更要关注我国由于人口流动造成的地区间人口结构差异会对我们国家经济、政治产生的可能影响。强行平衡各地人口结构是不可能的，但如何通过政策有效引导有利因素，防止风险的产生，却是亟待研究的。第三，国际上部分国家老龄化导致的国际人口结构不平衡，可能对国际政治经济带来的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我国可能的影响，我国的应对之策，也是亟待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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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于［财经五月花］公众号首发

主笔&主播 | 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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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个不断造词的物种，又是一个思维发散的物种。每当造出一个新词，因为思维发散，词义就不断变化，以至于后人用前人所造的词，表达的已经早已不是前人造词的原意。也是因为思维发散，所以也顾不得前人造过的词，一意地创造新词，以至于所谓新词与旧词常常发生撞衫。于是常有旧词新用的现象，美其名曰：赋予新的意义。更高级的，赋予新的生命。

词的作用是形成故事，形成共识。一旦形成共识，词和故事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推动历史的演进。当然，共识，有大的共识，有小的共识。共识的大小不同，其当量也就不同，持续作用的时间也会不同。比如，“改革开放”，持续了四十多年时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再比如，“ first American”，至少创造了多次美国股市的新高和创纪录的熔断次数。

为了能让词形成故事，形成共识，人类总试图给词寻找逻辑和规范。但词的创造并不总是有逻辑的。随口敷衍的一句“莫须有”，却成了千年来的专有名词。而许多挖空心思创造的名词，又往往是倏忽而过，掀不起涟漪。

最近有“第四产业”这个新名词的产生。这个名词是指一些自身并不怎么赚钱，但对其他行业的发展具有帮助效用的有一定公共品性质的行业。比如，情报收集与分析、产品研究与开发、咨询业务、教育等。其特征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产业基础。定义是“用户体验产品”。这个定义有点莫名其妙。

三次产业的分类，第一、第二产业的分类相对比较清楚，第三产业是个大杂烩。所有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产业都划入第三产业，并给了一个归类：服务业。仔细想来，这个分类尚属过得去，却还是有许多模糊的。比如，服装厂，毫无疑问是第二产业。路边裁缝店呢？以前上门做衣服的裁缝呢？

服务业是否可以这样定义：为实现第一、第二产业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为人们生活提供方便的行业。但好像又不是很确定。书店是服务业，出售的是印刷厂的产品——书。书的使用价值是什么呢？如果是让人们认字，或者在书页上书写，这是印刷厂产品的使用价值。如果是小说、诗歌、绘画、书法，这又不是印刷厂的产品。这使用价值好像也不是“书”这个产品所能涵盖的。电竞，是个行业，还是一项娱乐活动？娱乐行业是消费者花钱去娱乐。电竞却是个赚钱的行当，是服务业吗？为谁服务了？服务业的内容确实太过复杂，有必要进一步细分。

说到“第四产业”的特征，即所谓“公共性”，则更加难以界定。公路具有“公共性”特征，银行具有“公共性”特征，邮政具有“公共性”特征，电信具有“公共性”特征。生产“第四产业”这个名词的人，似乎并没有把这些产业归入“第四产业”的打算。那么物流业呢？还有互联网平台、快递小哥、加油站等等。交警、消防、城管是不是可以归入“第四产业”？

研究“第四产业”的专家，特别提到信息收集、情报分析，并由此把“第四产业”定义为“信息产业”，再往前推一步，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技术的知识性产业了。

“信息经济”、“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是一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后，被热炒的名词。在中国，甚至为是“知识经济”还是“智识经济”有过一番无谓的争论。这种争论、热炒，有好处，确实起到了“共识”的作用，加快了计算机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应用，当然热炒这些名词的人也达到了目的，钱，赚得盆满钵满。

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名词。“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等。这些名词实际上都是与“信息经济”一脉相承而来的，尽管都在强调自己是全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即有畅销书《数字化生存》畅想互联网时代的奇妙生活，其畅想的场景，与现在炒作人工智能的人所畅想的不遑多让。说白了，炒作这些名词，就是想突出某一类经济业态，目的当然还是白花花的银子。就好比比特币以后，数字货币、token、通证、智能合约、代币、稳定比、加密代码等，总之，是希望换得真正的货币。

最新出产的“虚拟经济”，其实也是一个旧名词，是指对应于实体经济的金融领域。也就是说，“传统”上，“虚拟经济”指的就是现在许多科技公司希望颠覆并替代的金融，或者是指过度金融化的经济。

现在提出的“虚拟经济”是指互联网上的经济活动，或者说线上经济活动。从这个角度说，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差不多。然而，也有更进一步的，认为，“虚拟经济”是专指人工智能或虚拟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现实中的经济，它是与现实经济平行的世界，两者互不关涉。在虚拟世界中，有现实世界的一切，也有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东西。虚拟世界中有自己的各种规则，有货币，有经济行为。因为有经济行为，当然也有盈亏，需要投融资。只是不知道现实世界中的金融物种有没有能力和胆略进入那虚拟现实满足虚拟经济的投融资需求。

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今后现实世界中的大部分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人类在现实世界将无事可干，都会进入到虚拟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的未来。传统金融如果不思进取，不能融入虚拟经济，一定是被抛弃的物种。

我比较纳闷，现实中的人却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吃喝拉撒睡如何处置？

有道是，以后因为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现实生活所需都由福利解决了。除了吃喝拉撒睡，其他时间就都在虚拟世界中遨游。

在那里可以做什么？可以种地啊、打仗啊、打怪兽斗地主啊，现实世界中有的，虚拟世界中一样都不缺；还可以和古人、名人、已故亲属交流对话等等，这些是现实世界做不到的。人可以在那里创造一切自己想要创造的东西。当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需要更多的满足精神需求，虚拟现实就可以充分满足人的精神性需求。

虚拟世界也是人创造的啊！是的！但，今后的人工智能可以自我深度学习。人进入虚拟现实后也在参与虚拟世界中的创造和建设。所以，未来虚拟现实完全可能脱离人为的创造。

哦，地球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球？

未来，马斯克的火箭运送人类到火星殖民。忽然有一天，可能是真实宇宙一个上帝无意间的BUG，也可能是现实世界中人类机房的一个BUG，火星与地球的往来系统彻底瘫痪，飞船失灵了。火星上的人们不能回地球，地球也无法往火星运送物资。火星与地球进入失联状态。火星上的人们经历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诺亚方舟，鸿蒙初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吃了苹果，脑洞大开，将石磨推下山坡而结合，铜铁炉中翻火焰，刀耕火种而至于人工智能。于是，火星人掌握了遨游宇宙的技术。根据古老的传说，火星人的祖先来自那个叫地球的星球。多少世代后，火星人驾着飞船飞临地球。

当火星人走出舱门，满眼郁郁葱葱，到处是整洁的道路和房屋，无人驾驶汽车无声地飞驰，各种莫名的无人操作的器械在运作。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在帮助人类吃饭穿衣。人类除了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吃喝拉撒睡，就是眼睛上架着副很大的眼镜，或者头上戴着个罩着整个脑袋的头盔，手舞足蹈，大呼小叫。地球，就洋溢着一片这样的祥和之气。火星人脑子里浮现出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成语：行尸走肉。

人类总是在想象未来，但未来却总是出乎人类的想象。人类虽然有非常聪明的脑子，会创造无穷无尽的新名词，编造丰富多彩的故事，但，所有对未来的想象却都有类似性，归根结蒂就是：不用做体力活，不愁吃穿，没完没了的享乐，万寿无疆，花总是开不败，音乐无时无刻不在悠扬，美女常在你眼前翩翩起舞……天堂、西方乐土、神仙世界……这些实在是没有技术条件下的虚拟世界。

人，实际上是远比人自己能够想象到的要复杂得多的物种。只有喜乐，没有怒、哀，没有悲欢离合的世界，对人来说，终究是单调的。人的需求，恐怕不止是马斯洛的五个层次，即使是这五个层次，也不是层层递进发生的，而往往是五个层次同时以不同的组合并存的，并且这组合还是在随时变化着的。鲁迅说：“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因为有人工智能了，反而自己的想象力退化了。

柏拉图在想象他的理想国的时候，他很明白，理想国国民进行哲学思考，是需要有坚实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支撑的。所以，他的理想国除了理想国国民以外，还要有奴隶。

现在人们想象未来世界，一味地着意于技术的进步，却全然没有考虑人类自己肉身的进化。百来年前，面对机械化、自动化时代的到来，那时的人们想象，未来各种体力劳动都将由机器完成，人更多的是从事娱乐、发明创造、艺术探索、哲学思考。这是不是和现在关于未来人工智能的想象类似？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想到，由于不用从事体力劳动，更多的做脑力劳动，因此，人类的四肢将会萎缩，脑袋无比发达，那时的人类，会是四肢短小软弱，身躯顶着一个巨大的头颅。

是啊，技术进步的同时，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肉身落下，否则真的是行尸走肉了。

人类不但会创造名词，编造故事，会想象，还会做梦。梦，才是美妙的虚拟现实！梦是你做的，你却不能控制它，你也不能对它进行编程。有些梦会重复，更多的，绝对出乎你的想象。有时，你白天还想续那凌晨的梦。只是，梦不是你想续就能续的。当你努力续梦，迷糊中却似乎游历了另一个梦境。然而，春日暖阳已经晒着你的脸。

一个小伙子从虚拟世界回来，突然发现，他因为在虚拟世界的所作所为，却在现实世界欠下了十几万现实世界法定货币的债务，而他在现实世界的货币收入只有区区一个月5000元。

梦醒时分，看来，在现实世界中用“第四产业”这个词来表述人工智能技术创造虚拟现实所形成的生态，不是很恰当，至少没有形成共识讲故事的能级。赋予旧词以新的生命，用“虚拟经济”是再恰当不过了。不过，这样的虚拟经济，还是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虚拟经济，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的经济活动。广义的虚拟经济，包括投资创造虚拟现实技术的经济活动，投资支撑虚拟世界的现实世界中那些设备、系统、运营团队和公司的经济活动，以及狭义的虚拟经济。

虚拟现实，虚拟经济，一定是现实世界的人投资的、创造的。创造虚拟现实的科技人员，或许只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技术才能，追求自己的技术理想，但投资虚拟现实的人，一定是有他的现实经济目的的。虚拟世界中的所有经济活动，其盈亏结果，最终要在现实世界中变现。就像你进入赌场，赌场是人投资的，你需要投入你的赌资，换得赌筹。你在赌场中，可以融资。当你出得赌场，你会将你赢得的赌筹变现回现实世界的货币；你欠下的赌资，则会是你现实世界中的负债。所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平行世界。虚拟经济，只是现实经济的投资品。它当然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满足发明人的创造欲望，满足参与人的形形色色的欲望，满足投资人的盈利（割韭菜、薅羊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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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

奇葩表现之一：在一个键盘时代，一个大量互联网原住民时代，写毛笔字的人越来越多，远远超出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去湖州的毛笔厂和富阳的宣纸厂，带着大科技时代对传统行业的怜悯语气问厂长，工厂维持很艰难吧？厂长说，生意不错，需求量很大。但是有两大难题，一是工人不好找。特别是毛笔厂，都是四、五十岁的女工，年轻人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二是竞争激烈。

毛笔生产商和宣纸生产商很多。无论是生产毛笔还是生产宣纸，原材料、工艺、样式、营销等等方面，大家都在创新。不过，毛笔和宣纸生产的关键工艺依然是手工劳作，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还无能为力。

在这个纸质信件、电视机、唱片机、电话座机、银行快被颠覆和消灭的时代，写毛笔字的人居然还逆势增长，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首先当然是识字的人多了，而且不是多了一点点。民国时代四万万同胞，教育逐步在普及，关于文盲率有不同说法，有说是90%多，那就是识字的人4000万左右。现在倒过来，许多学前儿童都已经开始写字认字，有十多亿识字的人。这其中10%写毛笔字，就是一亿多，是民国时期的三倍左右。

其次，许多人是因为爱好。这其中许多人还成了各级各类书法家协会、画家协会之类的会员。不过会员中并不都是书法爱好者，更遑论书法家。不管怎么说，既然是会员了，总得拿起毛笔涂抹涂抹。

再次，也是一个奇葩现象，一代一代中国年轻父母，无论是70后，还是80后、90后，都喜欢让孩子接受艺术熏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学习书法。这个现象在50后、60后还是孩子的时候是非常罕见的，那时及那时以前，孩子能读书、好读书，父母们就已经甜蜜在心里了，至于有没有艺术熏陶，那是要看孩子的造化的。

最后，是庞大的老干部群体，退休前或退休后，纷纷加入书法爱好者甚至协会会员行列。一方面是退居林下修身养性，另一方面也是聊遣寂寞，以字会友。不过，随着这些年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老同志都对单反相机周游列国更感兴趣了。确实，写毛笔字在物质上的准入门槛非常低。

奇葩表现之二：只以汉字作为表现主体。

世界上的文字多种多样，每一种文字都有自己的书写规范，每一个民族都将自己的文字写出了各种花样。中世纪欧洲《圣经》之类宗教作品的手抄本，都是非常漂亮的，是昂贵的收藏品，却不是艺术。古埃及莎草纸上的文字，美则美矣，也没人把它当作艺术品。

汉字非常古老，但并不是最古老的，中国人却把甲骨文算作是书法艺术的起源。直至今天，依然有人以书写甲骨文展现书法艺术。

也有不少人利用其他文字来展现书法魅力，可以说，迄今没有成功的。不要说写西式字母，即使是西夏文、朝鲜谚文，用毛笔书写只是让人觉得新奇而已。

清朝时期，汉文与满文并列，许多重要场合的牌匾、碑碣，重要的公文，满汉文字并列，满文看着很触目刺眼，但绝无艺术美感。乾隆皇帝酷爱书法，题字遍天下，但都是汉字。他醉心于研究设计宫中的瓷器等物品，却没有研究如何用满文表现书法艺术。

倒是东瀛的日本，用假名和片假名展现了书法的美和意境。不过，假名和片假名，都是汉字的部首或草书形成的，实际上还是汉字。这就像前些年铺天盖地的互联网金融，满嘴技术与情怀，实际上就是放贷款，不过是非法高利贷。

奇葩表现之三：一般只用毛笔和墨汁书写。

作为艺术的书法，只能用毛笔和墨汁书写。虽然有硬笔书法、钢笔书法一说，但真没人认真地把它们当书法艺术看待。民间有用木片写飞白书的，只是作为民间工艺流落在景点摊位。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有个小伙子用切菜刀蘸墨书写，那也只是奇技淫巧。更有一些以身体、针筒之类的工具书写的，则更是等而下之了。

我们用刷子、排笔书写黑体字、仿宋体字、圆体字的标语，很漂亮，但那是美术字，不是书法。

美术字，包括我们现在印刷体中的仿宋体、宋体等字体都来自于宋版书的字体。现在还有楷体、隶书、魏碑、行书等字体。这些印刷用的字体，都来自于毛笔书法。所谓宋体，就是从颜真卿的颜体楷书演化而来。宋版书是收藏界的宠物，雕版、印刷、装帧精美外，字体的典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所有这些字都不是书法。

奇葩的是，同样是刀刻，那些书法家写在碑碣上然后用刀刻的作品，是书法作品。那些书法家写在纸上绢上的作品被摹刻上石的，还是书法作品。甚至，古人刻在龟甲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是书法。但是，今天你在牛骨头上刻字、在金属上铸字，不会有人认为那是书法。

也正因此，现在许多人都搞糊涂了，把写毛笔字当成了书法。比如问年轻的家长，孩子业余学什么呢？答曰：学书法呢！也有自称“写书法”。实际上，在老辈人眼里，字被称作书法是件很严肃的事。说别人的字是“墨宝”已经是很隆重了，对自己的字是绝对不敢这么说的。

古人说自己“作书”，是指写字，“书”是书写的“书”，就是“写字”的意思，引申为“字”，但绝不是指“书法”。所以，书法是用毛笔写的字，但用毛笔写的字并不一定是书法。

近来人工智能大有颠覆人类一切活动之势，继围棋之后在书法方面也来插一杠——机器人写毛笔字，但还是要用毛笔和墨汁书写，写楷书的只会写楷书，草书尚无从谈起，当然写什么字还得有人给它设定。人工智能书法艺术，当然还谈不上。

奇葩表现之四：审美取向的拉扯。

书法家群体中，除了官员书法、滥竽书法外，主要有两大群体，一大部分是坚守传统理念的，一部分是要进行现代创新的。坚持传统的，其中有很大部分也在创新。只是，两派的创新，都有许多尴尬。

有一种极端的认为，鼠标时代，写字已经不是人们的必须，更何况写毛笔字，可以借鉴西方现代绘画突破具象的束缚，主张书法应该突破文字的束缚。逻辑上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书法没有了汉字，那些线条不就是现代绘画了吗？何必还叫书法？

还有一些引入了现代设计理念，但这个度不好把握，搞不好设计出来的就是一种新的“美术字”。

也有人强调，现在展览多，笔法已经被古人探索尽了，所以，展览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结构、是视觉冲击力。于是，字越写越大，笔画越来越狂野粗放。可喜的是，有些还是创造了新的审美模式。不过，平心而论，大多数是不成功的。更有一些直接就高举丑书旗帜，走呼风唤雨行为艺术一路。

行为固然吸引眼球，作品也就那么回事了。这类展览体，偶然在展览会上看看尚可，但确实不耐看，更不值得品味，欣赏者离开展厅，就没有什么印象了。这种作品，由于纯粹以震撼、触目吸引眼球，说句煞风景的话，你买来挂到办公室、自家客厅、书房、卧室，是犯煞的，绝对破坏风水。

近两年时兴拓片题跋，算是重拾清末民初的一种美的模式。单看形式效果，经过精心装裱，确实清新可人。但是，许多拓片是墓志、墓碑的拓片，把这挂在客厅、书房甚至卧室，总是不太吉利吧。

然而，奇葩的是，对书法家们的疯疯癫癫、神神叨叨，还有各种头衔，老百姓虽然是诚惶诚恐、莫名所以，但对他们的创新并没有什么感觉。

老百姓依然欣赏传统的书法美。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蟹爬的80后、90后，对那些书法家们创造的现代美毫不感冒，只是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二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可以想象的是，这群创新者，虽然自己热闹，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闹腾。

一个附带的奇葩现象，有时一些当代书画家作品的价格往往高于已故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之所以说是附带的，因为这跟本文要探讨的严肃问题相比，有点不够严肃。艺术品成为投资品，古已有之，本不足为奇。奇的是我们艺术品市场的一些现象。

有一次在上海南京东路朵云轩楼上，赫然发现一位现在还活着的至少不算一流的书画家作品的标价，远远高于其边上一位清末民初名家的作品标价。当然，没道理活着的价格就必须比死去的便宜。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位清末民初的名家，其历史地位已经是基本确定的，作品的供给也已确定是有限的，而这位当代名家的历史地位则很难肯定，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作品。

还有一个相关的现象，总体上活着的书画名家作品价格的波动性远高于已故名家。活着的有自己或徒弟们在捧场操作，已故的就没有这样的操作。活着的作品价格许多与其在某协会担任的职务相挂钩，传说职务要提升了，价格立马就炒上去了，一旦去职，价格也立马有相应的体现。已故名家，是确定的名家，但没有职务因素对价格的扰动。

以上这些奇葩现象，似乎在说明，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华艺术，遭遇了一些尴尬。但是，在科学快速发展的现代历史进程中，一百多年来，写毛笔字没有被西洋枪炮所淘汰，也没有被钢笔、铅笔、圆珠笔所迭代，更没有被键盘和鼠标所颠覆，不能不说，书法本身就是一朵奇葩！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书法，包括中国艺术的内在特点。

我认为，艺术有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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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雕塑家瞿广慈、昆剧演员张冉对谈，跨界交流，很有新鲜感。对谈中，意识到一个现象，许多艺术形式，都不能持久延续，哪怕当初是多么辉煌。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美，是不是永恒的？

昆曲是美的，音乐美，唱词美，唱腔美，舞姿美，服饰美。张冉说，是女人的艺术。那唱腔一出声，弥漫的就是女性的美。然而，曾经差不多就湮没了，幸有周恩来的加持，一直延续到如今。前些年白先勇做过一番昆曲年轻化的努力，到大学推广，热闹了一阵。现如今，靠这些体制内、体制外的演员艰难地维持着。他们有通过他们的努力使昆曲发扬光大的愿景和毅力。

我问张冉，昆曲是应该推陈出新，还是保持传统？问的时候，我自己突然感觉，这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审美习惯，为昆曲加入所谓现代元素，昆曲恐怕就不再是原来的昆曲了。如果保持传统，所谓原汁原味，保持正宗，可能就如同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里是已经固化的以往，昆曲是还有演员演绎的活化石。虽然在动，好像是活的，但终究是化石。

于是，想到中国的戏曲。

京剧，徽班进京，皇恩浩荡，吸引更多的精英加入，有演员、有编剧，还有各类捧场的，在那时的氛围下创新，涌现了一批名角。但盛况也就维持两代人多一些，真正的顶峰是梅兰芳他们那一代，后来虽有余波，不过是诗的晚唐。现在看，经典的戏、经典的唱段、经典的流派，就是那一代的。京剧迷，依然不少，迷的就是那些流派和唱段。

越剧，源自绍兴所属嵊县山沟沟里的的笃班，一班艺人跑码头跑到上海混饭吃。有大胆的艺人适应那十里洋场的潮流，改造了剧本和唱腔，于是便有了越剧，一下子成就了十姐妹。《红楼梦》可以说是最后的辉煌。山间清清溪流突然变成长江巨浪，然后就余波不兴了。现在，在上海、浙江的公园里，人们在唱的依然是十姐妹的唱段。

上海的沪剧，也是如此。在上海本地小调的基础上，借鉴了其他剧种，甚至西方话剧的元素，叙述的是当代故事，所以开初叫文明戏。同样是一代艺人，以后，就是重复了，再没有新的剧目、新的流派。

其他剧种，包括娱乐形式，都是如此。春晚，经典之后，只有失望，还不如那些戏剧，虽然没有吸人眼球的新经典，但老经典依然有人不断回味甚至学唱。

电影如何？实际上，电影除了拍摄这个外在样式，今天的电影早已不是过去的电影了。

广慈说，“任何时代都是青春崇拜的时代。但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崇拜有怀旧性质。今天没有怀旧，只有青春。”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只有青春，没有怀旧，不好说。但这说明作为雕塑家，他直接体会到了今天年轻人在审美上与他的不同。他的艺术品要商品化，就要面向市场。面向市场，就有顺应当下审美趣味的问题。要面向年轻人市场，就要顺应他们的审美趣味。所以广慈有时感觉有自我扭曲。他认为不怎么好的形式，他的年轻助理们却认为好。他总觉得是因为商业化的无奈，为了公司生存的无奈。

我说，想想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罗丹、扬州八怪、吴昌硕、梅兰芳等等，哪个不是面向市场、面向金钱创造了没有铜臭味的美？如此看来，艺术，在创造中真没必要把自己拔离地球。时代变了，你原来的艺术语言不适应了，需要改变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美的，世世代代被人欣赏，但“诗经”那套表现方式，在后世只有借鉴意义，已经很难再被复制。“古诗十九首”，后人依然在吟诵，但那文学样式，后人再没能创造那样高度的美。唐诗宋词，也是如此。

那些美，是永恒的，但创造那些美的方式，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把目光转向组织管理。人们总期望能找到最佳的管理方式，比如组织架构、人员管理等。你会发现，这个领域跟时尚界差不多。层级管理、扁平化管理、后台决定论、中台决定论等等，各种口号不一而足。热闹一阵，人们又开始提出新的模式、新的理论。

为了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更好地服务个人客户，提高效率，防范风险，银行提出了信贷工厂模式。好处是，业务标准化、风险评估标准化、操作流程化标准化，效率提高的同时，可以防范基层一线的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于是对原有流程、制度等进行大规模改造，培训人员，业务面貌焕然一新。很快，这个机制又发生了问题，效率下降了，前线没有主动性，产品和管理流程无法适应各地不同的客群需求和风险逻辑。这时，同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提高效率，防范风险，又引进了富国银行的社区银行模式。好处是，更亲民，更贴近客户，可以提供个性化、人性化服务。开始试点，效果不错。但轰轰烈烈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原因是，中国的社区千千万万，不同于富国银行所遇到的社区，客户的需求完全不同。

员工的管理和考核。评比先进、劳动竞赛、绩效挂钩、360度评价、平衡记分卡，林林总总，一开始往往都非常有效，或长或短一个时期后，效果越来越差，员工依然疲疲沓沓。

评比先进，开始对员工有着非常好的激励作用，做得好，不仅能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还能提升团队的凝聚力。一定时期以后，就成为例行程序，甚至变成轮流坐庄。搞得不好，还会瓦解团队的凝聚力。奖金，从最初的激励，最后变为员工应得的薪资福利的一部分。绩效挂钩的方式，最后则变为员工与企业相互算计的工具。再科学的考核方式，一定时期后，总能被聪明的员工找到漏洞，在尽可能少付出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些年，许多人都热衷于寻找风口，但风来得快也去得快。所谓传统的商业模式似乎奄奄一息，新的商业模式一个接着一个，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享经济、P2P、众筹等等。即使是一些看着还非常热闹的以互联网技术为名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都已经讲了许许多多的新故事，即所谓的“迭代”。也可以说，其中的一些所谓模式，虽然还在“风光”，实际上是在勉强支撑，靠的是不断的新故事、新并购在维持。

美，是永恒的，一些美的存在形态也是永恒的，但美的表现形式则不一定是永恒的。王羲之的书法美，是永恒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可以欣赏，可以学习。但后人写和王羲之一样的字，就不能叫“书法”，也不能打动人。所以，一千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书法家，在崇拜王羲之的同时，都在试图打破王羲之的束缚并超越王羲之。《诗经》中作品的美，是永恒的，屈原《离骚》的美是永恒的。唐诗、宋词，如今依然感动着互联网中的人们。但是，今天的人，虽然还有不少人在吟诗作词，基本上也就是自娱自乐了。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一种存在的美，是永恒的。但用王羲之这样的表现形式去复制这样的美，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就基本不会成功了。同样的，《诗经》、《离骚》、李白、杜甫、苏轼等，他们作品的美是永恒的，但国风、屈赋、七律、七绝、词，作为艺术表现形式，其表现美的功能已经衰竭，或者说其表现美的能量已经被前人耗尽。

梅兰芳、周信芳那一辈京剧演员之后，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名角，但他们只能重复梅兰芳、周信芳们的经典，就像我们背诵唐诗宋词，基本上没有新的创造。越剧、沪剧等，同样如此。不是说以后的演员不想创新，有想走出自己路子的演员和团体，但热闹一阵以后，就悄无声息了，比如浙江的小百花们。越剧、京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创造新的美的能力已经没有了，也或者是人们对这种表现形式已经有审美疲劳了，除了原有的经典，不再有审美反应了。

艺术如此，制度、机制、模式、范式之类，同样如此。事物的本质、规律，是永恒的，但本质和规律的表现形式却不是永恒的。“百代皆行秦政法”的秦政法，虽说延续了两千多年，实际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汉代一变，分封与郡县并行，逐步演化为郡县，但贵族依然是政治的中心，以至于魏晋的门阀制度。唐代一变，开科取士，平民有了上升的通道，但还是豪门当道。宋代一大变，完全的平民社会。元、明、清，继续有变化。政治制度在变，经济制度、货币制度也在变化。希腊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恒久远。这是说，无论是一个机构的管理制度、组织架构、考核制度，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都没有最完美的，更不会有“长生无极”、“与天久长”的制度和模式。任何制度、模式，其能量、其效用，都会逐渐耗散。

人，以及人类社会，是一种与环境互动的存在。制度、机制、各类模式，既是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人和人类社会的环境。互动，既有人和人类社会正向适应环境的方面，也有反向适应或冲撞的方面。反向的适应或冲撞，对环境，即制度、模式效用的损耗容易理解。正向的适应，同样是在消耗制度、模式的能量和效用，因为所谓正向的适应本身，就是一种减少或平缓制度、模式等对人和人类社会自身冲击的谋略和方式。当然，这种适应，往往是无意识的。比如员工考核，目的是为了激发员工为企业创造价值。开始，员工或许是抵制，或许是兴奋，但企业的价值创造是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慢慢适应了这种考核制度，并且摸到了这种考核制度的门道，转而利用这考核制度的门道或缺陷，最小化自己的付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好的制度、好的商业模式，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僵化、毫无生气的原因。这时，便有了改革和创新的呼声。人和人类社会，对于他们所处的体制、制度，同样会有审美疲劳。

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机制，也正遭遇着审美疲劳。现在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机制，是应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滞涨而建立起来的，已经有效运行了四十年，可以说，其能量、效用进入衰竭期，需要进行模式转换了。相应的，货币、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包括各种商业模式，是可能被颠覆、被迭代的。但是，颠覆、迭代后的状态，以我们现有的逻辑是想象不到或推论不到的。只有到了新的模式成型后，专家们回过头来研究，才发现当初没有逻辑的颠覆与迭代，实际上是有清晰的历史传承逻辑的，并且，事物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艺术也如此。总结音韵的规律，遣词用字的规律，是为了更好的表现美。一旦以为只要符合平仄格律、对仗工整、用典巧妙就可以达到美了，那么，诗的美就消失了，格律诗这种表现形式也就徒具面目了。于是，真正的艺术家，这时就会突破这类规则，寻求新的表现形式。

值得深思的，或者说值得深入研究的是，为什么有些艺术形式、社会制度、商业模式具有比较长的生命力，而有些则是昙花一现。这是不是也有规律可循？当然，简单说符合什么什么规律，跟没说一样。比如，商业模式，说一种商业模式有比较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其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市场规律，听着永远正确，但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但似乎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些艺术形式，有些制度模式，其本身的框架相对具有开放性，有不断自我改进和更新的空间，因而能保持较长的生命力；有些艺术形式，有些制度模式，其组成的框架相对封闭，虽然特色鲜明，但没有改进和更新的空间，因而生命力较短。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是，过去的不等于就是过去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借先秦文章突破了魏晋骈体文的萎靡。欧洲的文艺复兴，借古希腊文化和艺术开启了现代思想之门。清末书法家搜寻上古吉金文字、汉魏碑版，开拓了书法表现的新境界。这些相当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简单复制以往。因此，过去的，所谓传统、所谓旧事物，并不就是消失了，没有生命力了，更不必然是先进落后意义上的落后。在一定机缘下消失的过往可以重新焕发生命力。然而，过往的重生，一定不是过往的重复；过往的重生，同样具有两面性，并不必然能创造美和价值。

现在，90后、00后们时兴新国风、新国潮，穿汉服、穿唐装，青春崇拜的同时，好像并不是不怀旧。他们比广慈的怀旧更遥远，广慈这辈人的怀旧，了不起也就是民国。张冉一声声汤显祖创造的美，延续了六百多年，没有理由不发扬光大。这代年轻人，比我们这代，眼界更宽广、思想更开放，当然会有更大的创造空间。

墙裂坛是由几位被金融耽误了的文艺青年发起的一个实验项目。

我们试图撞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探讨跨界的意义，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读金融。不是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文史哲、艺术…这些与“人性”天然接近的知识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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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第一次登封：如何是达摩西来意

那么多武校，武师都是少林寺出来的吗？这么多禅修项目，导师都是少林寺僧人吗？达摩西来，一花五叶，禅宗遍天下，这些武师和禅修师或许真是少林寺的枝枝叶叶、花花草草。

01 “如何是达摩西来意？”是禅宗的不朽之问

02  人类的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包括艺术和宗教，都是在不断演化发展的

03  中国的成就有没有可能进行解释，形成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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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裂坛是由几位被金融耽误了的文艺青年发起的一个实验项目。
我们试图撞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探讨跨界的意义，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读金融。不是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文史哲、艺术…这些与“人性”天然接近的知识来解读。

15.4%：一场“逻辑”引发的无头公案

民间借贷适用法律的逻辑

01 《规定》对民间借贷和本规定适用范围的界定

02 人类社会的事物不是单面向的，需要看“无尽”，也需要顾及“一瞬”

03 现实的市场需要规则，更需要规则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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