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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历史上对商鞅其人的评价，虽有争论，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即使有争论，关于他的残暴，似乎基本是定论。我想，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史公有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最近整理旧物，翻出许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书，打算扔掉。其中有几本活页《古代文选》，觉得薄薄的，不妨读了再扔。许久不读文言文了。
这批《古代文选》是因为批林批孔，把中国思想史归结为儒法斗争，印行一些法家著作供群众学习而出版的。也正因为这一运动，使当时的我有了阅读文言文的机会。活页的，书脊处用钉书机钉一下，每辑一、两篇文言文，有简单的注释，每本人民币两分钱到五分钱不等。
先挑了《商君列传》，这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篇。
中国历史有个有趣现象，各领域最早的典范往往被供奉为顶峰，后世只有膜拜的份，没有超越的可能。司马迁及他的《史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后世许多史家心目中，司马迁的记载，就意味着可信，就像现在许多专家口中的区块链。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当然也是权威定论。并且，这一“太史公曰”模式，还成了后世许多史家、思想家应用模式。不仅如此，连“三言两拍”一类的小说也套用这个模式。然而，后世又把司马迁同时定性为文学家，其文学作品就是伟大的《史记》，不仅语言优美，故事的叙述尤其高度艺术化。《史记》毫无疑问是伟大的，无论是作为历史著作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至于其史实记载是否完全真实、历史评论是否完全正确，需由专家做研究。
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完全是道德性的，没有对商鞅变法、商鞅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做任何历史性的评价。
司马迁判定商鞅是“天资刻薄人”的第一个原因是，商鞅花言巧语，以帝王术蛊惑秦孝公，从而得到重用。也就是说，孝公是无辜的，是被商鞅的妖言迷惑了。然而，从司马迁《商鞅列传》叙述看，因为孝公要重振穆公时代的雄风，招贤纳士，商鞅因此由魏入秦。商鞅入秦后，是见了孝公四次，才被任用的。
第一次觐见孝公，商鞅滔滔不绝说了良久，孝公则时不时打瞌睡，实际上是不想听商鞅说的话。接见后孝公还愤怒地责怪推荐人姓景的太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太监因此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跟他讲五帝之道，可惜他不开悟啊！”
五天后，商鞅再次见孝公，说得更加起劲，然并卵，没有挠到孝公的痒处。孝公又大骂推荐商鞅的景太监，景太监当然还是责怪商鞅。商鞅说：“我这次给他讲三王之道，可他还是没有听进去啊。麻烦你再给他说说，让他召见我。”
商鞅第三次拜见孝公，孝公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并没有起用他。商鞅退出后，孝公对景太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商鞅与景太监说：“我这次跟孝公说了五霸之道，看他的意思很想采用这个战略。麻烦你再说道说道，让他召见我，我知道我该怎么说了。”
于是，有了孝公第四次召见。这次，孝公听得越来越入神，不知不觉膝盖就移向商鞅，一连交谈了好几天，孝公毫无倦意。出得宫来，景太监问：“你说什么说到我君主心里了？我的君主非常高兴。”商鞅答道：“我给他说三代的帝王之道，他却说，‘那太遥远了，我等不及。有能力的国君，都希望自己能在活着时就扬名天下，怎么可能傻傻地等到死去之后数十百年成就帝王之业？’所以我就跟他讲强国的方略，君主龙颜大悦。不过，实在说，他就难以与殷周君主的美德相比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的“王道”和“霸道”之辨，对“王道”是褒，对“霸道”是贬，但总体上并不是完全否定。不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无限崇尚“王道”，就难免反对“霸道”。司马迁在这里显然是把“霸道”视作罪恶的政制。商鞅给孝公讲“霸道”，当然就是刻薄本性的表露。可是，从司马迁的描写看，孝公是先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只是还没有执行的路线图。商鞅只是一个施展才华的求职者，试了几次才摸准了门道把准了脉。只能说，商鞅确实既有实现“王道”的经世之才，也有推行“霸道”的经略之能。就他而言，雇主满意，才是王道。当然，如果行“霸道”是不道德的，那么商鞅确实就是有才无德，没有自己独立的道德底线，只是投孝公之所好。然而，太史公说商鞅刻薄，却不是这个逻辑。
司马迁说商鞅“刻薄人”的第二条理由，商鞅是通过太监引荐给孝公的。这又是道德审判。太监恐怕是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政治中的特有群体。从社会层级论，应该是社会底层，恐怕只比奴隶高一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很多时候主导了政治的走向。可是，他们虽然能左右皇帝，对官员有生杀予夺的能量，却控制不了文化，两千多年来，在文字中，他们基本上是道德的反面人物。所以，太史公只“所因由嬖臣”五个字，就可以铁板钉钉地把商鞅的人品给否定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无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还是之后，皇室与官僚体系虽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一定的条件下，双方也具有相互制衡的张力，以至于皇帝不得不借助于太监势力来打破平衡。因而，文人官僚群体就一直不鸟太监群体，终于在文字体系中把太监们钉在耻辱柱上。
再来看第三条理由：“刑公子虔”。公子虔在三年内被刑了两次。
商鞅变法，公布了新的法令。第一年推行困难，这时，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要处罚太子，可太子是接班人，不能施刑。公子虔倒霉，他是太子的老师，“教不严，师之惰”，被刑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被处黥刑。这一次公子虔被处的是什么刑，司马迁没说，估计比公孙贾轻微。这一下，政令立即畅通，“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刑的效果无以复加，然而，太史公却无视自己记录或描写的美丽风景，把“刑公子虔”作为商鞅失德的重要罪状。三年后，公子虔又犯约，具体什么情况，司马迁没有记载，不过，公子虔被割了鼻子。
从“刑不上大夫”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政治制度的重大转折，也是人类政治的一次重大进步，中外皆然。中国或许是走先了一步，商鞅“刑公子虔”可能是这一进步的起点。公子虔何德何能，太史公没有记载一字一句，却让他站在了道德高地，以今天的视角看，不可理解。
第四条，“欺魏将卬”。这条我稍有同感。
公元前341年，齐国在马陵击败魏国军队，俘获魏太子申，击毙魏国将军、著名军事家庞涓。第二年，商鞅给孝公出主意，认为秦国和魏国，互相是心病，不是秦兼并魏，就是魏兼并秦。现在秦在您老人家的统治下日益强盛，而魏国几次败于齐国，国力空虚，其他诸侯都背叛它。我们可以趁这个时机讨伐魏国。魏国支持不住，只能东迁，而秦国就可以据“河山之固”，向东控制各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当然高兴，就让商鞅为将军率军伐魏。魏国派公子卬为将军迎击。两军相对，商鞅给公子卬送了封信，说“我们以前相处快乐，现在都成为两国的将军，我不忍心互相攻击。我们可以见个面，拜把结盟，好好喝一顿，然后罢兵，确保两国相互间的和平。”公子卬读了信，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于是会盟，喝酒，商鞅却让埋伏在周围的士兵袭击并俘虏了公子卬，进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无奈，割出河西之地以求和。魏国迁都到大梁，魏惠王成了梁惠王。商鞅则因此战受到秦孝公奖励，封於和商两个地方共十五邑，卫鞅成了商鞅、商君。
读到商鞅让伏兵袭击并俘虏公子卬，我对商鞅这一作为很不以为然，认为有违“两国交战，不杀来使”的基本准则。虽然有“兵不厌诈”一说，不过，我觉得那应该是指战略、战术上的“诈”，不应该是这样的“诈”。撇开自己的个人好恶，再看这一案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席成功的“鸿门宴”。鸿门宴是司马迁的经典文章，也是他作为文学家的重要证据。对鸿门宴情节的描写惊心动魄，只是，设宴主人项羽没有成功，被诈的刘邦成了英雄。印象中，历史上这样的酒宴并不少，“摔碗为号”几乎是标志性情节，对这一行为的评价有好有坏，好像都没有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这么严重。自司马迁后，项羽一直是正史和民间的正面人物，悲剧英雄。人们只是用“心胸狭窄”之类说他有性格缺陷，导致他败走乌江，没有成功，或者干脆说他时运不佳。总之，是惋惜他的壮志未酬，绝没有把他送上道德审判台。如果这样对比，就发现，太史公“双标”了。
太史公为什么“双标”？可能与商鞅和项羽俩人的出身有关。项羽是正宗贵族，“世世为楚将”。他聚众反秦，聚于他旗下的正是被废分封的六国贵族。商鞅，虽也是公子，却是旁支、庶出，不是正宗的。在《商君列传》最后，太史公劈头盖脸就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在《项羽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则大异其趣，既温柔又文艺，虽然最后对项羽是否定的：“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是重瞳子，又听说项羽也是重瞳子，难道项羽是舜的后裔？难怪如此迅速地兴起！”然后说项羽，只用了三年时间打败秦国，开始分封王侯，成为霸王。但，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还是一片惋惜之情。除了放逐义帝，关于鸿门宴之类的具体事件一件都没有。事实上，根据司马迁《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和他叔叔都是直接的杀人犯，可是，在对项羽的评价中却对此只字不提。
从这一段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政治上是崇尚分封制、贵族制的。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才实行，商鞅变法，就是秦国整体推行郡县制的开始，而郡县制的肇始则是在魏国。所谓汉承秦制，只是后世就汉代整个发展过程而言，汉初恐怕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体制目标，秦的灭亡与以后的改朝换代不同，暴政可能只是导火索，六国贵族及依附贵族群体的复辟愿望才是颠覆秦朝的真正原因和力量，刘邦、项羽等军中主力应该就是这个群体。对于六国的老百姓来说，世世代代习惯于贵族的管理和统治，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做主人的。项羽跟着叔父项梁起兵不久，东阳那边也有一股数千人的义军，杀了县令，他们想找一个领头的，就找了县衙里的小官、一个忠厚长者陈婴。陈婴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大家还是强行拜他为头领，结果追随者达到两万多人。大家打算立陈婴为王。陈婴母亲对他说：“我自从嫁到你家，就没有听说过你家祖上出过显贵的人物。你现在突然得到很大的名声，是不吉利的。还是投奔到别人旗下吧！”于是，陈婴对部下说：“项家世代为将军，在楚国有名望，我们要成大事，非得项家人领头不行。”他们这一支部队因此就归到项家麾下了。这很代表了当时民间的认知方式。所以，汉初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直要到王莽复古式改制失败，才彻底从体制上告别分封制。后代儒家虽然跟着孔子赞美上古三代，但没有人真的会鼓动皇帝实行那“王道”。司马迁可能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想背景下，对项羽和商鞅做出道德评判的。
关于商鞅“刻薄人”的最后一条是“不师赵良之言”。赵良是当时秦国的隐士。中国隐士，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存在。但凡是“隐士”，就必然有“三高”：首先是品德高尚。做隐士，当然就是因为品德上有洁癖，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其次是智慧高妙。隐士对天下大势，过去、未来，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人世和宇宙有着超然的见解；再次是能力高强。这能力，包括相对低层次的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有经邦济世超级本领。所以，只要是个隐士，必然是高人，必然占据道德高地。你连隐士的话都不听、不学，当然你就不是个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品德高尚的隐士们独善其身，就是不愿意出山救民生于水火。这到底是道德还是不道德？
赵良见商鞅，是一个叫孟兰皋的介绍的。商鞅说，既然是老孟介绍的，我们交个朋友，可以吗？于是赵良来了一堆心灵鸡汤金句：孔丘说过，“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我不肖，所以不敢从命啊。我还听说，“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如果我接受你的情谊，就有贪位贪名的嫌疑，所以不敢从命。就这样，赵良一下子就把自己摆在了道德高地上，对商鞅有了居高临下之势。可是，你一个隐士，不贪位不贪名，干嘛来见位高权重的商鞅呢？
商鞅问：你是不是对我治理秦国有看法？
赵良先讲了“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之类的王道理论，又叙述了秦穆公时的大夫百里奚符合王道的政绩，然后数落商鞅一系列的恶政：通过景太监觐见孝公而得到重用，名声不好；不关心百姓生活，却大兴楼堂馆所；刑黥太子的师傅；以严刑峻法伤害人民，都是积怨啊！用非传统的歪门邪道建立权威，对人民没有教化作用。你还南面称“寡人”，约束秦国的贵公子们。《诗经》里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这样看，你做的这些都是折寿的啊。公子虔杜门不出已经八年了，你还杀了祝懽、黥了公孙贾。《诗经》又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这几件事，都是不能得人的。没有武装护卫，你是不出门的。《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已经危在旦夕，还想延年益寿吗？为何不归还商和於两个封地，到偏僻的地方种地，劝秦王启用归隐之士，养老恤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这样或许可得稍稍的平安。你如果还是贪图商、於两地的财富，以掌管秦国的权力为荣，秦王一旦去世，秦国要抓你的人还会少吗？你的灭亡指日可待啊！
五个月后，孝公撒手西归，商鞅遭殃。商鞅没有听从这高人的指点。之所以不听，就政治而言，是不得不然，与道德无关。赵良说的这些，是政治现实。赵良见商鞅时，商鞅做秦国宰相已经十年，司马迁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公子虔被刑后，杜门不出八年，这些人都在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商鞅即使听从赵良的建议，躲到穷乡僻壤耕作自给，宗室贵戚们一样会追踪而至，杀之而后快。所以，听不听从赵良的话，实在与道德无关，也看不出刻薄来。反倒是，赵良说了这么多不敬的话，商鞅并没有对他不客气。所以，在对待赵良的态度上，商鞅不仅不刻薄，还非常厚道。
赵良看到了以后发展的趋势，看到了商鞅的宿命，是高人。但赵良并没有看透这大势，不知道政治运作就像水，一旦进入某种封闭的管道，就只能奔涌往前、一去不返，也只有在奔涌往前中搏杀出一条新生路，主事者想要半道退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赵良指出这样一条退路，也实在算不得高人。
对人进行道德评价是应该的，不同时代道德评判的某些标准有所不同也很正常。但对一个人只做脱离具体背景、抽象的道德评判，则是不妥的。更何况像商鞅和项羽这样的历史人物。
即使从单纯的私德论，司马迁所列举的这些理由，都很难成立。通过景太监得以攀上秦孝公，算是为了个人前途的私事，但算不得是私德有亏。其他几件对别人的事件，无论对错，没有一件牵涉到商鞅自己的私人恩怨。这些作为，倒不如说商鞅有担当的勇气。
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商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的人物，以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则商鞅也是对人类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商鞅变法，开启了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你可以对以后的政治体制有不同的评价，但结束封建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政治的进步。这方面，项羽是无法望其项背的。项羽只是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出了一份力，留下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故事。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商鞅还太近，确实还没有能力对商鞅的历史地位做出恰当的评价，这是不能苛刻于太史公的。
就业绩而言，商鞅是非常成功的。“居五年，秦人富强”，连周天子——周显王都要在祭祀时送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十年时间，让秦国人民“大悦”，欢欣鼓舞，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是国家富，百姓富，并且人民勇于为国而战。可以说商鞅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财富基础、民心基础。真正反对商鞅的实际上是“宗室贵戚”。宗室贵戚，包括继位的太子和他的老师最后杀了商鞅，是权力和利益使然，并不是商鞅的道德，甚至商鞅变法的制度使然。孝公以后直到秦政，商鞅变法的制度都一以贯之。由此观之，“刻薄”者，该是商鞅的对手们。
再看商鞅做事的方式方法，堪称改革和管理的经典。“徙木立信”早已是千古佳话。“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标准，以利市场的统一和交易的便利。“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奖罚分明，都是非常有效的KPI措施。
关于改革与管理，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对自己的行动不自信，是不会有成就的；对自己的事业不自信，是不会成功的。他还说：“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还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这些放在今天，都是改革金句，管理名言。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必然需要实施大刀阔斧的举措。这必然会遇到思想上、习惯上和利益上的重重阻力。要克服这些阻力，就必然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或者说得罪人。现在一些领导经常会说：“不换思想就换人!”被换的人，当然就会有意见。也因此，改革者就可能会陷入危机中，有时甚至是陷入生命危险之中。商鞅就是如此。商鞅的宿命，或许不是他看不到这些，而是在王权体制下，他无法让继位的太子依照商鞅所制定的法律来对待他商鞅。
人类社会需要道德以维护秩序，当然需要对人和社会制度进行道德评判。必须要防止那些道德洁癖式的审判，道德洁癖式的审判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极大的恶。人的思想、行为，社会制度的形成，固然有道德约束的因素，但道德不是唯一的、终极的原因。以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论，则一切都是出于人的自私。从研究的角度说，除了道德评判，更需要研究各种思想、行为、制度形成的内在机理，以期不断改善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以人类社会出现过的各种政治制度为例，无论今天人们认为是善的制度还是恶的制度，背后都有人的血雨腥风，《大宪章》就是如此，《独立宣言》是一小撮人暗室操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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