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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先生最新出版著作《禅说庄子》系列共16本,以通俗的语言,对《庄子》中的26篇,通过逐句分析的方式进行解析,结合佛教禅宗思想分析庄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结合现实人生,突出每篇文字的现实警讯与指导意义,为浮躁迷失的现代人指出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文字浅白易懂,说理深刻。 ”
以下内容为节选,学习更多请购买正版书籍
“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在社会里,有尊卑高下,就有矛盾和是非。既然有尊卑、高下、是非,就要用“礼乐”来协调上下关系。所以君臣、父子、夫妇乃至于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通过礼乐来规范的。如果我们自然的性情没有被社会性所污染,如果我们都是真性情的,都是道人,或都是平等的人,还需用礼乐吗?当然,自从人类进入社会以来,有了城邦,礼乐就开始出现了。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也有相应的“礼乐”。有了礼乐就有社会的尊卑贵贱,就离开了原始人的“朴素”。
“五色不乱,孰为文采!”在中国对“五色”很讲究的,黄色不是谁都能穿的,皇族才行。艳霞君今天穿的这个色调在当时是“僭(jiàn)越”,是大不敬啊!除了办喜事,红色也不能随便用。从先秦到汉魏晋,老百姓只能穿“缁(zī)衣”,黑色的,白色也不能随便穿。颜色都是有严格等级制度的。“五色”,青黄赤白黑,在服饰上有尊卑贵贱高下之分。
“五声不乱,孰应六律!”上古的音乐是属于贵族的,“八佾(yì)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春秋时代,天子有天子的音乐,诸侯有诸侯的音乐,大夫有大夫的音乐,是有差别而不能随便用的。在葬礼上,也是有规矩的,棺椁(guǒ)都是有等级的,天子当用几重棺椁,诸侯当用几重棺椁,一般大夫又当用几重棺椁,老百姓就谈不上了。
贵族和政治家们对音乐是很讲究的,我们这里,只有陈主任这般年纪的才有切身的感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东方红》那首乐曲,平常大家都可以唱,但是“最革命”的时期,国歌都废弃不用,而播放《东方红》。为什么呢?它要提升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那时的政治氛围是“文化大革&命”出生以后的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如果唱点轻松的歌曲,如《外国名歌两百首》中的,对不起,你在唱黄色&歌曲,在唱资本主义的歌曲,要剃你阴阳头,开你的批斗会,抓你去劳教。这个也是乱了“五声”。在阶级斗争年代,放音乐、唱歌都是有规矩的。什么能唱,什么不能唱,什么环境该奏什么样的乐,都是有规矩的。现在放松了,唱点黄色小调也没人料理你。不过现在也要整顿了,要把网络上不健康的东西都要管起来。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在前面一系列议论以后,毫不客气地说,“残朴以为器”,把自然本朴的、原生态的东西破坏了,搞成社会的、利益化、商品化的“器”,是“工匠之罪”。以社会化的仁义替代自然性的道德,是“圣人之过”。谁是圣人呢?尧舜文武周公嘛,正是因为这些圣人搞的礼乐刑政,让自然、平等的人,被社会化为三六九等,大家都要遵循这个规矩,这就使人失去了人的自然之“德”,自然性越来越弱,社会性越来越强,必然就会引出社会的无穷麻烦。自此以后,社会的是非、官司、战争就如小溪汇成江河,惊涛骇浪且汹涌澎湃了。
上古时代,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些地下文物外,当然不会留下“文献”记载。但我们相信,原始人类在一百万年前、十万年前或者一万年前,至少是相对太平的,没有那么多血腥,都是处于“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夏朝四五百年,商朝五六百年,周朝八百年,都是非常长的朝代。
上古的历史记载很奇怪,夏朝时除了夏禹的时代有些记载,到了末代夏桀引起成汤革命有些记载,但中间四五百年间在历史上基本是空白。除了在甲骨文、在《史记》中有历代世系,哪一代是什么帝王,有世系的名录表外,中间好像都悄然无声。社会平静,没有闹腾的故事,就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到了大的动乱时期,成汤革命热闹一下,就有文献记载了。成汤革命以后,初期几十年也是有点动荡,到盘庚迁都以前,中间经历了几百年,也没有什么故事传下来。因为盘庚迁都是个大事,《尚书》里面还保存了这一篇。韩愈说自己读《盘庚》篇的时候,觉得舌头都抽筋,文句都读不顺。韩愈这样的文学大家都读不懂,说明这篇文章是真的。盘庚以后到殷纣王期间,基本上又是空白,殷纣王闻名天下,是因为有周文王、周武王革命,这又热闹起来。所以中国的文献记载,从周武王开始才逐渐清晰。
周武王、周公分封诸侯以后,一直到周厉王,这中间一二百年的历史,基本也没怎么记载。周穆王会西王母,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传说,是很朦胧的。周厉王以后,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都是在“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之后,从这一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才每年不断,没有空白点了。这说明以前的人,的确都比较淳朴,那个时候自然性的道德被毁得还不厉害,仁义的口号也不是很响亮。仁义真正响亮起来,是因为孔子和孟子,孔夫子提倡仁,孟夫子鼓吹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渐渐杀红了眼,上千家诸侯到了战国初只剩十二家,最后只剩七国了。这些历史我们不去强调,也不必去细说,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矛盾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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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先生最新出版著作《禅说庄子》系列共16本,以通俗的语言,对《庄子》中的26篇,通过逐句分析的方式进行解析,结合佛教禅宗思想分析庄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结合现实人生,突出每篇文字的现实警讯与指导意义,为浮躁迷失的现代人指出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文字浅白易懂,说理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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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在社会里,有尊卑高下,就有矛盾和是非。既然有尊卑、高下、是非,就要用“礼乐”来协调上下关系。所以君臣、父子、夫妇乃至于朋友之间的关系,都是通过礼乐来规范的。如果我们自然的性情没有被社会性所污染,如果我们都是真性情的,都是道人,或都是平等的人,还需用礼乐吗?当然,自从人类进入社会以来,有了城邦,礼乐就开始出现了。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也有相应的“礼乐”。有了礼乐就有社会的尊卑贵贱,就离开了原始人的“朴素”。
“五色不乱,孰为文采!”在中国对“五色”很讲究的,黄色不是谁都能穿的,皇族才行。艳霞君今天穿的这个色调在当时是“僭(jiàn)越”,是大不敬啊!除了办喜事,红色也不能随便用。从先秦到汉魏晋,老百姓只能穿“缁(zī)衣”,黑色的,白色也不能随便穿。颜色都是有严格等级制度的。“五色”,青黄赤白黑,在服饰上有尊卑贵贱高下之分。
“五声不乱,孰应六律!”上古的音乐是属于贵族的,“八佾(yì)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春秋时代,天子有天子的音乐,诸侯有诸侯的音乐,大夫有大夫的音乐,是有差别而不能随便用的。在葬礼上,也是有规矩的,棺椁(guǒ)都是有等级的,天子当用几重棺椁,诸侯当用几重棺椁,一般大夫又当用几重棺椁,老百姓就谈不上了。
贵族和政治家们对音乐是很讲究的,我们这里,只有陈主任这般年纪的才有切身的感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东方红》那首乐曲,平常大家都可以唱,但是“最革命”的时期,国歌都废弃不用,而播放《东方红》。为什么呢?它要提升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那时的政治氛围是“文化大革&命”出生以后的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如果唱点轻松的歌曲,如《外国名歌两百首》中的,对不起,你在唱黄色&歌曲,在唱资本主义的歌曲,要剃你阴阳头,开你的批斗会,抓你去劳教。这个也是乱了“五声”。在阶级斗争年代,放音乐、唱歌都是有规矩的。什么能唱,什么不能唱,什么环境该奏什么样的乐,都是有规矩的。现在放松了,唱点黄色小调也没人料理你。不过现在也要整顿了,要把网络上不健康的东西都要管起来。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在前面一系列议论以后,毫不客气地说,“残朴以为器”,把自然本朴的、原生态的东西破坏了,搞成社会的、利益化、商品化的“器”,是“工匠之罪”。以社会化的仁义替代自然性的道德,是“圣人之过”。谁是圣人呢?尧舜文武周公嘛,正是因为这些圣人搞的礼乐刑政,让自然、平等的人,被社会化为三六九等,大家都要遵循这个规矩,这就使人失去了人的自然之“德”,自然性越来越弱,社会性越来越强,必然就会引出社会的无穷麻烦。自此以后,社会的是非、官司、战争就如小溪汇成江河,惊涛骇浪且汹涌澎湃了。
上古时代,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些地下文物外,当然不会留下“文献”记载。但我们相信,原始人类在一百万年前、十万年前或者一万年前,至少是相对太平的,没有那么多血腥,都是处于“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夏朝四五百年,商朝五六百年,周朝八百年,都是非常长的朝代。
上古的历史记载很奇怪,夏朝时除了夏禹的时代有些记载,到了末代夏桀引起成汤革命有些记载,但中间四五百年间在历史上基本是空白。除了在甲骨文、在《史记》中有历代世系,哪一代是什么帝王,有世系的名录表外,中间好像都悄然无声。社会平静,没有闹腾的故事,就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到了大的动乱时期,成汤革命热闹一下,就有文献记载了。成汤革命以后,初期几十年也是有点动荡,到盘庚迁都以前,中间经历了几百年,也没有什么故事传下来。因为盘庚迁都是个大事,《尚书》里面还保存了这一篇。韩愈说自己读《盘庚》篇的时候,觉得舌头都抽筋,文句都读不顺。韩愈这样的文学大家都读不懂,说明这篇文章是真的。盘庚以后到殷纣王期间,基本上又是空白,殷纣王闻名天下,是因为有周文王、周武王革命,这又热闹起来。所以中国的文献记载,从周武王开始才逐渐清晰。
周武王、周公分封诸侯以后,一直到周厉王,这中间一二百年的历史,基本也没怎么记载。周穆王会西王母,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传说,是很朦胧的。周厉王以后,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都是在“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之后,从这一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才每年不断,没有空白点了。这说明以前的人,的确都比较淳朴,那个时候自然性的道德被毁得还不厉害,仁义的口号也不是很响亮。仁义真正响亮起来,是因为孔子和孟子,孔夫子提倡仁,孟夫子鼓吹义。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渐渐杀红了眼,上千家诸侯到了战国初只剩十二家,最后只剩七国了。这些历史我们不去强调,也不必去细说,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矛盾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