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朝，从士族到寒门，无不卷入一场贪腐与奢靡的漩涡。官员们通过职权侵吞，纵容奢侈而民众却饱受苦难。这段历史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风气，更让我们反思权力的使用与社会的公正。

至于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贪污致富的机会更多。齐南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何益孙、刘道济，先后受赃均在百万以上(见《南齐书·萧惠基传弟惠朗附传》)。由此可知，南朝无论世族寒门， 都是聚敛成性。其时州郡县皆尽量向民间搜括；而朝廷则于刺史、太守还京时，迫令献纳，甚至有君主采取樗蒱之戏(古代的一种赌博)，以罄尽臣僚之还资者。史称宋“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贡献，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 [垣]闳还至南州，而孝武晏驾，拥南资为富人。明帝初.....出为益州刺史，蜀还之货亦数千金，先送献物，倾西资之半。明帝犹嫌其少，及闳至都，诣廷尉自簿(对庭)，先诏狱官留闳，于是(闳] 悉送资财，然后被遣”(《南史·垣护之传从弟闳附传》。又如齐时崔慧景，历居方镇，“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南齐书·崔慧景传》),由此获得齐武帝萧赜对他的嘉奖；齐永明中萧惠休出为广州刺史，罢任，倾资献奉武帝；刘悛“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南齐书·刘悛传》),后罢益州刺史还都，适武帝病死，废帝郁林王萧昭业新即位，悛奉献减少，萧昭业示意官吏把他监禁起来，几乎砍去脑袋。又据《魏书·岛夷萧衍传》 称:梁武帝萧衍时，“衍所部刺史牧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献，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可见到了梁代，上下求索的风气，更形普遍。当时的官吏一方面要尽情搜括来倾资献奉于君主，一方面又要满足自己的侈摩腐化生活，因此，他们罢官之日，虽是“致资巨亿”，可是“不支数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梁书·贺琛传》)。 倘若他们再去担任地方长官(这种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多的)，以后官做得越大、越长久，那么他们搜括的本领也就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