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民原箱地区的地方机构侨州郡。《隋书·食货志》所谓: “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 皆取旧壤之名，侨我那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只要注籍侨州郡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担，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侨州郡人民，作出这一规定，不仅仅对延长侨州郡人民编户农民破产时期的到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像怒潮似地涌向江南，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同时，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馆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者然。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因此，他们也必会提出:琅邪(或陈郡)“既是望邦， 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了0。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 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1,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其后侨置纷繁，以长江下游而言，在东晋渡江之初，由于从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侨民较多，所以东晋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内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后迁往江北之广陵)，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立南豫州等州一级的机构；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达江南的侨民，人数较少，就不设立州一级的机构，而只是在大江南北侨置幽、冀诸州的郡级或县级的机构，并把它们拨给南徐、南兖、南青等州来管辖，这样，以南徐州一州而论，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到了后来，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论，在当时就设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的流寓郡县， 真是搞得“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如沈约《宋书》诸志总序所说: “自戎狄内附，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徒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于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徒”，“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版籍(户口册)为之浑淆，职方(掌管疆域图籍的政府机构)所不能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县仍然未改； 一方面北来侨民，已因从事生产而有安定的生活。到这时候，东晋、南朝的统治者，认为过去优待侨州郡人民而作出的优复等等办法，已消失其曾经有过的意义。为了政府的“财阜国丰”(《宋书·武帝纪》)计，为了“京口”的“兵可用”计，自然有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土断”，取消优复等等优待办法之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