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先生最新出版著作《禅说庄子》系列共16本，以通俗的语言，对《庄子》中的26篇，通过逐句分析的方式进行解析，结合佛教禅宗思想分析庄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结合现实人生，突出每篇文字的现实警讯与指导意义，为浮躁迷失的现代人指出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文字浅白易懂，说理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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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更好玩了，是道家对儒家的批判。

人类越发展离自然性越远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燧人氏知道钻木取火，伏羲氏知道畜牧业了。到了燧人氏、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不能遵守自然的状态。因为燧人氏钻木取火，知道烤肉了，就从前文明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临界点。现在看《动物世界》里面黑猩猩、大猩猩都会用石头，弄了些坚果吃不动，它就会拿石头、木头来敲，敲了吃果仁，看见骨头嚼不动也会拿石头砸碎，吃里面的骨髓，但是它们还不会用火。人之所以与猩猩有区别，就是从会用火开始的。

但是，光用火还不行。到了伏羲氏，人就知道养猪、养牛、养羊了，有了畜牧业。到了这个时候，人的温饱程度大大地提升了，有了最基本的保证。在不知道用火、不知道畜牧的时候，纯粹就是原始人，饥一顿饱一顿的。狮子那么厉害，今天弄了一头水牛，可以吃几天，但常常十天半个月都弄不到一头，那就只好挨饿。终于有一天又弄到一头，又可以饱餐一顿了。自然界是这样，原始人也是这样，但后来有保障就不一样了。有了火，原来很多不能吃的可以吃了，嚼不动的也能嚼了，有畜牧业后就更有保障了，养起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生活顺了，人心也顺了，也能基本定居了。然而“是故顺而不一”，人类已经远离了纯粹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神农懂得种庄稼了，因为到了神农帝，进入了原始农耕时代，就从畜牧业的“逐水草而居”到了养殖业、农业，就必须定居，在河流边上或者湖泊边上，或者有水的平原、盆地安居下来。到黄帝时期，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有君主的感觉，有社会组织的存在了，并且已经有三山四岳行政地域的分布了。黄帝是最早制礼作乐的，故虽“天下安”，但“不顺”，为什么呢？因为离自然性越来越远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唐尧虞舜时期就开始大行治化，即治理、教化，这就把人淳朴的本性给击碎了。“离道以善”，完全是强化了社会性，离自然性越来越远；“险德以行”，就是背德以行。前面说了“德，和也；道，理也”，离开这个“和”与“理”，就离道背德了。“然后去性而从于心”，性，是我们的天性，心是我们的智能。人越来越智能化，就与自然性越隔越远。我们也看到，小孩刚生下来是纯自然的，心里什么是非都没有。随着小孩的成长，越来越社会化，喜怒哀乐有了，是非判断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总之是越来越麻烦。你看刚生下来的小孩，好纯朴啊。后来敢于和父母吵架、敢于和老师吵，敢于和同学打架，当然小孩子还是淳朴，还只是小孩子的这么一种分别心、一种意气、一种争斗。但不管是荣誉感还是耻辱感，就有这些浸润了。

庄子的道家历史观

“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自从尧舜以来，提倡教化，心识、智能就开始发展了，人类的文化、文明也是步步高。然而，心与心的认识、心的智能，是“不足以定天下”的。因为社会在扩张、社会在膨胀，中华民族从黄河流域的渭河、汾河，到太行山，到河北，到两淮，然后到江南，都是在扩张。从上古时代的很多部落，到部落联盟，然后斗过来斗过去，有了诸侯国，后来就有了“天子”，这一系列变化都是“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社会的扩张、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就是合理性，就是把政治的、文化的、一切一切的，都规范下来，赋予合理性。就如古希腊，原本是多神教，有宙斯、雅典娜、这个那个的神，到了基督教一统天下，成为了一神教，除了上帝，其他全被称为妖魔鬼怪。中国也是这样，以前原始信仰也很多，后来圣人之道定于一尊；文化上原来是诸子百家，以后就定儒家领袖群伦。然而只有合理性还不够，还要“益之以博”，因为社会有各个层面，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你怎样统一它？除了儒家经典还有诸子百家，还有手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数学的、物理的，都要有接触，都要去丰富它。所以庄子这里也可称为朴实的道家历史观。他所描述的中国上古史的顺序，与现代研究人类发展史的人所描述的很一致、很合拍。

“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孔夫子也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什么？文是有文化，有文采，有修养，有教养；“质”就是本朴，没文化、没教养。我们知道木头本来就是木头，很质朴，木匠师傅一打造，雕花、上漆，然后就显得很文了。“文”，肯定是在“质”的基础上加以修饰才能成文。但有“文”了，“质”就必然缩水了。因为“质胜文则野”，“野”是原始、粗朴，没有什么文化的成分在里面；“文胜质则史”，“史”是轻浮、离题万里。所以，孔夫子强调“文质彬彬”，相得益彰才是一个君子。作为我们人来说，既要有本朴的一面，也需要文化的教养，才能成为君子。但庄子认为“文灭质”，你有了文化，肯定就失去了你原始的风貌，你是通过化妆、改造而变了质的。“博溺心”，越是知识渊博的人，他的心就越易迷失，越易落入歧路亡羊的困境，如同佛教讲的“知见障”一样，很可怜的。

当然，这是基于自然性所说的理。如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凭越高，专业性越强，离其他知识也就越远了，他们必须依赖社会的分工及社会的保障才能存在，才能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搞出成绩，从而为社会服务。所以博与专是一个矛盾，现代社会也不可能让一位博士像古代农民一样有着全套的农业生产技能。

道家亦有道家的评判标准，它是不赞同离开自然性而去玩社会性那种“博”的，社会性越“博”，自然性也就越“薄”了，人心则越沉溺了。现在为了功名富贵，人心都在玩花样、玩手段，酒色财气的花样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令人瞠目结舌，能用多少心思在正事上呢？所以庄子这里所讲的“博”，讲的是社会上钩心斗角的“机心”，这种“机心”一旦“博”了，人心肯定沉溺。还有，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爱因斯坦说：“与知识相比较，智慧更重要。”因为智慧是知识的源泉，学知识应开智慧，但很多人为知识而知识，知识反而成为了智慧的障碍，用佛教的话来说成了“所知障”、“理障”，成了使自己沉溺的因素，这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