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终于从极端的“民主”——各人任意而行——迎来了第一位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我们主要关注王的“任意而行”，虽然这个危险无法排除。以色列作为人类历史上“理想国”的预像，君主制的巨变并没有改变神权政治的目标，无非是从直接的方式改为间接的而已。

以色列呼求立王的动机不对，否则君主制并非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反而让我们看到救赎历史和教会秩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申命记 17 章早就关于君主制进行了“立宪”要求，并强调君主的“宪法”教育：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申 17:18-19）

不像外邦宪法可以任性修订，耶和华的这部“宪法”是不可修改，也不打折扣的。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虽然没有主张字面修宪，但是他却在心里、在行为上三番四次地“修订”。

扫罗的第一次内在修订是突破“政教分立”的基本大法，擅自向耶和华献祭。虽然兵力悬殊，军情紧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是自从大能的出埃及以来，上帝已经密授以色列唯一的“兵法”——上帝自身就是大能的战士（出 15:3），以色列从来就不靠兵多马大而取胜！因此，对于以色列，唯一可称为紧急的军情恰恰就是不信和不听“君令”。

令人惊讶的是，不义的扫罗反倒有个信靠神的儿子。他深谙耶和华的兵法，并勇于施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撒上14:6）相形之下，扫罗心里既想信靠，又流于表面：“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上13:12）。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扫罗外在的形式主义，内在的“修宪”本性，从此兵败如山倒，直到将美好的希望一步步碾碎，成就一个令人叹息的悲剧。就如士师记中我们刚读过的基甸，扫罗轻率地叫士兵发誓许愿，造成百姓疲惫不堪又仓促吃血，造成自己的儿子险些丧命。得知百姓仓促吃血得罪上帝后，他再次拿起形式主义的武器，连忙进行礼仪上的“补救”，他第一次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表面功夫无济于事，这位王内在的“修宪”顽疾终于在与亚玛力之战的测试中显露无遗。后来，撒母耳一语道出实质，正中要害：“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祂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上15:22-23）。

这几句著名的话至今仍直指我们的内心，常让基督徒表面的信仰生活无所遁形。以色列的第一位王可以献上许多外在的物品（即便合法），但深深保留的是他内在的自己，可以尊重耶和华而不去拜虚神，但最大的偶像却是他内在的自我。以色列人现在有了王，但是这位王心里没有王，还是“任意而行”。

可以说，即便有了一位王，从王而下，骨子里都是任意而为，扫罗般 “修宪”的内在本性根深蒂固。以色列依然没有走出士师记实质上的“无王”状态，就如亚当之后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就没有走出“士师记”。

撒母耳记代表着从士师制到君主制的重大转变，社会的实质却没有什么改变，他们一直无法达到真正的“神权政治“，达到真正的“理想国”。我们只有看到另一重更大的转变，才能看到希望——撒母耳记也是从五经中的摩西之约向大卫之约的重大转变！

我们依靠的不是“大卫之约”中的大卫，而是其中的“约”。在大卫之前树立着第一位王显眼的失败让我们看到只要人心的“修宪”本性不改，申命记 17 章的“宪法教育”必然失败，果不其然，我们将要看到大卫的罪并不比扫罗少，甚至更加醒目和鲜明。

但上帝公义地废弃扫罗，莫名地拣选了大卫，是为了让我们去依靠祂与大卫的圣约。在这坚固稳妥的约中，大卫王朝最后的那位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完全的听命和顺从，成为我们拯救的根源，医治了我们内在深深的修宪和不法的本性。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能够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中离弃我们内在自我的专制，在民主的时代风气里建立神主的生命样式。

主啊，我们都是行事背约的亚当，我们都是内心不法的扫罗，我们各人任意而行，我们心中废掉了你的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任意修宪，现在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于你自己主动的顺从，你为我们顺服至死，你为我们死里复活，你赐给我们一颗新心，主啊，是你的听命治疗了我们内心的叛逆！求圣灵不断将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版上，使我们不断有新的悔改和新的顺从，使我们在你宝血的涂抹中得以内里诚实，好叫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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