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鲧刚因治水不力而受诛；对外而言，滔滔水患，历经尧舜都治理不了，良策何在？
君子知耻而后勇，禹愤然而起，砥砺前行。他披星戴月在外奔波，整整13年栉风沐雨、筚路蓝缕，考察地形和水势，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他几乎走遍了当时的中国大地，活动区域空前广大，远超前人。从龙门向东，他一直走到今日浙江，甚至长眠于绍兴，留下大禹陵做证，感动了司马迁前来致敬凭吊，载入史册。禹一路用标尺测量山水，绘制水文地图。经过全面探察，他发现了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在于采用封堵的办法，筑大坝拦水。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水漫之日，巨浪滔天，坝毁人亡，千里苍凉。 有鉴于此，禹改弦更张，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他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拿着测量工具规和矩，按照天地四时的水文规律，建立一道一道木桩作为标志，根据各地的地形地貌做出整体治水规划，付诸建设。他的努力获得巨大成功，疏通了大江大河，让水顺势而流。在容易泛滥的地方，修筑堤坝、陂塘来蓄水，既消除水患，又灌溉土地，耕种稻谷，使得大片土地开辟出来。经过他的这番彻底整治，“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天地相谐，各得风水，遂形成上古之“九州”1,成为中国的代称。
总结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善于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第二，进行总体治理，而不是局部治水。如果不是贯通江河首尾，治水绝难成功。能够进行总体治理则意味着当时华夏族所控制的区域已经扩展至出海口。根据《史记》,禹的活动范围远远突破了尧舜所在的空间。尧在临汾一带，舜大致在山西南部，而禹的活动范围已经到达浙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和控制区域大大拓展了，基本覆盖了黄河、淮河与长江全流域，禹的行迹勾画出一个大中国，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据此反思，从鲧到禹，大家都推荐他们父子治水，可见这个家族擅长治水，无可替代。作为治水专家，鲧不至于不明白水堵不住的道理，自寻失败。然而，历史记载中鲧确实采用堵水的方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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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到
《史记》卷2《 本纪》。

“家天下”的时代。
关于“帝”,司马迁问道:布衣匹夫起家之人，其后代能够无缘无放地崛起吗？毫无可能。必须是恩德厚重之人，其子孙才会被百姓立为天帝。先世积下什么厚德呢？为民请命，不管什么暴风骤雨都替百姓遮挡；如果有灾难降临，则替百姓赎命，万死不辞。如此之人方有万世之德，黄帝就是这等人物。
显而易见，成为华夏族始祖的根本条件是为天下民众建立丰功伟绩，积积德。故中国的政治传统强调民为邦本。司马迁在叙述早期
(史记)裂4 周族崛起的时候，专门讲了公亶父面临戎狄进攻的关头，不忍百姓为其个人权位而牺牲时说:百姓拥立君王是要为他们谋利益。1故而自己1
公日“有将以利之出走，避难于岐山之下。此举深得民心，遂致四方来归，成就了周族本纪》记影的崛起。这段叙事并不全面，但透露出司马迁对民本主义的强调。
人父子面胎其次，黄帝是怎样一位人物，为何被尊为华夏族始祖呢？ 欲以我故战《五帝本纪》称黄帝“生而神灵......成而聪明”。“聪明”后来被予不忍为进一步捧高为“圣明”,是作为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内在条件，并且有着特定的严格要求。司马迁接下来在《尧本纪》中将其展开，且待后述。
黄帝当时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神农氏衰败而局面失控，各部族相互征伐，侵害百姓，胡作非为。例如蚩尤部落欺凌弱小，炎帝部落也企图欺压周邻。于是各部族纷纷投向黄帝。黄帝团结本族，充实内功，积极修武，打了几场大胜仗:一是对炎帝部族的阪泉之战，战而胜之；二是联合炎帝部族发动涿鹿之战，打败蚩尤部族。
黄帝安定各部后，开始巡行四方:向东走到海边，登上了丸山(在今山东临朐东北，渤海之滨)、泰山；向西来到崆峒山(也作“空同”“空桐”,在今甘肃平凉西北),登鸡头山(即六盘山，在今宁夏泾源境内);向南一直走到湘江；向北驱逐游牧民族，深入漠北。如果在地图上把黄帝的行迹画出来，就能看出这段记载的意义。从海边一直到崆峒山，从北方草原一直到南边的湘江，包括了中国的中心地域。在此之前的部落首长，不管是盘古、炎帝，或者是神农氏，

出五个，明显是为了迎合五行说。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所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 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孟子·告子下》 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岐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是也。”
“五帝”到底是哪几位，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五”这个数字是不能突破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术数体系里，三是天数，五是地数，人适用五三。五三循环的构成在秦朝以前已经很多了。李斯说“五帝”和“三代”不相延续，各治天下。他说的“三代”是“五帝” 以后的夏商周三代，正好呈现出五三的变化。‘孟子讲“三王五霸”2, 也是五三的结构。如前所述，人格化的“三皇”形成以后，只能置于“五帝”之前，这才符合术数的原理。据此可知，“三皇五帝”是后来在术数理论支撑下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五帝”代表的是上古多民族融合的时代。司马迁不取天、地、人的“三皇”,而取黄帝、 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开启上古史，并黄帝作为华夏族的始祖，符合社会演进的进程，独具慧眼。
见《史记》卷1 《五帝本纪》《正义》注释。
通过这些论述，可知华夏始祖不建立在神的绝对性上，而建立在获得万民拥戴的社会基础之上，故华夏始祖是人文始祖。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人本主义。
破除了神的绝对性，那么，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始祖。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被尊为创始者的人物不在少数，如前述开天辟地的盘古，以及炼石补天的女娲、观天察地的伏羲，等等。在这些远古英雄中，司马迁选中黄帝作为华夏族始祖的道理何在？这就不能不讨论成为华夏族始祖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这也构成了此后政治领袖及其政权的合法性根据，并成为古代的政治传统。
首先来看黄帝、顓顼、帝喾、尧、舜五位为什么被称作“帝”? “帝”意味着什么？
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注释《史记》时引述《中候敕省图》说: “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亦即认为“帝”代表人品道德，只有德高望重堪与其地位相配者方能称“帝”。他还引用《坤灵图》说:“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3,进一步阐发“德”要堂堂正正，不谋私利，以天下苍生为念。由此可知，所谓“五帝”时代乃“天下为公”,而非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让人惊愕不已。不但“三皇”传说的诞生年代晚于“五帝”传说，而
目“三皇”到底是哪三位也说不清楚。
最早记载的“三皇”为天皇、地皇和人皇，其实就源自古代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这在《易经·说卦》中即可见到。司马迁当然了解“三皇”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引述李斯的话说: “咕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皇”就是“人皇”。对人类而言，天地的运行只有和人相关才具有意义。所以，天、地、人三者之中须以人为本，故“泰皇最贵”。但是，这里所说的“天皇” 和“地皇”都不具有人格，不可能成为人类的始祖。
此后“三皇”逐渐被人所替代，成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或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或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此外还有很多说法，兹不枚举。这些说法形成的年代都在汉晋之间，主要出现于经传纬书。纬书是对儒经的解释，附会神学，多为谶纬占卜之类的内容，其中出现了“三皇”之说。这里最重要的变化是用伟人替代天地之神，完成了“三皇”的人格化改造。由于是个替代的过程，所以产生了各种替代的方案，才出现“三皇”的各种说法，黄帝亦为其中一说的人选。由此可见“帝”和“皇”之间的混淆。天地存在于人类之前，所以置换后“三皇”,就只能插在“五帝”之前。但是，从传说形成的过程来看，人格化的“三皇”说是后出现的，从“三皇” 到“五帝”的历史根本不存在，而仅仅是后代的一种文化建构。司马迁不采用“三皇”作为华夏族的始祖，秉持的是忠实于历史的立场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在秦朝以前，“五帝”作为上古时代的领袖人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秦朝李斯与众博士讨论秦始皇的帝号时，认为秦始皇一统天下， 功劳远超上古时代的“五帝”,因此秦始皇的称号中才有了皇帝的“帝”字。从其论述可知，司马迁以“五帝”之一的黄帝作为华夏族
的始祖，符合当时士人的共识。
那么“五帝”到底是哪几位呢？《史记·五帝本纪》列出来的是
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载则为黄帝、

第一节人文始祖:黄帝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始祖及相关记述。从人性的角度而言， 人们会关心最初的祖先是谁，他从哪里来？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说，始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基本特点，构成文化传统和政治的合法性。《史记》作为全面叙述中国历史的奠基性著作，必须正面回答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而它也确实这么做了，开篇就是《五帝本纪》,首先讲的便是黄帝，将他立为华夏族的始祖。
这么重要的划时代人物，《史记》是如何描述的？《五帝本纪》说: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日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这段话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黄帝是少典的儿子。读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有点异样的感觉？黄帝的身份是“少典”的儿子。那么，他显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为什么不从他爹“少典”讲起呢？世界上第一个人，才能被称作“始祖”吧。大凡古老的民族， 他们的始祖必须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个人。通过这个人，人们要知道属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