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试图通过提高大钱价值来稳定货币，但却让穷人更贫困，最终失败。又尝试铸造二铢钱，但因铜料不足，民间盗铸猖獗，市场混乱。新币禁用后，货币缺乏导致物价波动，特别是布价大跌,影响南方经济。南齐政权更推行苛重税收，加剧了农民困境。
四铢钱的铸造数额并不多，因此，不可能尽废古币(汉五铢钱、魏五铢钱、吴大钱、东晋沈郎钱等)而不用:而且顾名思义，四铢钱必然会较以往的五铢钱为轻，“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宋书·何尚之传》),便成为自然的趋势。为消除这种弊端起见，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又下诏提高大钱(指古钱)的价值，规定大钱一枚抵四铢二枚，以作补救。这一办法的实行，徒然使有钱的人钱更多，穷人生活更加困难，所谓“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而且和古钱的轻重比价也不匀称，所以“行之经时，公私非便”(《宋书·何尚之传》)。到第二年五月，就废止了这种办法。
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政府自不得不大量兴铸，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 年)，又铸造四铢钱。由于铜的缺乏，这次铸成的钱，“形式薄小， 轮廓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百物踊贵”(《宋书·颜竣传》)。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武康旧城)一县，因盗铸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就有一千多人(见《宋书·刘怀慎传》。永光元年(公元465年)二月，又铸二铢钱。二铢的重量，顾名思义又要比四铢少二分之一，可是政府却仍旧强制新铸的小钱和从前的大钱等价使用，这样，官钱一出，民间就模仿盗铸，钱币更为滥恶。在这种情势下，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政府只得允准民间也可铸钱， 但是，这样一来，币制搞得更是混乱异堂千钱长不满三寸” 称为“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烻环钱” 水不沉，随手破碎” (宋书·颜竣传》),商贾不敢行用。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 年)，下令禁用鹅眼、埏环等劣钱，“专用古钱”(《宋书·明帝纪>).这两次造新钱，不但不能使南朝的商业由于铸币增多之故而获得发展，相反，货币的滥恶引起市场物价的波动，从而使商业的发展发生波折。
自从禁止行用新钱，专用古币之后，货币缺乏的严重情况， 又回复到原来的出发点上。
钱币的缺乏，使南齐初年，又出现了钱贵物贱的现象。以绢、布为例，从东晋初年到刘宋永初初年，这一百年间，布价无大变动:从永初初年到元嘉二十七年，这二三十年间，布价跌落一倍，原来一千文一匹的布，跌到五六百文一匹；又过了三四十年， 到了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布价竟跌落到十倍之多，一匹布只值一百文了。布价的继续下降，一方面固然标志着江南地区绢、布产量的激增；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南齐的永明时代，主要原因是受了钱荒的影响。物价的跌落，受害最大的自然是生产谷、帛的农民，然而南齐政权不但不注意其剥削对象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利益，相反，竭泽而渔，自永明四年起，在征收租调时，订出了二分取钱、一分取布的折纳办法来；永明五年，又改订为钱、帛兼半的折纳办法，意图利用钱币的缺乏，而要农民缴纳钱币。上缴的钱币，个个必须圆大，在当时古币多被民间剪凿破损的情况之下，农民要找这种符合规格的钱，不是“买本一千，加子七百”(以一千七百钱换好钱一千)，便是“以两代一”(纳两钱代一钱)，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可见钱币的缺乏，不但使在江南初步发展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同时也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