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扳手”如同2015年的药审改革一样，北京的CGT产业的故事也从一纸公文开启。不仅如此，北京的政策文件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实施路径与时间节点。

起点在2024年的春末，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2024-2026年）》，将CGT与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并列，确定为需重点突破的前沿技术领域。同年12月，《北京市加快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量化目标：至2027年，培育20家以上前沿技术企业、新增15个以上临床试验批件，并在原始创新、平台建设、临床转化、产业集群等关键环节绘制了清晰的实施路线图。

政策如同建设蓝图，先行确立框架结构，疏通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发展路径。

“未来全球CGT临床试验的风向标或许将看向北京。”一位CGT领域投资人指出，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由研究者发起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IIT）入组患者规模，甚至超过了欧洲同类研究的总体水平。据悉，《关于进一步提升北京市临床研究水平若干措施》中就曾明确，鼓励医疗机构将不低于2%的可支配收入或不低于10%的临床试验等技术和转化服务收入用于支持IIT。

制度弹性源于更高层次的开放。

2024年9月，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联合发文，明确在北京上海和广东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与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与生产。这为全球研发资源在北京合规落地提供了政策通道。

一个多月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全国首家落地的外资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企业，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第一次写进“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

时间的另一端，是审评审批窗口期的持续压缩。2025年4月，北京市九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5年）》，突出“临床试验提质增效”与“审评审批提效”两大重点。在CGT领域，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评的试点项目实现了“前端加速”，但伦理审查、多中心主要研究者（PI）管理及真实世界证据应用仍是关键环节。

北京将临床资源集中配置于具备CGT经验的头部医院与专科中心，并探索“急需进口药与院内定价项目”等政策，力图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针对CGT产品定价高、支付结构复杂的问题，《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5年）》提出“衔接国家医保目录与地方支付探索”，为特定适应证的准入与付费机制预留政策接口；同时利用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吸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与商业合作，通过提升患者可及性来支撑价格-价值模型。 把一个高门槛产业做成城市工程，这大概是北京最擅长的叙事方式：规矩立得住，工艺下得去，合作讲“局气”，服务“够意思”。个别的“首例”突破，才能最终演变为“多点开花”的产业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