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鲜卑慕容氏)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诏给内徒新户耕牛，计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纪》:“永兴五年(公元413年)七月，前军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二万余家而旋。.....八月甲寅，帝临白登山，观降人，数军实，置新人于大宁(在今河北怀安东南),给农器，计口授田。”《北史·魏明元帝纪》:“泰常三年(公元418年)三月己巳，徒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北史· 魏太武帝纪》:“神鏖二年(公元429年)四月，车驾北伐......蠕蠕(柔然).....绝迹西走。冬十月，振旅凯旋于京师。.....列置新人于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沽源东南滦河),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除了“高车以类粗犷，不任役使，故得别为部落”(《魏书·高车传》),仍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分土定居”以外，大部分汉族和其他各族的移民，被强制徒居于东起濡源，经大宁，越代郡、阴馆(今山西山阴西南),西至五原、阴山、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的塞上。他们除了需要供给六镇的屯戍军队以足够粮食以外，还须补充六镇一定的兵源。
自从“分土定居下来之后，鲜卑族在它的村落里居住越久， 他们与被他们所征服的汉族和其他各族移民也越来越融合的话，则诚如恩格斯所说:“联系的血族性质就愈消失，而地域的性质便愈巩固。”过去鲜卑族氏族成员在他们新划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后，还是以“姓族”来分别的；到了道武帝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已经因为“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辨其宗党，品举人才”(《魏书·官氏志》)。“宗”固然还含有血族的性质，“党”经是地域的性质了。也就是说，氏族组织到这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变为地域组织了。
拓跋氏氏族组织变为地域组织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由游牧经济生活转入农业经济生活的过程。